为什么史弥远能这么快就当上了宰相？
有些人认为就是因为他“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只要有利可图，可以无所不为”，是他善于耍阴谋诡计的结果。
这是一种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孤立地从个人行为方面对历史人物作片面评价的结果。其实作为社会中的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的。这就回到了历史观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1.关于史弥远为何能在诛韩后快步升为宰相，傅伯成有个观点很重要。他说：
弥远谋诛侂胄，事不遂则其家先破，侂胄诛而史代之，势也。诸公要相协和，共议国事；若立党相挤，必有胜负，非国之福。又劝丞相钱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生之；差除小者，何必乖异？”
傅伯成这几句话，说明当时朝中存在着权力斗争，有人在“立党相挤”。从傅伯成讲的话看，显然是有人在挤史弥远。傅伯成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是站在史弥远这边的。他讲了一个极浅显的道理，在诛韩过程中，史弥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不成，诸公中头一个“家破人亡”的就是他。侂胄被诛，理所当然地由他取代这个位子，这是“时势”造成的，是时势造英雄。试想当时“中央”领导班子中，包括六部诸尚书，有谁能像史弥远这样执行宁宗的密旨，夺回皇权？时势需要这么一个人，宁宗、杨后需要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一定能找到，这是必然，是时势需英雄。这人不是别人而是史弥远，这是偶然，但这偶然里也有必然：这就是史弥远当时的表现。在谁都不敢冒犯韩侂胄的情况下，用真德秀的话说，就是“中外共知其非而无敢言”的情况下，史弥远敢于挺身而出，反对韩侂胄。这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宁宗、皇后要夺回皇权，正需要这样一个能够与皇室“生死与共”的心腹大臣。当时社会上一切（本书曾表述的六大矛盾）反对韩侂胄的人，包括一些曾经是朝中大臣的人都需要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史弥远在韩侂胄被诛后仅一年时间就晋升为右丞相的根本原因。这既是社会时势的需要，亦是他本人的条件使然。
2.为什么诛韩后钱象祖、李壁、卫泾、倪思等纷纷落马？
开禧三年冬韩侂胄被诛之后，宁宗的“领导班子”是钱象祖（参知政事）、李壁（参知政事）、卫泾（御史中丞、参知）、雷孝友（参知）、史弥远（礼部侍郎）。尔后两年，“领导班子”的变动如下：
嘉定元年三月，倪思，礼部尚书兼给事中。
十一月，史弥远，礼部尚书。
十一月，罢李壁，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
十二月，钱象祖，右相；卫泾、雷孝友，并参知政事；林大中，签书枢密院事；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
嘉定二年四月，钱象祖，太子太傅；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并兼太子宾客。
嘉定二年六月，卫泾，参知政事罢，行御史中丞章奏；林大中，签书枢密（薨）；史弥远，参知政事（取代卫泾）。
八月，许奕，礼部侍郎；曾从龙，起居舍人。
八月，娄机，同知枢密；楼钥，签书枢密，填林大中之位。
十月，钱象祖，左丞相；史弥远，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娄机，参知政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
十一月，钱象祖罢，行监察御史章疏。
从开禧三年十一月至嘉定二年十一月，两年间宁宗手下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变化过程说明：史弥远从礼部侍郎到右丞相而且是“独相”，成员的变化是很大的。从上述傅伯成的讲话表明，这中间有人“立党相挤”，且透露出左相钱象祖对此“不管”，即不管这种关系国家安危大事的态度，但最终是钱象祖自己去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从根本上说也是时势造成的。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宁宗从韩侂胄手中把皇权夺回，这是“一朝天子”的政治大事。在这巨大的政治变故中，参与者往往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动机与人际关系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诛韩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由于其事情的紧迫性与其时间的短促性，不可能一下子就人人“到位”，忠诚可靠。历史上任何一次“政变式”的政治动荡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都带着“过渡性”，这是政治斗争的规律。等政局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必然要进行“清查”与“调整”。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又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后人讲的钱象祖、卫泾、史弥远三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掌握这次“领导班子”结构调整的核心人物，或者说权力斗争中的最高仲裁者是宁宗自己（当然包括他的高参杨后）。
下面我们可以看看“领导班子”结构调整的具体情况。
第一个被请出领导班子的是李壁，因为此人政治上“投机性”太大了。原本他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但一看韩侂胄主张北伐，他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向拥护北伐。开禧二年（1206）五月，北伐的诏书韩侂胄原本叫叶适起草，由于叶适再三不受，故由李壁起草。六月，北伐前线失利，韩侂胄“始觉为苏师旦所误，欲去之”，李壁就“悉数其罪，劝之斥去，侂胄纳其言”，并于七月晋升为参知政事。开禧三年十一月，他积极参加了诛韩，宁宗给他加官“同知枢密院事”。对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宁宗心中有数，别人也不服气，所以第一个被请走。
接着第二个“参知政事”级的人物就是卫泾。他在韩侂胄当政时是礼部尚书，官在史弥远之上。开禧二年四月，李壁提出追夺秦桧的美谥“忠献”和申王，韩侂胄同意了。卫泾提出改谥秦桧为“缪狠”，韩侂胄不同意，说“且休，且休”！事遂止。由此可见，他和李壁本来都是韩侂胄营垒中的要人，由于他也参与了谋诛韩侂胄，诛韩后他升为御史中丞，立即提请贬陈自强，又疏苏师旦，升为签书枢密兼参知政事。但接下来，他就反对钱象祖，又反对史弥远，即《四朝闻见录》的《虎符》一文中讲的“后卫泾又以同谋诛韩忌史”，所以于嘉定二年六月乙亥（行御史中丞章疏）去位。其时史弥远只是同知枢密院事，还不是宰相，连“参知”也不是。
接着去位的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原兵部尚书倪思。他是因反对史弥远而故意挑宁宗诏书中的毛病而罢官的。
嘉定元年十月丙子，宁宗诏史弥远为右相，诏书的起草人陈晦偶用“昆命于元龟”词语，这词语出于《尚书·大禹谟》。“昆”指后代，“元龟”指大龟，古代用来占卜用的。倪思抓住这典故大做文章，向宁宗奏言：“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谓汉帝将禅位大司马。”意指宁宗是不是准备禅位给史弥远。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禁忌。宁宗读了倪思的奏疏后，大为骇异，就把倪思的奏章给史弥远看。史弥远说：“臣一时恭听王言，不暇指摘，乞下疏以示晦。”陈晦接旨后就给宁宗上了奏章，列举了本朝自任命赵普为相以来，凡拜相的诏书中，有六七个诏书都用“昆命元龟”的典故，并反击倪思说他不是不知道这些诏书，而是出于“一旦私愤，遂忘典故”。倪思因此而降职业。（陈晦与真德秀相交甚厚，这次辨明典故，颇得真德秀的帮助。）
最后去位的是最高执政官（左丞相）钱象祖。应该说钱象祖在诛韩过程中以及对金和议的具体工作中，都是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宁宗对他还是信任的，故在“过渡政府”中一直处于第一把手的地位。但正如傅伯成所言，他不能正确处理朝中的“立党相挤”问题。而钱象祖在历史上有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据史载：
宁宗庆元元年（1195）四月庚申，太学生杨宏中、周朝端、张衜、林仲麟、蒋傅、徐范等六人上书为赵汝愚辩解。诏“宏中等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
“是夜，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钱象祖遣人逮捕诸生，分遣使臣押送贬所。”
试想，像钱象祖这样的人，做普通的官也许别人没意见，可现在当了执政的高官，而且是第一把手，当年受过“庆元党案”迫害的人安心吗？他们能不极力反对吗？
总之，宁宗心目中最信得过的人莫如史弥远，朝中其他大臣也相信史弥远，这就是“时势”。
从上述“宰执”变化的情况可见，这几个执政大臣的去位，是时势的选择。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宁宗的态度。在“韩侂胄现象”之后，宁宗迫切要求有一个忠君、爱国、富有胆识和卓越才能的宰相，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宰相，所以宁宗对史弥远的选择，是客观时势与史弥远个人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史弥远当时的威信很高，这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当时的“老臣”和“新贵”都拥护史弥远，不是他善于投机，相反，正是他的忠诚与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