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能源战略，需要放到世界秩序重建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笔者把中国的能源战略大致划分为两个问题，即能源发展问题与能源外交问题。
中国的能源战略首先是能源发展问题
首先，“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构成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清洁利用煤炭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煤炭储量丰富，现在，以至将来（直到２０５０年或更晚）煤炭依然会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能源增量依然要依靠煤炭来解决。到２０５０年，对煤炭的依赖度虽然可以降到５０%～６０%（目前为７０%），但总量仍会不断增加。而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很难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大约只能维持在２亿吨产量左右。根据多家机构的预测，到２０５０年，我国的石油需求将达到７ 。６亿吨左右。届时，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达到５ 。６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７３%。中国的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仅占中国化石能源可采储量的１ 。４８%，并且比国外产气国的勘探开发成本高得多。作为一种清洁能源，中国天然气消费潜力很大。虽然国产天然气的产量仍有上升空间，但未来天然气消费将主要依赖进口。
其次，石油仍然是世界和中国重要的化石能源。石油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将占有怎样的位置？从历史上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化石能源之间的相互替代，非常规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变化不大。根据国际能源署能源统计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对比１９７３年和２００７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我们会发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一次能源供应量中，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从４６ 。１%左右下降到了３４ 。０%左右，但仍然是世界第一大能源形式。煤炭消费占从３４ 。５%左右下降到 ２６ 。５%左右。天然气消费占比由１６ 。０%上升至２０ 。９%。核能消费发展较快，从 １９７３ 年的不足 ０ 。９%的比重上升到目前５。９%的比重。水电比例维持在２%左右，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太阳能、风能及生物质能等）总计保持在１０%左右。①
在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２００７》参考情景对未来世界能源消费的预测中，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依然是全球一次能源的主要来源。它们在２００５—２０３０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总量中占８４%，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比例将从２００５年的８１%上升到２０３０年的８２%。即，新能源在２０３０年也只能占１８%。
石油仍然是最重要的单种燃料，不过其所占的比例从３５%下降到了３２%。煤炭的比例将从２５%上升到２８%，天然气的比例将从２１%上升到２２%。在 ２００５—２０３０ 年，从绝对数量上看，在所有一次能源品种中煤炭的需求增幅最大，天然气和石油紧随其后。煤炭需求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将猛增 ３８%，到 ２０３０ 年将增加 ７３%，增长速度高于前几期《展望》中预测的增长值。核电在非化石一次燃料比例中的降幅最大，从２００５年占一次能源总需求额的６%下降到２０３０年的５%。水电所占的比例没有变化，仍为 ２%。生物质和废弃物所占的比例略有下滑，从 １０%下降到９%。其他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和波浪能的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从不到１%上升到大约２%。
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石油仍将主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仍然将生活在围绕石油而存在的全球性的制度—技术—社会组织体系当中。也许，多年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今天的这些话题。
再次，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２００９年石油进口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５２%，发展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多种场合承诺，到２０２０年要把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１５%。不过，尽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受技术、经济性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道路仍将曲折而漫长，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在可选择政策情景（Alternative Policy Scenario，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的所有政策都能付诸实施）中，化石能源的需求仍将大幅度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化石能源将占到一次能源需求的 ７６%。新能源将长期作为化石能源的补充而存在。道达尔公司对未来能源构成的预测是，石油到２０３０年仍是主要能源，天然气、煤炭和其他能源三足鼎立，化石燃料占能源比例从２００６年的８１%降到７５%。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预测表明，到２０３０年，天然气、煤炭和核能是美国的主要能源；欧盟天然气、煤炭、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各占较大比例；煤炭依然是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最主要的能源。
能源外交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伯特·基欧汉曾说：“从物质含义上讲，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石油对中国而言同样关乎生死存亡。石油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石油行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至今中国似乎从未有过明确的石油战略，这一战略只是内涵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能源的中长期战略之中。
首先，运输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的软肋，是中国能源战略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经济学家从不担心运输安全，那是因为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没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冲突的政治因素。在石油进口的对外依存度超过５０%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有一套能源外交战略，动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来保障能源安全。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谋划地缘政治关键区域，保障运输通道安全的时候。
运输安全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运输方式的安全。由于运力不足，目前国内油轮承担的运输量不足中国石油运输总量的１／５，其余全部依靠外国油轮。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大国可能不会选择封锁运输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对承担中国原油运输任务的国外运输公司经济制裁，这就等于封锁了中国的运输通道。
二是运输通道的安全。俄罗斯能源专家日兹宁曾指出：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近东石油管道的历史证明，从１９３１年世界第一条石油运输管道开始使用到现在为止，八条国际能源运输管线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至少一次）被关闭过。多数情况下过境运输出现的问题都与政治原因有关。面对残存于东亚地区的雅尔塔体系，面对似有似无的三条“岛链”封锁，面对海盗出没、航道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中国有必须要谋划地缘政治关键区域，保障运输通道安全。西出印度洋的通道不仅只有马六甲海峡，还有印尼的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玛卡瑟海峡，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伯斯尼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泰国的克拉地峡，等等。
运输通道安全不仅仅是能源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海洋化”的一部分，更应当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王雅平在其《中国走向海洋化》中所言，“中国走向海洋化的过程是全方位的———太平洋、印度洋、南海———既有对政治力量的角逐，又有对能源、领土等根本利益的争夺”。在郑和下西洋之后６００年，即２００８年年底，中国海军已经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迈出了“海洋化”的实质性的一步。
其次，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外交手段。通过对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和中国参与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有几大特点：
第一，中国与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国际能源组织几乎都有合作关系。在全球层面重要的国际能源组织中，中国作为成员国的有：独立石油输出国集团、联合国下属的某些机构、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大会等。在区域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作为观察员或重要成员的有：能源宪章、欧盟、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海合会、东盟。
第二，中国参与全球能源合作程度比较低，实质性合作不多，主要是一般性合作和对话性合作。在同盟型和协作型国际组织中没有中国的身影，中国作为成员的国际能源组织往往是协调型或对话型组织。这一方面与有关国际组织具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参与能力有关。
第三，中国与区域层面的国际组织合作程度较高，实质性合作多于一般性合作和对话性合作，因为此类合作往往是点对点式合作。但仍有许多区域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中国没有涉足。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内的国际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但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特别是东亚（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大多没有政治上的合作框架，更没有组建本地区的国际能源组织。
总体而言，中国参与全球层面能源合作的程度弱于参与区域层面能源合作的程度。在全球层面的能源合作中，中国基本被排斥于主要能源组织之外。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但从全球层面的能源组织角度来看，中国还只是个“小伙伴”，缺乏足够的发言权。中国开展区域层面的能源合作较为活跃，但由于缺乏国际组织的合作框架，合作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深。
笔者认为，中国对于国际能源合作的基本态度和应当采取的策略包括：
第一，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的国际能源格局，不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
第二，中国的能源合作应当是全方位的。从中国自身来说，应当考虑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的合作。既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对话机制，也要鼓励能源企业走出去。
第三，中国应当加深与全球层面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程度，拓展与区域层面国际组织的合作。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在中国作为重要成员或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中，推动创建国际能源合作的政治框架。
第四，从国际能源合作的历史经验看，双边合作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了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一国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在全球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中处于劣势，但是可以通过加强与能源出口国的双边合作化解这一劣势。在加深同能源出口国合作的同时，应当随时注意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沟通与协调，不使其认定中国的能源合作对其造成了威胁。
第五，要加强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国际协调，特别要注意避免能源竞争关系的政治化，特别要注意避免直接冲突。
第六，要处理好与能源过境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防止出现能源运输中断。特别是要注意海路运输的风险。考虑运作新的运输通道，摆脱对马六甲海峡的严重依赖是未来中国能源合作的重点之一。
第七，环境安全应当成为今后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议题。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环境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作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
再次，关注勘探开发的热点，及早做出预案，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参与。根据不同机构的预测，未来全球油气新增储量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油气区，这些巨型油气田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和西西伯利亚盆地。其中，中东、拉美和亚太地区所拥有储量占探明储量的１／４，欧佩克国家占有巨型油田探明储量的一半以上，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仅占有巨型油田探明储量的１５%。
中国应积极地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的新区勘探开发，并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政府能源基金帮助能源企业降低勘探开发风险。近年来，世界油气勘探热点主要集中在深海、极地、荒漠以及偏远地区，一些地区相继发现了重要的油气资源，如墨西哥、南美深海、西非深海等。盐下油气藏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盆地、西非海岸盆地、滨里海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地区。北美页岩气开发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天然气工业的新特点，并将改变全球液化天然气（LNG）贸易的供需格局。随着油气价格的回升，非常规油气资源（非常规石油资源主要是油页岩、重油和油砂矿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主要是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生物气、甲烷水合物等）的开发将具有商业价值。
以战略眼光谋划未来油气新区。美国联邦地质调查局 ２０００ 年的评价结果指出，中东、格陵兰陆架东北部、前苏联的西西伯利亚和里海地区以及非洲的尼日尔和刚果三角洲等地区是待发现石油资源的重要分布区。一些没有重要油气生产史的地区都证实有新的重要的潜在石油资源，如格陵兰岛东北部和苏里南海区等。西伯利亚盆地、前苏联的巴伦支海和黑海陆架区、中东以及挪威海上等地区是待发现天然气资源的重要分布区。东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西北陆架已有大气田发现但尚未开发。北极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但该地区地质条件复杂，相关资料匮乏，生态环境十分敏感，又是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目前宜做好相关基础性工作，等待时机，积极参与。
§§崩溃环境、气候变化与社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