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诗僧概况
中唐以后，诗僧创作渐为繁荣，其名字常见诸于诗文记载中。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载“江左诗僧”情况曰：“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诗僧剃发易服，栖隐山林，食菜蔬饮清泉，视万物为虚空，以人生为苦薮，把人生解脱作为旨归，其生活、思想异于世俗之人。他们以心灵为主体，以超越的眼光去观照万事万物，所得诗情自是与众不同。对僧诗的特有风格，唐人多评价为清。这种清是僧人独特的修持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诗中的显现，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中曾曰：“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辞，故粹然以丽。”刘氏在此敏锐地指出僧诗以清为主的特点，并道出了渊源在于佛教三慧之学的定学。“定”意译为思维修，是一种精神高度集中，不为外物所扰，专注于一境的精神状态。诗僧多有禅定经历，于定中得境，故而悠然以清。唐代僧诗中多有许多对清境的描写，如灵一诗中极爱用清字：
《溪行即事》：“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转清。”“野岸烟初合，平湖月未生。”
《宜丰新泉》：“每到清宵月，泠泠梦里闻。”
《送范律师往果州》：“乱峰寒影暮，深涧野流清。”
《春日山斋》：“晴光拆红萼，流水长青苔。”
《赠别皇甫曾》：“紫苔封井石，绿竹掩紫关。”
《酬陈明府舟中见赠》：“稻花千顷外，莲叶两河间。”
孙昌武先生认为灵一“在他不多的存诗之中，多有这样神清气爽的佳句，从中透露出他那种抖落尘俗的情思”。灵一的一些诗中确实能做到清新流畅，于清境中藏有生机，但这样的清畅之作在唐代僧诗中实为少见。他的清妙境界乃是从“中宵自入定”的气定神闲中得来，整诗虽能得体物之妙，但仍摆脱不了清中之苦、定中之寂。所以《唐才子传》在赞灵一诗“清畅”之后，同时又指出其诗“刻意声调，苦心不倦”。至如“滤泉侵月起，扫径避虫行”。仍可见清苦之致。
备受推崇的诗僧皎然，同样爱用清字，《岘山送崔子向之宣州谒裴使君》曰：“楚思入诗清，晨登岘山情。”《送广通上人游江西》曰：“香炉七岭秀，秋色九江清。”《送李秀才赴婺州招》曰：“猿清独宿处，木落远行时。”不独喜用清字，还用清称许别人，《答苏州韦应物郎中》评价韦应物说：“荡漾学海资，郁为诗人英。格将寒松高，气与秋江清。”所涉青松寒山、清秋落叶、清猿独宿之景，无一不是充满着凄苦寂寞之态。
诗僧贯休在诗中也明白无误地说：“发岂无端白，诗须出世清。”他评李白诗曰：“日角浮紫气，凛然尘外清。”评孟郊诗曰：“东野子何之，诗人始见诗。清刳霜雪髓，吟动鬼神司。”贯休虽慕太白的清逸超拔，但才力所限，他力图清逸的诗多被人评为粗豪，其清仍不过是寂寞生活在诗中的反映而已。
齐己诗说：
禅玄无可并，诗妙有何评。五七言中苦，百千年后清。
诗家为政别，清苦日闻新。
冰压霜坛律格清，三千传授尽门生。禅心尽入空无迹，诗句闲搜寂有声。
齐己不独于诗中直接用“清”字，也喜欢描写清境，如：“良夜如清昼，幽人在小庭”。“风涛出洞庭，帆影入澄清。何处惊鸿起，孤舟趁月行。”如同其喜用“清苦”一样，造景皆清幽寂寞。而《荆州新秋病起杂题一十五首·病起见庭竹》中则更多地入于苦僻，诗曰：“病起见庭竹，君应悲我情。何妨甚消瘦，却称苦修行。每谢侵床影，时回傍枕声。秋来见平复，吟绕骨毛轻。”处于此种萧条境况中的是一位清瘦苦吟的独行僧。郑谷赠齐己诗云：“格清无俗字，思苦有苍髭。讽味都忘倦，抛琴复舍棋。”所赏乃是诗的清格。稍后的五代孙光宪在《白莲集序》评齐己：“师趣尚孤洁，词韵清润。”孤洁、清润仍然是清字的翻版。
从以上对僧诗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苦、清寂是僧诗的显著特色，在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语言上的刻意精工、苦加锤炼。二是指诗歌境界狭小清寒、冷僻苦涩。唐代文人对唐僧诗的清苦特色有着清楚地认识，刘禹锡的《澈上人文集序》中已逗消息，序曰：“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除对皎然、灵澈较许可外，对其他诗僧并不赞赏，但亦无明显批评之语，多是抱着“同情”的欣赏态度。而入宋以后文人对唐代僧诗的清苦风格则大加鞭挞。宋代文人对以贯休、皎然、齐己为中心的中晚唐诗僧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不高，宋人叶适对唐代诗僧多有微词，曰：
唐诗僧，自中叶以后，其名字班班为当时所称者甚多，然诗皆不传。如“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数联，但见文士所录而已。陵迟至贯休、齐己之徒，其诗虽存，然无足言矣。
明确地批评唐僧诗清苦的是宋人范晞文，其《对床夜语》卷五中曰：
唐僧诗，除皎然、灵澈三两辈外，余者率皆衰败不可救，盖气宇不宏而见闻不广也。今择其稍胜者数联于后。清塞云：“丛桑山店迥，孤烛海船深。”“寒扉关雨气，风叶隐钟音。”“饥鼠缘危壁，寒狸出坏坟。”齐己云：“只有照壁月，更无吹叶风。”“湘水泻秋碧，古风吹太清。”贯休云：“好山行恐尽，流水语相随。”“壑风吹磬断，杉露滴花开。”子兰云：“疏钟摇雨脚，积水浸云容。”怀浦云：“月没栖禽动，霜晴冻叶飞。”亦足以见其清苦之致。
范晞文所列诗句乃属气格较高者，但清苦衰飒之状已难以掩盖，并且范氏把种清苦诗风与诗僧的“气宇不宏，见闻不广”联系到一起。这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诗境格局的促狭是同一个问题，也正是唐僧诗的凡陋、衰败所在。《〈白莲集〉提要》中对唐代僧诗有一段总结性评论：
唐代缁流能诗者众，其有集传于今者，惟皎然、贯休及齐己。皎然清而弱；贯休豪而粗；齐己七言律诗不出当时之习，其七言古诗以卢仝、马异之体缩为短章，诘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诗居全集十分之六，虽颇沿武功（姚合）一派，而风格独遒，如《剑客》、《听琴》、《祝融峰》诸篇，独有大历以还遗意。
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唐代僧诗多沿姚武功一派，篇章短小，语言艰涩，风格卑弱。甚至其中的代表如皎然辈也是“清而弱”。《提要》对齐己部分五律诗句较为赞赏，称为“风格独遒”，这也正从反面说明大部分僧诗的风格不具备遒劲之风，也正是《提要》评皎然时所说的“清而弱”所在，由太清而导致的风格孱弱正是批评的焦点，这也正是宋代以来对宋初以九僧为首的僧诗的批评之处。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宋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精神空前高涨。而以九僧为代表的晚唐体诗风，不关风化，刻意琢磨，清寒凄苦，对此范仲淹批评为“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范仲淹对九僧诗含愁苦之音的批评主要还是着眼于政教，而同时代的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载的许洞难九僧之事，则是从艺术上道出了九僧诗的格局褊狭之病，格局的促狭反映在诗风上就形成清寂，因为诗中所用诗料不出山、水、风、云、僧、琴、茶、酒等物事。欧公门生苏轼对唐代僧诗多有不屑，他说：
仆尝观贯休、齐己诗，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盖时文凋敝，故使此二僧为雄强。
苏轼虽未明言批评之处何在，但从对蜀僧演几“老于吟咏，精敏豪放”的评语中不难看出他欣赏豪放，而不喜清寂。清寂、清苦当是坡公批评贯休、齐己二僧诗的应有之义。北宋文人对僧诗清苦之风的批评甚至影响到北宋诗僧对僧诗的品评上。北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权巽中诗》：“世称唐文物特盛，虽山林之士，辄能以诗自鸣。以余观之，如双井茶，品格虽妙，然终令人咽酸耳。”《冷斋夜话》卷六评僧景淳诗：“桂林僧景淳，工为五言诗，诗规模清寒，其渊源出于岛、可。”他所欣赏的诗是如李白似的语带烟霞，春含草树，在《中跋养直可师唱和真隐诗》中曰：“可上人语迅快，如‘漱壑夜泉响，扫窗春雾空’，不类菜肚阿师语。”那种疲尽精力而吟成的苦诗在惠洪看来是不足贵的，他所看重的诗文应是自然而成，一挥而就，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
由宋人引发的对僧诗清苦的批评影响深远，这一评价奠定了宋代文人对北宋僧诗的评价，还影响到后人对北宋僧诗的品评，甚至影响到后人对所有僧诗的评价上。如冯舒评九僧诗：“此诸大德，大抵以清紧为主，而益以佳句，神韵孤远，斤两略轻。”方回评九僧曰：“凡此九人诗，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许印芳曰：“其诗专工写景，又专工磨炼中四句，于起结不大留意，纯是晚唐习径，而要柢浅薄，门户狭小。”纪晓岚一针见血地指出：“九僧诗大段相似，少变化耳。”此语可谓切中其病。九僧在作诗上大都注重中间两联的锻炼，忽视起结。这种先炼腹联再装首尾的做法往往造成通篇的不连贯。其他僧诗也大略如此。如纪昀评北宋清顺诗“格意殊为卑弱”。这与僧诗题材不广，语言单一，境界平淡等有直接关系。
二、寒山子及其诗
寒山子是唐代一位充满神奇色彩的诗人，不知姓氏，隐于天台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寒山行为颠张，人皆谓“贫人风狂之士”，“状如贫子，形貌枯悴”，履木屐，载桦皮，着敝裘，于村墅野林之间或歌或笑。关于他的出生年代问题，历来有“贞观说”（627-649）以及“大历说”（766-799）。贞观说以唐代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为始，后经宋释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肯定，后人如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元释熙仲《释氏资鉴》、1979年版的《辞海》等均以此说为准。此说近年来多遭质疑，从寒山诗体制来看，寒山在讲究平仄和对偶的诗中，合乎黏对者占大部分，当中两联对偶者占大部分，这些都是唐初贞观年间五言诗歌所不具备的，寒山诗必定产生在律体诗相当普及之后；寒山诗中《余见》一篇曾提到盛唐的吴道子，也说明他不应该是初唐之人。大历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五十五所引《仙传拾遗》（此书已佚），经纪昀《四库提要》提及，近代学者胡适、余嘉锡、钱穆考证质疑后，此观点逐渐深入人心。近年来仍有多数学者对此说做了大量修正、肯定工作，其中以王运熙、杨明的《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钱学烈的《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为代表。
寒山现存诗313首，其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风格独特，不拘格律，高远空灵，清新通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朵奇葩，是佛教思想在中国诗歌之树上结出的最重要的果实。他的诗歌在唐宋时曾有流传。有传闻说杜甫一览寒山诗而结舌，黄庭坚更是不敢和寒山诗：
昔宝觉禅师尝命太史山谷道人和寒山诗，山谷诺之，及淹旬不得一辞，后见宝觉曰：“更读书作文十年，或可比陶渊明。若寒山子者，虽再世亦莫能及。”宝觉以为知音。又山谷或时侍晦堂，而道话次之，晦堂云：“庭坚今以诗律鸣天下也，为寒山诗者，庚韵得知否？”鲁直答曰：“昔杜少陵一览寒山诗结舌耳！吾今岂敢容易可知韵哉！直饶虽经一生二生，而作诗吟难对老杜境界，矧亦寒山诗哉！”晦堂俯首之。
此段话中不知黄庭坚所依何处？但能令老杜结舌，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寒山诗最主要的部分是他的宗教诗，这部分诗歌又可分为佛理劝化诗和内在体验诗。后者主要表达自己的宗教体验，充满了禅悦之喜；前者是在开悟后对他人的劝诫和指导。寒山的佛理劝化诗中充满了人生的无常感和痛苦感，例如他的第四九首《一向寒山坐》反映了生命的无常：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来访亲友，大半入黄泉。渐减如残烛，长流似逝川。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第六五首专写人生之苦及由苦引起的烦恼：
“乘兹朽木船，采彼紝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涛复不止。唯赍一宿粮，去岸三千里。烦恼从何生，愁哉缘苦起。”
寒山子的这部分诗中还有很多是讽咏人类的“贪、嗔、痴”三毒及杀生等罪恶，并对这些人发出警告，希望他们早日从混茫中超出，超脱生死之道。如第一七二首《我见世间人》刺尘世之人：
我见世间人，茫茫过路尘。不知此中事，将何去为津？荣华能几日，眷属片时亲。纵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贫。
寒山认为迷途众生心猿意马，易堕落而难向上，必须以佛教振聋发聩之音以警醒启发。如第一五二首：
人生一百年，佛说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忿似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猕猴心，须听师子吼。
寒山的宗教体验诗是他最好的诗歌，他以参透世事人情之后的明澈与了悟，将内在的生命体验化为白云、明月，讽咏心境冥会、万物一如的悟境，如：
岩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万象影像中，一轮本无照。
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石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在寒山那里，自然是自心的明象，鲜花、流水、明月都是自心外在映现的庄严，完全处于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优游于物外的孤高独步的境地与禅僧之三昧境相同。
寒山诗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具有民歌那种通俗、质朴、生动、清丽的特色，这种特点易于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故而寒山诗在民间的流传非常广泛。寒山诗学习我国优秀民歌的比、兴传统表现手法，还有细腻、清新的风格。当然在寒山诗中，通俗、质朴、生动的艺术特点是最突出的。寒山诗所独有的风格为后代文人所模仿，从而形成独特的“寒山体”。“寒山诗乐天多效之，荆公集中有拟寒山诗二十首。”王安石的二十首拟寒山诗收于《王临川集》中，这些诗不论形式和内容，都极似寒山诗。苏轼也曾经拟过寒山诗，这些诗在《东坡续集》卷五之中。宋代以后，高僧、禅师拟寒山诗者，也不乏其人，如宋代法灯、慈受深，元代中峰明本，明初楚石琦，明末石树等，都有唱和之作。
三、道潜及其诗风
释道潜，字参寥，禅门名僧大觉怀琏弟子。生前曾被朝廷赐紫衣，赐号“妙总”，苏轼诗文中常见称参寥子“妙总师”或“妙总大师”。陈师道称其为“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与当时士大夫文人苏轼、苏辙、秦观、曾巩、陈师道等人多有交往，诗酒唱和，赏玩从游，情深意笃，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道潜籍贯向无争议，《释氏稽古略》卷四曰：“钱塘高僧名道潜。”《咸淳临安志》卷七十明确称道潜为“于潜浮溪村人”。《四库全书提要》亦承此说。综上可知道潜为钱塘高僧，里籍为杭州于潜浮溪村。然而关于其生卒却不见诸于记载，幸运的是苏轼文集中留下了珍贵的线索。苏轼《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记：“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由文记可知参寥小东坡7岁，东坡为1037年生，则道潜生年当在1044年。约政和中卒。
道潜不仅为禅门大德，于禅余间亦常作歌诗，其诗清丽脱俗，为当时文人所称赏，有《参寥子诗集》十二卷传世。晁说之评价曰：“孤山教体外，赋诗汤休上。后来数参寥，接手得宗匠。”其诗风格多样，略有如下数端：
（一）幽深清远之林下风流
诗僧因生活环境所限，所用诗料多山、水、风、云、花、竹、琴、僧、寺之类，故而诗风常不脱衲子习气、蔬笋气。宋人姚勉《题真上人诗稿》曰：“僧诗味不蔬笋，是非僧诗也。”元好问《木庵诗集序》云：“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僧诗正是以其“蔬笋气”创造了一种幽深清远、潇洒出尘的审美范型。道潜作为诗僧，其诗歌也不免多言山林野鹤，四时物序。张耒即指出了此点，《感春》曰：“吴僧参寥者，潇洒出埃尘。诗多山水情，野鹤唳秋旻。”如其《庐山杂兴》数首，以登山临水为一盛事，远离尘俗，忘情山水之间。以清净之眼观清净之山，触目所得皆风流潇洒。如：“异花无冬春，瑶草亦芳润。”“春风锦绣谷，红素自相依。”“溪雨昼忽破，藤花照清漪。”以至于沉浸其中，“每往辙忘归。”再如卷一《再游鹤林寺》：“招隐山南寺，重来岁已寒。风林惊坠雪，雨涧咽飞湍。壁暗诗千首，霜清竹万竿。东轩谪仙句，洗眼共君看。”写景造物虽无新奇，但中间四句却极为清爽。尤其是“霜清”句，清远渺茫。
多言山林野鹤固然可造就林下风流，然也会失之于气宇狭窄，枯木灰槁。如《诗集》卷二《次韵太虚夜坐》写天寒夜幕，意境就甚为萧散，“窗根立冻缸”一句即见寒俭态。卷六《宿回峰院寄黄择中察院》：“秋堂立四壁，物色夜蕭然。藜床抱孤影，起坐未成眠。”卷七《卜居智果》：“青灯残篆夜寥寥，门外秋风振萧萧。”青灯只影，深夜无眠，的确凄凉。除意境萧条外，过多的关注碎细的事物（如写月则详分为落月、夜月、寒月、上弦月等），也造成了诗歌的眼界不广。
（二）清丽绝俗之潇洒出尘
山林之气为僧诗所共有，道潜诗的特点更在于清丽绝俗之姿。东坡谓其诗句“清绝与林逋上下，而通于道义，见之令人萧然”。陈振孙称“其诗清丽，不类浮屠语”。所谓清丽侧重于清中之丽，寂中之动，是与寒俭枯槁的蔬笋气相对而言。东坡即称道潜诗“无一点蔬笋气，体制绝似储光羲”。如其《细雨》诗云：“细宜池上见，清爱竹间闻。”再如“诗成暮雨边”、“流水声中弄扇行”等诸句有清气无寒态，诗情浓郁，春意盎然。上举数句曾得王荆公、秦少游、俞清老赏爱。道潜这部分诗在写法上往往于尾句见功，或用盎然之花，如卷一《临平道中》之“藕花无数满汀洲”。或用青青之草，如卷七《春日杂兴》之“野花汀草占春多”。或用悠悠之声，如卷一《秋江》之“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以飞动之态破平山远水之静，以枯木逢春之兴替代三冬无暖气之寒。
（三）平淡自然之田园气息
田园诗是道潜诗集中一个突出的题材，仅卷二、卷四就各有一组共八首田居四时诗，其他如描写四时节序等诗也有着浓浓的田园风。其诗集中出现“杖藜”十二次，言及陶潜亦十余次，足以表明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道潜不仅生活上心仪渊明，诗风诗法上也追步渊明。苏轼《与参寥第二简》曰：“笔力愈老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更当磨揉以追配彭泽。”惠洪也揭示了这一现象：“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语逼真处‘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惠洪所引后诗为道潜名篇《东园》，即闻机杼声，则距世极近。“仿佛”二字则又似忘世。诗人正是身处世间，而心在梵天，正得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妙，悟渊明“心远地自偏”之理。从佛教胜谛义看，世间即出世间，正如六祖《坛经》中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道潜正是深谙“平常心是道”的禅理，因而在诗中处处流露出自然任运之风。如卷一《邵仲恭许相过金山》：“时移物改何足论，身世悠悠本非固。”“鸠鸣屋角山雨余，花苞破红满芳树。”看破生死，有陶潜之委运旷达；平淡自然，如陶诗之芙蓉出水。
（四）绮语艳丽之未忘情语
禅僧作绮语、未忘情之语，在宋代是常有之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惠洪，曾被王安石女目为“浪子和尚”。东坡《次韵道潜见赠》曰：“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即指出了道潜身上枯形灰心与不能忘情并存。《参寥子真赞》中说：“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查慎行曰：“参寥诗却有士气，故佳。若止高僧禅客诗，亦无取焉。”道潜诗集中确存在一些绮艳之语。如东坡《书参寥论杜诗》引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仆言：公禅人，亦复爱此绮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哉。”至如卷三《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诗戏以此赠》：“底事东山窈窕娘，不将幽梦嘱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东风上下狂？”虽言禅心不起，但用语绮艳，于襄王之典中亦见出寂寞难忍，于佛家之戒律终是有违。其他如卷二《寄仲恭》：“感此芳菲节，美人旷佳期。”“好凭三尺鲤，寄我相思诗。”感时玩物，不能忘情。再如迎来送往、唱酬和答之中，更见其涉世之深；甚至在东坡南迁之时，以作诗讽时而得祸。
（五）雄深雅健之士子情怀
蔬笋气为僧诗本色，但不免有寒俭态。北宋之时，文人多崇尚无蔬笋气之诗，因而禅得僧作诗除本色外，多有出位之思，如追求清中丽、清中艳、清中绝，甚至追求阔大诗风，如吴之振《宋诗钞》论惠洪诗云：“雄健振踔，为宋僧之冠。”道潜部分诗歌“颇少含蓄，落落不俗”，有雄深雅健之气，为僧诗别调。如：
昔过广陵日，兹楼亦盘桓。飞甍切星斗，鸿鹄争危栏。怳若随扶揺，九万直上抟。下视古帝基，萧条空漫漫。（卷四《次韵顺上人登寿宁阁》）
旷达未应输清节，风流可复羡知章。我非照镜迷头客，一接清欢亦似狂。（卷二《次韵何子温龙图见赠》）
虎踞龙盘亦漫雄，城芜狐兔往来通。（卷二《次韵少游学士送龚深之往金陵见王荆公》）
上引诸诗颇似李太白《古风》之作，第一首酷似太白“西上莲花山”。太白言“飘拂升天行”，道潜曰“九万直上抟”。太白有“俯视洛阳川”之悲天悯人，道潜有“下视古帝基”之惆怅感叹。第二首清疏旷达之个性与“仰天大笑出门去”之太白亦暗合。第三首怀古叹今，则直承文人情怀。
此外，道潜的一部分赠答之作，也写得气势飞扬，如：“先生道徳若为容，曾向南都幕下逢。拔俗高标惊万丈，凌云逸气蔼千重。低梧暂宿张家凤，浊水难藏许氏龙。”（卷三《寄苏子由著作》）“文章炜烨动当时，隽乂虽多不并驰。解激颓波旋往古，独怜夫子抱青规。山川淑气真能感，宇宙雄名岂浪垂。”（卷三《赠子固舍人》）“命世高标见实难，狂澜既倒赖公还。学穷游夏渊源际，文列班扬伯仲间。”（卷四《曾子固舍人挽辞》）“茫乎一气同浑沦，弥漫六合无边垠。”（卷五《寄济明》）以上诗句视野开阔，气宇宏广，似文章巨公所著，殊不类衲子所作。
道潜于宋代诗名大振，不独缘于东坡等诸公的赏誉，更是远绍渊明，近袭苏黄，善于学习，自成诗风的结果。如《参寥子传》所评：“师之诗，雅淡真率，上欲窥陶、白，而下有雁行苏、黄句。即未脱子瞻烟火，雅不乐与宋人同烟火。如参寥自有为参寥，非第以子瞻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