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自秦代起设置郡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徽州包括今天的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婺源等县。明清时期，徽州人以善儒善商著称于世，徽商的足迹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影响很大，与晋商一南一北并雄商界。自徽州商帮崛起后，徽州民居建筑走向了成熟，成为江南民居建筑的一大流派。与此同时，北方晋商也在国内外贸易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晋商把山西宅院建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山西宅院与徽州民居成为中国民居建筑领域的两朵奇葩，不过两者在建筑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北派阔大，南派精巧；北派建筑对外封闭，对内开放，南派建筑的开放功能较强；晋、徽两派在建筑材料和色彩的使用方面，以及一些建筑的细小构件，也有许多的不同之点。
庭院与天井
中国最早的居室建筑是和院落共为一体的。广大的北方地区，寒冷干旱，多风少雨，北方人要尽可能地利用阳光采暖，所建四合院的跨度较大，庭院也开阔一些。北方的大宅院里，每个院子都有两大部分，一是供家人起居、工作、学习、生活的房屋建筑；一是有围墙圈起的家庭成员共用的院子，院子里有装饰作用或教化功用的影壁，有虚实相间的垂花门楼，有隔断作用的花墙，等等。明清山西宅院和北京的四合院就是这样的建筑。从建筑角度讲，“庭者”即堂阶前也，“院者”即周垣也，宫室有院墙者方可称院。中国庭院建筑的空间意识，在于把宇宙概括为象征模式置于人的生活起居。庭院空间的联系，不是数量上的叠加，是空间的流动和文化气息的延伸。其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内外相生，虚实相形，让人感受建筑主体中的人与神明共处一方的内在融合关系，体察人与世界的参赞化育关系。
北方的院子是住宅的一个重要部分，院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方土地广袤，人口相对稀少，人们的活动空间相对宽松一些，院子的面积也就圈建得宽大一些。东、西、南、北四面的屋舍，在转角之处互不相连，适合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北方庭院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想中“虚”与“实”、“有”和“无”的具体反映。庭院的功能就是居住屋舍的延伸，是半开敞的多功能活动区域，庭院把大自然圈画到人们的生活中来。
山西宅院建筑中，家族小的，院子小，家族大的，院子大，一个院子不够，就发展成二进、三进甚至是罕见的五进院落，并且僻出正院、偏院，以便于主人、仆佣的活动和起居作息。房屋的规模大小和气派如何，基本上反映着主人的身份和家族兴旺的程度。山西宅院占地面积较大，然而在高墙峻宇中，更多得表现出了封闭严实的特点，这也是北方人对内开放性和对外封闭性的性格体现。
南方住宅的庭院是天井式的布局，如江南的四水归堂式住宅和西南的一颗印住宅，都是设天井的。有人说，天井是中国敬天畏神、天人合一观念中的特殊产物。事实上，则是地理环境使然。由于人多地少的特定条件，江南民居建筑的环境空间较之北方要小得多。岭南一带，气候温湿，蚊虫盛衍，所以对日照的需求相对少一些，院落空间相对狭窄，庭院被压缩成了精巧的天井。徽州民居建筑，房子的厢房、正房连在一起，围合自然，布局紧凑，房屋高矗，院子小巧，身在其中，只能望到一小片天空，形同坐井观天，所以名之曰“天井”。
天井的基本功能是通风、采光和排水，天井的设置满足了保持房屋干燥和较科学的屋宅排水系统。天井的深层功能有着精神方面的需求，还有礼制方面的要求、审美视觉的要求，其中也不乏迷信的成分在内。据《相宅经纂》载：“凡第宅，内厅外厅皆以天井为明堂财禄之所，横阔一丈，则直长四五尺乃宜也……深至五六寸而又洁净乃宜也。房前天井固忌太狭致黑，亦忌太阔散气，宜聚合内栋之水，必从外栋天井中出，不然八字分流，谓之无神，必会于吉方，总放出口，始不散乱，天井栽树木者不吉，置栏者不吉……左右二天井，俱宜会于大厅天井中吉方出水。”天井长宽不过一丈，太小不利采光，太大不便聚气，而且天井内不种树木，不置围栏，这也是天井与庭院的显著区别。《八宅明镜》载：“天井乃一宅之要，财禄攸关，须端方平直，不可深陷落槽，不可潮湿污秽。大厅两边有拱门，墙门常闭，以养气也。凡富贵，天井自然均齐方正，其次小康之家，亦有藏蓄之意……诀曰：不高不陷，不长不偏，堆金积玉，财缘绵绵。”正因为天井是聚财之关键部位，徽州建筑首重天井的区划。
徽州雨水多，土地狭，人口众，民居的天井紧靠屋前的有限地方或屋与屋之间的间隙地带，也有呈三角形、半圆形、矩形、多边形等平面布局，不过仍以方正的天井为好。有的天井在四周高屋峻宇的围圈之下，似乎只有巴掌一般大小，有时甚至让人生出一线天的逼仄之感。天井紧凑、狭窄，然而宅主人却会花很大精力在这里寻求疏朗、宽敞的空间。在徽派建筑中，地位最高的堂屋不设门扇，与天井浑然一体，厅内建院、院内有厅，可以说，天井是堂室空间的延伸，不过隔断性和保暖性方面相对差一些。
祠堂和牌坊
去过安徽歙县、黟县的人们，大都会被那里规模宏大的祠堂和众多的石牌坊、木牌坊所吸引。
明清时期，江南富室的祠堂与家宅不能建在一处，讲究气派，讲究规格。祠堂肃穆庄严，院落宽敞，逢年过节时族中男子都要来此烧香叩头，拜见祖宗。遇有族中人违犯家法家规时，祠堂就成为族长行使权力、执行家规的地方，那样的惩罚或许要胜过官方的衙门。祠堂平日也是子孙后代们课读进学的地方，一族子弟聚于一处，尊祖拜师，做着求取功名利禄前的一切准备。
在徽州地区，民间最常见的庞大建筑群不是住宅，而是一处处的家族祠堂。祠堂的院落与天井迥异，与北方的庭院相当。据统计，明清时期安徽的祠堂多达上万座，其中黟县现存有144座。盖一座祠堂耗银数万至数十万两银，然而这是南方一带加强家族内部凝聚力，发展家族政治、经济势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祠堂可以说是江南建筑中的代表之作。绩溪瀛州的胡氏宗祠、歙县的郑家祠堂和呈坎的罗氏宗祠，这些祠堂可以说就是明清两代规模最大的家族祠堂。呈坎的罗东舒祠，当地人称宝纶阁。宝纶阁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占地达7000多平方米，被誉为江南第一祠。祠堂是一组两进的院落，里院有两层11开间的木构大厅建筑，长达79米，宽为29米，仅此一堂的建筑面积即达到了2300平方米。祠堂的二层阁楼上，悬挂着一块大匾，由清代书法家董其昌书写的“彝伦攸叙”匾，长7米，宽3米，号称国内古匾之最。这里还有林则徐题写的两块匾额：“累世簪缨”、“观察河东”，由此也可以知道罗氏家族中曾经有人在山西做过官。一部以二三十年代乡镇染坊生活为背景题材的影片《菊豆》，是在黟县南屏村的一所祠堂里完成的。
安徽人对牌坊的喜爱也为北方人所不及。牌坊也叫牌坊门，又称牌楼。以用料来说，有木牌坊、石牌坊和琉璃牌坊，其中以石牌坊为多；以功能来说，有孝义坊、功德坊、贞节坊。牌坊可以雕饰得非常华丽，也可以是几根柱子支撑的简陋一些的坊，无论材质和形式如何不同，牌坊的基本功用依然是托起写着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的“牌”。人称徽州有三绝：民居、祠堂和石牌坊，这是确确实实的建筑宝物。
牌坊无疑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位于歙县西乡的棠樾牌坊群，将中国的牌坊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忠、孝、节、义”一字排开的七座明清石牌坊，大都是青色茶园石构建而成，三间牌楼，四柱冲天，雕刻华美，气势宏大。一座座高大的石牌坊，记录了忠孝节义者们的姓名和“功德”。修建歙县棠樾牌坊群“义”字牌坊的，是乾隆年间（1736—1795）的歙县富商鲍漱芳，当时棠樾已经有了“忠”、“孝”、“节”三座牌坊，鲍漱芳奏建一座“义”字牌坊，上表朝廷。乾隆皇帝同意鲍氏修建牌坊，同时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鲍氏要为朝廷修筑八百里的河堤，发放三省军饷。鲍漱芳一一照办。于是，龙颜大悦，赐建“义”字牌坊，御笔题写“乐善好施”，算是对鲍氏商人义举的嘉奖。当然鲍漱坊也就与这“义”字牌坊一道，几百年间被后人提及，这也是一种荣耀。不过大多数的牌坊对后人或许只是一个个符号。徽州的贞节牌坊很多很多，既反映出宋明以来程朱故里对纲常名教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江南一带重前世的生命信条。
与明清徽州祠堂比较，山西逊色一些。山西的不少祠堂就建在院子里，也有的紧邻居处而建，通常占据的空间面积不大，而且祠堂建筑也处于不太显眼的位置上。全省南北东西的几十处大宅院里，灵石静升王家的孝义坊和孝义祠规模大一些。孝义祠的建筑面积428平方米，分上下两院，下院正面窑洞3间，两旁有廊庑，有台阶和门洞，与上院相连相通。上院正中的屋子供奉着祖先王子乔，南面的小戏台建筑小巧，结构紧凑，与祭祖堂相对而立。孝义坊由青石构建而成，石梁、石柱、石基，石顶、石脊、石兽，石斗拱、石匾额，还镶嵌了镂空的花石图案。牌坊高7.36米，宽13.94米，底基上有10只小石狮，体态优美，形象逼真。左右长短不等的4根石柱，前后两面雕刻着楹联，如“克笃行谊超流俗，载锡丝纶启后昆”，“义举春秋新庙貌，礼严昭穆笃宗盟”。牌坊上的“孝义”两字，为清代著名书法家、内阁学士翁方纲于乾隆五十年（1785）所书。王家当年的牌坊有15座，今天幸存的仅此一座。
山西宅院里有一些牌坊，如沁水柳氏的“青云接武”坊，汾西僧念师家的“龙褒凤诰”“天章光被”坊，还有襄汾丁村民居修建在院里的牌坊等等，无论是牌坊，还是宗祠，与徽州的牌坊、宗祠比较，从规模上、数量上都要逊色一些。通过对祠堂、牌坊建筑的比较，是否可以得出晋人更重今生的结论？
建筑材料
江南民居多用木材，北方民居多用砖瓦，这是南北民居建筑的又一不同之处。建筑材料的不同，与长江南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物产资源状况，有最直接的关系。
山西宅院建筑首重保暖采光。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建筑取得了大的成就，特别是从明代以来烧制业较从前更为发达，民居建筑中普遍使用了砖瓦。对于地处黄土高原的人们来说，只要掌握了烧制技术，取泥土烧砖制瓦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风沙大、气候冷的北方而言，砖石结构较木质结构的房屋更加舒适，也更为坚固，特别是砖瓦结构的建筑能够轻易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明清山西大院多为砖石结构，这与明清山西地方陶土烧制业的发达也有很大关系。仅说房上瓦，就有沟瓦、滴水、云瓦、抱同之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写道：“室宇合沟中，则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沟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其垂于檐端者有‘滴水’，下于脊沿者有‘云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镇脊两头者有鸟兽诸形象。皆人工逐一作成，载于窑内，受水火而成器则一也。”
山西宅院的地面大都是方砖墁地，方砖的尺寸规格多为见方三四十厘米。越是等级高的建筑，用砖的尺寸也越讲究。屋宇落成后，铺砌地面通常都要磨砖对缝，有的还要在砖缝中淋涂油灰，油灰的成分是白灰和桐油。最考究的地面是在铺好之后，还要涂几道生桐油，保持表面的光洁美观。铺地有严格的程序，有一定之规矩，比如在房屋的明间中线上必须用整砖，不可对缝；而在游廊或室外铺地时，除用方砖之外，边上可以配上小砖，但中线上也要用方砖。院里的十字形甬路的中线要用方砖，边上再铺小砖。费时费力费钱财都不在话下。山西的这些宅院之所以能保持到今天，与其制作过程中的精良工艺密切相关。在北京故宫里有“金砖”墁地一说，而在晋中太谷曹家，祁县渠家、乔家这些显赫的人家里，也都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这些宅子的屋墙墙面，平整光滑，砖缝细密，就是因为修建时使用了磨砖对缝的精细制作工序。也有人说，这些大户人家修建屋子时，砖瓦都经过了桐油浸泡，而且钩缝时浆子由糯米汤、石灰粉、桐油调制而成，防虫蛀，防蚁啃。当年建造宏宅的豪士，他们希望将这样的宅子传给后人，让后世代代享受祖上的恩德。
岭南多雨湿润，森林茂密，取材容易，所以徽州民居的宅院，多呈密闭围合型结构，选材多取木质，屋面、楼层、檐架、仪门都是梁柱承托的木材构架，起隔断作用的墙壁也大都是雕花的木板隔扇。因此，徽派民居的木雕工艺更发达，砖雕通常只是配角，而石雕则主要用于牌坊和祠堂。徽派建筑不论是倒“凹”字型、“回”字型，还是“H”型，还是“日”字型、“目”字型，所有的屋面都是木材构建，并且用木门窗隔断成一个个空间。如通常见的大门和中门，两者相间只有一米宽窄，中门平时大多不开，家人出入由两边的耳门进出，这大门、中门、耳门，从上到下都是由长短粗细不等的木料构建，且不用铁钉，只有榫卯。在皖派民居建筑的门脸上，很少看到砖瓦的构件，山西房屋的门面上，通常只有门和窗的部分用木材构造，其余部分则用砖石筑，因此在外观气势上比较的话，山西宅院更胜一筹。
皖派民居建筑中，临街临巷的墙在转弯的地方大多不建成直角，像削去了直角一般，当地人称这样的构建方式是江南人取其“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大事化小”、“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等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告诫宅中人遇事要学会忍让，学会吃亏，否则的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几乎所有的南派屋墙都可以看到这种被削掉直角的墙壁。事实上，这与江南地狭人稠的环境因素关系最大，富家豪门修建住宅，不愿意让频繁出入的车马对自己的宅墙造成破坏，转弯的地方将直角削去一些，成为一个梯形平面，既适应了人稠路窄的道路要求，也能保护自家的建筑长治久安。而在山西的宅院建筑中，这种被削掉角的墙面寥寥无几，在笔者看过的几十处老院子中，记得只是在沁水的柳氏堡寨和阳城的砥洎城里，见到过被削去直角的院墙。山西的宅院，大多建在乡间，空间宽阔，人迹稀少，巷道相对比较宽敞，也就没有削去墙角的必要。
建筑风格
从历史上考察，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以后，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异逐渐形成，元、明、清六七百年中，江南地区保存沿循着宋代遗风，出现了一大批园林式的民居建筑和诸多朴素自然的水乡聚落点；而在北方，则充分发展了表现尊卑、主次、内外、血缘等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然而，规避尘嚣，陶冶性情，追逐舒适华丽，则是南北方建筑的共同之处。
木构梁柱、坯砖花墙、顶脊瓦饰以及风水学中的阴阳、五行、八卦、元气理论，连同脊饰、雕刻、年画、门雕、窗花、匾额题字，都饱含着对家道平安、子孙发达、万世兴旺的理想祝福。清代一位叫宣鼎的人，在他的《夜雨秋灯录·十八鹤来堂》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高邮的大户人家夏翁，在建宅上梁的那一日里，“他衣冠端正向喜神所在方向揖拜，许多亲戚朋友穿着吉庆礼服环立侍候”，突然，云际间飞出一群仙鹤，数数有十八只，所以取堂名为“十八鹤来堂”；在盐城，有一富户下葬之时，突然有五鹿前来，于是就将家里的前厅取名为“五鹿至堂”。书中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同地域的民居建筑风俗与信仰有些是共同的，许多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是相通的。不过从建筑风格和屋舍的格局方面，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皖派建筑中，田园风格最为突出。自南宋经元至明初的300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由开发、稳步发展到逐渐繁荣的时期，村落形态由防御型向田园型过渡。余秋雨笔下的江南民居，是这样一番景象：“……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就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缕白白的炊烟……”他这里描述的小桥流水人家只是江南普通的居民生活，而不是我们要比较的昔日那些江南大户的屋宇和天井，然而，趋向园林式建筑则是江南民居的共同特征。
通过对歙县、黟县几处已成规模的民居的实地考察，对江南一带民居建筑的田园风格深信不疑。在民风民俗上，这一时期崇尚自然、朴实的淳美，受儒家、道家思想学说影响加深。江南人由单一的面水而居发展到了逐水而居，歙县的唐模村，黟县的宏村，夹溪筑屋，幽深曲折，街贯巷连，民居景观与村落自然景观自然融合。渔樵耕读，安居乐业，共同构筑了田园牧歌情调的村落景观。在一些独门独户的园子里，大肆张显主人重山水田园风格的特色。由徽商建造的大型住宅群，整园雕梁画栋，满室楹联字画，山石鱼池，庭花阶柳，构思巧妙，极尽奢华。清代《歙事闲谈》载：“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田园风格在皖派建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色彩上看，皖派建筑色彩明亮，清一色的白墙灰瓦，与碧水交相辉映，幽静雅适，美不胜收。山西宅院通常为砖瓦本色，也有的是石头所砌的石头红或是类似的颜色，这也是由于北方风沙大、雨水少的自然条件所致。所以皖派民居建筑更显婉约清丽，山西宅院建筑则显凝重厚实，可以说，是地理环境、气候因素以及人文气氛决定了南北建筑的不同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所限制，可以说山西宅院很少有江南水乡那般玲珑之作，但是为了弥补自然条件造成的缺憾，山西宅院的配饰上将青山碧水、吉祥花卉精心刻画在梁柱门坊之间，并且在选址的时候尽可能找寻背山面水的风水吉地，因地制宜建成花园、廊榭、精舍，营造一个可以追随风雅、能够吟诗作赋的小环境。皖派民居都有抱厦，或者是在房屋前面加出檐门廊，或者是后面毗连一些小房子。其他的细部构件，徽派民居建筑与山西宅院也有较大差别，如照壁与软门，南派门第华丽，北派沉稳厚重；皖派滴水大多为带沿翻翘的猫头滴水，院墙为防火性能较强的马头墙，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