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任何宗教一样，在产生之初，面临传教布道的问题。为了聚集更多的信众，佛陀及其继承者在传法布道上往往用精美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来吸引民众。佛陀从鹿野苑初次传法开始，采取的是口头布教的形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他身后。在传教过程中文学性的语言不仅有利于吸引信众，也有利于布道者记忆佛法。
一、翻译事业的开始
佛典输入前中国古代也有翻译：一为以今翻古，一为以内翻外。以今翻古即以现在的语言去翻译古书中的语言，如太史公《史记》之译《尚书》；以内翻外者即以华语翻译异族之语，典型者如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鄂君译《越人歌》。越语原文如下：
滥兮汴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译为楚言如下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佛教文学的兴起肇始于佛经之翻译，这是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自从有了翻译之经典，佛教与文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佛经以它精美的语言、奇特的想象吸引了中国文人，使佛教的影响渗透到中土文学创制中。佛教文学输入以后，中土文学在音韵上、故事题材上、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学的影响。
中国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起于何时，我们已难以确切知道，这一点和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形颇为相似。有关这一点，已在上一章中述及，此不赘述。学界有人以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图经》为真，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接触佛典之始，即使此事属实，但此期尚处于口授阶段，未见有译本。汉明帝永平八年（65）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为人所知，但有无佛经译出还不得而知。另有学者以相传永平十年（67）摄摩腾、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为中国佛经翻译之始，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格言，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及《孝经》，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迁就本土的习惯。考其译语，不似东汉时所译，而且该经在《出三藏记集》及《综理众经目录》中均不见记载，恐本经乃是出于东晋时代的一部伪经，因此也不宜将它作为佛经翻译的开始。
可考的最早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公元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谶、安玄、康巨、严佛调等。晚汉以后有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下文将逐一介绍。
二、佛典翻译的代表及译文风格
佛典翻译的代表首推安世高。安为安息（伊朗）人，本名清，为安息太子。后汉桓帝建和初年由安息辗转至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安世高的汉译佛典，贵本尚质，他很纯粹地译述出他所专精的一切，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传达出来，在翻译术语的过程中他常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去比附，如以“无”译“空”，以“无为”译“涅槃”，这是早期佛教依附于道教在佛典翻译中的反映。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称安译：“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然而不倦焉。”安译比较重视原文，有些地方为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复、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如“受”译为“痛”，“正命”译为“直业治”等）之病。但总的说来，比较偏于直译，措辞恰当，“道而不烦，全本巧妙”（道安）。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先生推崇安世高为“佛经汉译的创始人”，郭朋先生则说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安世高译文与佛教文学有关的《转法轮经》，叙述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度化曾伴随自己的五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以后《佛本行经》里的一个重要篇章，它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佛的文学故事。
支谶为月支人，后汉灵帝间译出《道行般若经》等十余部经典。支译的特点是力求保存原意，许多地方多用音译，“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支敏度称“凡所出经，类多深义，贵尚实中，不存文饰”。译文虽有滞涩感，“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此外支曜、康巨也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译文特点也是弃文存质，这应该是汉时翻译经典的整体情形。盖此时佛教初入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学尚未深刻交汇，外来僧人精通华语者亦少，故所译少修饰，尚质朴。
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有支谦、康僧会、维只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维只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222）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带给当时诗坛一种清新的哲理诗的空气。《高僧传》卷一称其：“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
康僧会是吴国著名的佛教徒，也于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孙权为他建造了建初寺，他译了《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这两本经中故事较多，文学性较强，如《六度集经》中的很多故事流传很广，对后来的文人创制影响巨大，其中的“瞎子摸象”故事，就被苏东坡演绎为著名的《日喻说》，生发出“扣盘扪烛”之典故；《旧杂譬喻经》中也有很多譬喻故事，其中的“多智王佯狂免祸”就被刘宋时的袁粲改编为《妙德先生传》。三国众多译家中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法句经》、《瑞应本起经》为最重要。支谦，月支人，支谶再传弟子，汉献帝末避乱入吴，精通华梵，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他反对前人译经过于质朴的风格，主张文质调和，畅达经意，开创了一代新的译风。首创会译之法，对后代译事产生了一定影响。《高僧传》称：“谦辞旨文雅，曲得圣义。”
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西晋武帝时发愿求经，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二人精通梵文。“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所译《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皆妙得文体，文义允正。
但翻译的最伟大时代还在公元317年以后。这时候是五胡乱华，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极点的时候，然佛教徒却以更勇猛的愿力，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动着。许多佛教徒持着“殉教”的精神，在宣传，在讲道，在翻译。从晋室南渡（公元318年）起到隋灭陈的（公元589年）二百七十多年间，据《开元释教录》所记载，南北二朝译经者凡96人，所译经共1087部3437卷。在这九十几个翻译家里，最重要者为道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诸人。这一时期的译经活动改变了最初的口授形式，胡僧来华和华人西行使得精通梵汉的译者得以出现，大规模译场的建立也使佛教翻译更加专业和科学，译经水平大大提高。这一时期对译经贡献最大的当属道安和鸠摩罗什。道安本是华人，也不通外语，但他是译经的卓越组织者和翻译文体的厘定者，“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另一重要人物是鸠摩罗什，罗什生于龟兹，9岁随母历游印度，遍礼名师。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挟而归，滞于凉州。后姚兴讨光灭后凉，迎什至长安。罗什不仅在翻译内容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般若经》，而且由于他本人“深通梵语，兼通汉言”，在翻译文体上也一改过去朴拙尚质的文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其译文无不宏丽畅达，语意显明，文字优美，为译界一流宗匠。所译《金刚》、《法华》、《弥陀》、《维摩》诸经，深得文人喜爱。
总体来看，西晋前翻译文风尚质，译文呆滞；晋室南渡后的翻译文风开始趋雅，译文渐趋精美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