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教所占的成分最重。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追比圣贤，立志有为，随处铭刻修身养性的哲理，随时提醒“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精髓，这是山西宅院文化中充分体现的三教文化核心。道教、佛教、儒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糅合，相互作用，所以现存的明清山西宅院里，既可以看到宅院主人大肆标榜的儒家信条，也可以发现许多与佛、道文化有关的建筑装饰。一个百姓黎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山西地处内陆，近代西方文化对晋人思想的冲击总体上并不大，因此山西民居建筑文化主要还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体现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礼俗礼制，提倡中庸之道和敬业修身，讲说仁义道德。然而封闭的宅院文化无疑对居住其中者产生一定的束缚，特别是思想上的禁锢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宅院文化又不乏一些消极的影响。将儒家格言刻写在木柱楹联、梁枋匾额间，将佛家八宝、道家八仙雕饰在建筑上，将历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个个最精彩的场景，都是山西宅院中传统文化的张显。
祁县乔家宅院的主人乔致庸，命名宅第的正堂为“在中堂”，将“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学命题涵盖了乔氏不偏不倚、中正无过的处世之道。乔家宅院百寿照壁的两旁，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题的砖雕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标榜儒家的“克己复礼”，注重个人修养，提倡文章道德的社会功用和积极影响。古人有履中、履道、履约之说，“履”就是施行，就是实践，“和”为中庸之道的核心，仅在《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和”出现了八次之多，如“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大体上说，“和”当为和睦、和谐释解。《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提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对于经营之家来说，人和是指人心之向和内部的团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人和更为重要，“履和”二字道出了乔家人的经商之术。在乔家宅院的入口处，有一副醒目的铜板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家族兴旺靠的是“和睦”，恰恰印证了中国人“和气生财”的世俗文化。这副对联出自《礼记·礼运》篇中“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铜联为当时大清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书，传说是乔家用了10万两白银换得。不过，同样内容的楹联在黄山黟县民居中也有一幅。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对联看出，乔家经营买卖，首先看重的就是人和。
阳城北留镇的陈廷敬家族的大宅院，人称皇城，严格说来，当年主人是称为中道庄的。陈廷敬的祖父陈昌言，号称中道庄主。“中道”为孔圣人所提倡，遇事合于中庸之德，即为得中道的人。《孟子·尽心章句》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之所以将所居之院落称中道庄，意取其行为举止必行中庸之道，既不狂放，也不狷介，如此则可保持言论行为的适度和得体。清初陈氏修建“斗筑居”时，由陈昌言作《斗筑居铭》131字，虽自认简朴没有文采，却是持家旺族的至理名言。“斗筑拮据，二十余年。创之不易，守须万全。阴雨叵测，侮余耽耽，牖户绸缪，日夕谨焉。徙薪曲突，明烛几先，勿谓一星，势成燎原。疏渠补漏，夏秋更专。勿谓一隙，蚁穴滔天。曝晒蔬果，登屋相沿。最损瓦舍，切戒勿然。僻兹一隅，水绕山环。鹪鹩一枝，茅屋数橼。风雨可恃，俯仰托全。修齐敦睦，追本溯源。和气致祥，家室绵延。世守而勿替，惟我子孙之贤。”中道庄主作此铭文，意在启佑后人追本溯源，深思远虑，房屋构建修盖不易，维持保护也不易，所以告诫后人“世守勿替”。其中的“修齐敦睦”、“和气致祥”一类的家训，是中国历代士大夫都提倡的公德、私德兼而有之的品格，陈家先人为了使家室绵延，可谓是费尽心机。正是在这样的家族文化氛围中，陈氏家族中人才辈出，创下了“一门九进士，三代六翰林”的辉煌。
榆次车辋常家的9世常万达，将其所建一组大型院落取名为世和堂，而他为子孙后代修建的并排十座二进院子，也取名为“谦和堂”、“体和堂”、“贵和堂”、“雍和堂”等等。由此及彼，当知清代山西商民对中庸之道的感悟是比较到位的，这也是他们信奉的人生哲学。传统文化的“六行”，指的是人生在世应努力于六种善行之间。《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六行：孝、友、睦、姻、仁、恤。”汉代政论家贾谊的《新书·六术》载：“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祁县渠氏家族经营的长裕川茶庄，有一幅门联为花瓶图案，顶端为瓶颈状，下端各有一朵莲花，“莲”即“荷”，由此蕴藏着对平（瓶）和（荷）心态永远的追求。在底部的瓶身，还有两幅图画，右边一老者在松树下枕石而眠，左边一老者在竹林弹琴拨弦。当地人常说，睡卧者安居，操琴者乐业，想必在平和心态中，安居乐业本是人生最佳境界。
灵石静升王氏，尊奉的先祖牌位是王子乔。王子乔是一位传说中的神仙，据汉代刘向《列仙传》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音gōu）氏山巅。’至此，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李白有《凤笙歌》一诗：“绿云紫气向函关，访道因寻缑氏山，莫学吹笙王子晋，一遇浮丘断不还。”缑氏为春秋周地，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因山得名。地当伊洛平原东部的嵩山口，历来为军事要地。因此在王家宅院里，道家文化较儒、释文化更胜一筹。
和合是民间常见的两位神仙，山西宅院供奉雕刻和合图，对当时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含意。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二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睦同心、买卖顺利之吉祥，将传说中的和合神仙雕刻在门庭之间，可谓是一举两得。尊迎“万回”之神，恰恰说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和家人对频繁远足他乡亲人的祈盼之情。
经商人家不一定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然而却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标榜各自的商业道德。乾隆年间（1736—1795）榆次常家在常万达、常万玘兄弟经营时，开始走向兴盛。常万玘的商号均以“德”字为号名，最有名的如大德昌、大德川、大德美等；而常万达的商号以“玉”字号命名，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十大玉”商号。渠氏家族中对山西贡献最大的人是渠本翘，他一生信奉“修德”、“敬业”，渠家宅院里不乏此类内容的楹联、门楣。敬业一贯为儒家积极倡导，孔子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说教，认为治理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必须严肃认真，诚实无欺，节约费用，适度驱使民人百姓。在这里，“敬”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做事要认真；二是对人有诚意有礼貌，谦恭随和。山西商人特别讲求“敬事而信”、“富而不骄”，所以才能在几百年的商战中傲立潮头，所向披靡。阳泉官沟张家宅院的一处匾额上，有内取“信裕豚鱼”外取“忠贯金石”的门楼匾额。“信及豚鱼”为一成语，意为对猪和鱼类的动物也要讲信誉，何况于人？将这样的警语勒石铭记，目的在于告诫族中之人讲信用，不欺人。《周易·中孚》彖辞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十三经注疏》称：“鱼者虫之隐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争竞之道不兴，中信之德淳著，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之。”张家就是靠着厚道忠诚、童叟不欺的经商之道，成就了先人的遗愿，完成了光耀门庭的重任。
“仁”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道德境界。孔圣人看来，“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寡言是历代封建圣人标榜的美德，并取得了历代士大夫文人的普遍认同。乾隆皇帝初临大位时，左都御史孙嘉淦奏上被后人誉为清朝奏折第一的《三习一弊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德者，君子之所独，才者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可见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德和仁的含义基本没有改变。孔子教导弟子们：“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晋中几座明清宅院中的“慎俭德”、“慎言语”、“仁周义溥”一类的匾额，将品德修养与做官行商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宅院中人对儒家信条的认识和理解。类似的文化装饰有许许多多，如“居之安”、“淳风”、“静观”、“洞达”、“诒多福”等等警言匾额，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祁县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学吃亏”、“善为宝”、“慎俭德”、“慎言语”、“辑熙轩”、“读书乐”、“观光第”、“稍可轩”、“载籍之光”、“弗（福）禄尔康”等等。在横额是“读书乐”的院门上，与之相配的是挂落两边的木雕丝线团、书卷册，取诗书传家的家训，挂落中间的是麒麟背上的童子，象征着子孙日后富贵。晋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门楣上有余庆、敦伦、循规、坦荡字样。其中既有做人处事的要诀，又有读书修身的提示。在介休张壁古堡贾家巷一处称做嘉会堂的宅院里，门前有直径3米的砖雕照壁，门座汇集了福、禄、寿、喜字样，门匾上的“书田传世”几个大字，体现着宅主人不弃耕读、追求平稳的朴素思想。这些楹联、门匾上的文字，大都出自《诗》《书》《礼》《易》类的古代经书和《论语》《孟子》类的儒家典籍，也有的出自神仙列传、二十四孝、唐诗宋词一类的书典。牌匾与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砖、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题写，既有装饰门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还可以标榜宅第主人的志向情趣。这类的门联、楹联、匾额在山西宅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传封建礼教、标榜个人志趣方面的作用不容低估。大成至圣的孔夫子教育弟子们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于是在丁村的大门洞上，赫然醒目地雕刻着“坦荡”两个字眼，而且在坦荡堂里，门楼匾额配之以“璞玉浑金”，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自然是未加修饰的美质，而坦荡的襟怀，正是这样的真纯质朴的品格。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虽说住在方砖墁地、梁柱滚金的深宅，山西人也不忘将表现高风亮节、君子隐德的竹子雕镂在砖墙、门框、影壁上。常言道：“门前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茂林修竹有君子居处，这是意境，是追求。晚清名臣曾国藩有句名言：“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这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也是他们常常自我标榜的高风亮节。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这样的地方乃为群贤毕至之处，追比圣贤，是每个读书人的理想。宅院主人借竹的高风亮节，勉励自己实现“年年高”、“节节高”的美好心愿。
宅院门框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抱鼓石上，通常雕刻鹤、鹿、麒麟、狮、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清代官服的标志是：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在山西民间广泛流传着做官不必大、当个一品二品就行的说法，可见宅子修建时雕刻的禽兽图也都是有讲究、有隐喻的。王家宅院的一组抱鼓石，延年松鹤、亮节竹枝对称，簠中寿桃、簋中苹果，取平安长寿之吉祥。簠、簋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装食物，古有“簠簋不饰”之成语，批评为官不正的人。做官者因贪污受贿被废，不说是不廉，而说“簠簋不饰”，后来人们弹劾官员贪赃枉法、做官不廉多指责为“簠簋不饰”。王家把簠、簋礼器雕刻宅院门口，意在告诫族中有官位之人行为要检点，做官要清廉，如此才能永保富贵荣华。在榆次车辋常氏家献亭的白玉栏板上，我们也看到了一组石雕的图案，其中便有簠、簋器皿，其用意也是很明白的。渠家宅院大堂屋的门窗上，镶嵌着大理石圆镜，既有装饰作用，又有表白明镜高悬、清白世家之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