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结束了，还没到结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毕业考试刚过，分配尚无动静，许多人便按捺不住，纷纷做着各自的准备。我回到24斋，又已过三个月，发现有人不仅神不守舍，人也常不在宿舍里了。
我是心里有数的：凭着我那篇毕业论文，唯一以评《红楼梦》为题、获得吴组缃优等评分的论文，我自以为我很可能被留下来当助教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宿舍倒成了我读书的场所。
节令已过立秋，气候还很闷热，我养成了趁清晨凉爽时分来读书的习惯。
天刚蒙蒙亮，我便洗漱过，坐到南窗下，翻开又一卷。等到同屋人起床，我已看过了小半本。“缺德”回家去了，邱老夫子还是钻图书馆，老牛则要到系里去，参与毕业分配工作。
这天上午，老牛早早地从系里返回来，动员我到女生楼去看一看崔笑迎：“人家就要出发了，你去道别一下嘛！”
“我从没到女生楼去过，还是欢送会上说‘再见’吧。”
系里安排了欢送会，为奔赴边疆的毕业生送行。我心里想，但没有说，到欢送会上我再祝福他们吧，真诚地祝福，祝福武文斌和崔笑迎。
“你也太没良心了！做鉴定的时候，人家为你说了那么多好话，说你人正直，有才气，应该留在北京，分配到最能发挥特长的岗位上……”
毕业生的鉴定，是先在同学间背靠背进行，然后由党团组织和班干部一起汇总拟定评语。那评语写进档案，将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评我的，我也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评我的。但我的确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评我。她明知道我是多么的自私，却还给我这样的评语。
“那她，她为什么非要到边疆去呢？”
“人各有志嘛，何况，她是团支部书记。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水平，她说她到边疆去做教师就最合适。——常生兄弟，说心里话，我佩服她，是好样的，高尚，纯洁！——你不去我去，我去看看她。”
过了不大一会儿，老牛慌慌张张地又回来了，手里拿着那个花毛巾口袋装着的热水袋。那是我从校医院转到“康复班”时，托邱国栋退还给崔笑迎的。当时我想，既然是用团费买的，那就应该留作公用，谁用得着时再给谁用呗。
“她走了，崔笑迎她已经出发了！”老牛气急败坏地喊着说，“今天下午两点的火车，她不愿意惊动同学们。”
“是跟武文斌一起吧？”
“武文斌前天就走啦。”
“是去打前站？”
“给谁打前站？”
“他们不是一起奔赴边疆嘛！”
“什——么？你，你想到哪儿去了？这可是天大的误会，真真的南辕北辙呀！武文斌是去大西南，崔笑迎是去大西北！”
我噌地站起来，觉得地在摇晃，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是崔笑迎托同屋留给你的。她说要你多保重，腰痛可别留下病根。”老牛双手托着那个热水袋，伸到我面前来，“这，这本来就是小崔她自己的！”
老牛猛地把热水袋往我怀里一摔，声嘶力竭地狠狠骂道：“你个笨蛋！你个混蛋！”
（十八）
开往西北的列车，始发第三站台。第三站台没有天棚，而天边滚过隆隆雷声。送行的人们多已撤去，—场暴雨即将来临。
我沿着一节节车厢寻找，一个个窗口寻找，寻找那身影，那四年来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的身影，那一年来深深刻印在我心里却紧紧封存起来的身影。
“笑迎，崔笑迎！”我喊着，找着，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走过一个又一个窗口。猛然间响起了刺耳的铃声，铃声催人，急火攻心，铃声骤停，列车启动。
“笑迎，崔笑迎！”我喊着，找着，跑过一节又一节车厢，跑过一个又一个窗口。列车加快了速度，带动着我疾步前行。不！列车你停下来，停下来！不啊！一切都重新开始，重新开始！
“笑迎！笑迎啊！”
终于，在这行进中的列车上，在那匆匆离去的前方窗口，闪现出了她的面容。
她听到我了，她看到我了。我奔跑着，我飞奔着，我从书包里掏出热水袋，举在手上摇晃着。车轮滚滚，车声隆隆，现在只有它，能替我说话了。
她笑了，我看到了她那圆圆的脸上，漾出了一对酒窝儿。
她哭了，我看到了她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泪水盈盈……
站台已到尽头，列车呼啸而过。远了，远了，灰色的古城墙一动不动，绿色的列车犹如受惊的长龙，向前突奔。
雷劈电闪。暴雨降临。我呆立在站台尽头，凝然不动。
我的目光透过雨帘，追踪那远去的列车，直到它消失在铺天盖地的雨雾之中。
雨水倾盆，浑身湿透，我呆立在站台尽头。凝然不动。
我的眼前只有两根铁轨，两根冷冰冰的铁轨，并行绵绵无尽，永远不能相交。
附记
一年以后，降临一场政治上的急风暴雨，崔笑迎被打为“右派”。
先是，她的父亲在“肃反”中被诬为“曾变节”，她为她的父亲辩护。后来，她又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辩护，遂在“反右”后期被补划进去。从那以后，她跟所有同学再无联系。
“文革”初期，她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重新团聚。在那个喜庆的日子，老班长却先让大家肃立，为崔笑迎等几位早离我们而去的同窗默哀。
武文斌作为系里特邀的贵宾，出席了庆祝晚会。晚会会场设在六院广场，我们曾经住过的体育馆，那高雅的大屋顶，就是舞台的背景。
北大百年校庆晚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光明行”。
牵手
段宝林
作者简介：
段宝林，男，1934年生于江苏扬州。1954年入北大中文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兼客座教授，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著有《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立体文学论》《民间文艺与立体思维》等。曾获中国文联“山花奖”、意大利人类学国际中心“彼得奖”。
我是搞民间文学的。民间文学在文艺科学中是一门新兴学科，属社会科学范畴。我爱人是搞航天火箭的，学的是电子自动化，这个专业在自然科学中是比较尖端的。我们两人在专业上可谓相距遥远，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呢？不少人很奇怪，不过我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常想：“如果沙漠要找爱人，一定会找大海！”不是吗？不光在专业上，就是在性格上，我也希望找一个与我自己不同心理类型的对象。我从小失去父母，养成孤僻的个性；而我爱人从小就能说会道，小学时就翘着嘴说长大了要做个律师，当外交部长。动静互补，正可以调节一下家庭的气氛，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利于下一代的全面发展。我们从小就熟识了。我爱人陈素梅，是我大舅的三女儿。大舅是电信局的报务员，抗战时期带着全家逃难到大后方。我爱人就是在这苦难的时代出生、成长的。她从小就吃过许多苦，在桂林、贵阳时，刚上小学，就帮父母摆小摊子补贴家用。有一次在油灯下切酱牛肉，不小心把手切破了，怕顾客看见血，慌忙把肉包好……1946年，他们才回到故乡扬州，同我一起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那时我小学刚毕业，她比我低三四年级哩。相见时，虽很幼小，似乎相互都有些朦胧的好感。她母亲和我母亲年轻时姑嫂关系很好，我母亲的病逝，使她对我更加爱护，我读书成绩好，更受到她的重视。记得在1947年夏天，她曾给我买过一件浅蓝色的香港衫，很漂亮的。她似乎很愿意让素梅多和我在一起。有一次，她派我们两人一起出去做一件事。我们俩走在路上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一前一后，走在高墙极窄的“一人巷”中，虽然没什么话，却有一种非常温馨、幸福的感觉。早已失去母爱的我，对任何一点怜爱，都是非常敏感的。
1948年，解放战争临近扬州古城，他们到镇江去了。1950年才回扬州。而此时我已参军离家。后来他们又迁居淮阴，我们也就很少联系了。直到1954年，我在上海考上了大学，大舅从报上看到了我榜上有名，特别高兴，知道我已到北大读书。直到1957年夏天，我三年级时，暑假回扬州，他才来信邀我到淮阴去玩玩。到了淮阴，见了素梅，我才知道，她已在淮阴中学高中毕业，已在苏州航专和南京航空学院仪表专业读书，高中时已入了党。她的性格还是活泼爽朗的，但在我面前却变得羞涩文静，成了一个秀美的姑娘了。
有一天，大舅母神秘地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还没有，她说：“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我以为她要介绍素梅了，但不是，她介绍的是素梅的女同学，已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那位。后来我们见了面，有一些交往，觉得不够理想，也就没有谈成。其实，在我心目中素梅更符合我的标准。她内心也有同感，所以我回北京后就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逐渐由少到多，每周至少一封，信纸也愈写愈多，后来我每周都要收到她一封沉甸甸的来信。写情书也成了我紧张的学习生活中非常高兴的事。她在大学时当了班长，工作很有起色，不久调整专业，转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距离更远了，但我们的关系却更亲近了。她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又兼任党支书，受到同学的爱戴。在信中常给我寄一些照片来，有在米格飞机前照的，也有在成都钢厂劳动工地照的。信中谈起班上的事，使我对她的一些同学也相当熟悉了。我们逐渐进入热恋之中，在信中倾诉衷情，互相鼓励，使我们在政治上、业务上都有了突飞猛进之感。
我当时在班上任团支书，为了向科学进军，1958年春，曾去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他们集体编书的经验，回来后两个文学班决定共同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为此还请师大中文系毕业班的孙一珍、张恩和来班上作了报告。我当时负责“导言”部分，写出了初稿。后来又参加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写信向上海作协的熟人孔罗荪、吴强等作家请教，得到强烈的反响。可惜因毕业在即，我们最后未能完成这些编书任务，后来全部移交给55级三年级同学去续写了。当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打破知识私有。55级写出了《红色文学史》上下册，出版后受到欢迎，我们也很高兴。这段历史现在很少人知道了，《红色文学史》确是54级先干起来的。而当年的我呢，在爱情之光的照耀下，对自己的任务兴致很高，可谓“投入”。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素梅她们工科院校大办工厂。她们自己设计生产了收音机。后来我毕业留校，不久借调到市委大学部参加全国教育革命展览会北京馆的工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也来参展，素梅托她同学给我带来一台他们自己生产的收音机。此机小巧玲珑，音色很好。打开收音机，听到美妙的音乐小夜曲、安魂曲，就像素梅在身边一样。此机一直用了二十多年，没出过什么毛病。展览会在和平门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这是烈士刘和珍的母校，我在此工作浑身是劲儿，早起沿和平门——宣武门——菜市口——虎坊桥的马路大跑一圈，哪怕是狂风呼啸的寒冬，我照样只穿汗衫、短裤在街上跑步，引来不少惊奇的目光。在我这内心的青春之火中，当也有爱情的成分吧。大学部的同志彭佩云、车孤萍、杨朝朔、肖锋等人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曾提出要调我到市委工作。我说我还是热爱我的业务工作，民间文学教学更重要。他们也很尊重我的个人意愿，让我回北大继续教书。
当时要开一门新课《当代十年文学》，大家一人讲一部分，分给我的是“新中国的民间文学”和“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两章。当时我25岁，从来没有上过讲台，所以备课特别认真，看了能找到的所有有关材料，写了许多笔记，然后又写了两个笔记本的讲稿。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参照，全靠自己去创造，去填补空白，困难很多，但越困难，干得越起劲儿。爱情不但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成了某种激励的力量。有小诗为证：
爱情和理想
爱情是云彩，
在阳光下是火红的朝霞，
离开了太阳呢，
只是乌云一朵罢了。
作于1958年
爱人在远方
爱人在远方，
钢笔在手上，
把火热的激情，
倾泻在笔尖上。
作于1960年
此课为全系性的大课，在未名湖边楼上的一个很长的大教室上课。听课的有中外学生三四百人。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终于走上了北大的讲台。讲稿写得太多，只能拣重点讲，并印发了讲授提纲。1960年，我作为文学史教研室的秘书，又组织了一个“文学讲座”，每人一讲，大家讲自己最喜爱的题目。第一讲是我讲《大跃进民歌中的巨人形象》，从美学上作了一些分析，因为讲得太激动，所以有一定感染力。当时总支部书记程贤策同志对我说：“四年级秦川同学说段老师讲得好，我想是哪个段老师呀？一想原来是你，好好干吧！”可是他们班上的洪子诚同学多年之后还有印象，说我的热情过分了，甚至使人起鸡皮疙瘩。这是当时真实的反映。
1959年暑假我到河南招生，这是古典文献专业的第一次招生。完成任务后我就回淮阴与素梅聚会。在淮阴，素梅的甲状腺小瘤子要动手术，在十多里路之外郊区的部队医院，大舅母委派我去照顾她。手术很顺利，病房中五六个病人都很友好。有一个李太婆，据说是个地主，但很会说笑话，常逗同病房的小女孩和农村妇女玩。小女孩也很活泼，谈谈笑笑，很有意思的，我记下了她们口中的许多生动语言。晚饭后，我和素梅去河边、林中散步，农村的风景很好，我们双双倚坐在草堆下，仰望东方一轮圆月缓缓升起，感到无限幸福。当时我感到内心诗潮涌动，爱情竟使一个书生成了诗人，一首首小诗滚滚而出，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当然是很幼稚的，只是反映了河边月下的情思余绪而已。现在一时也找不到了，其中一些意象还朦胧记得，如歌唱“雪里红梅”“手托卫星飞天的少女”之类。对爱情与理想的关系也忽有所悟，写下了“爱情是什么？阳光下，它是朝霞一片；离开阳光，它又变成乌云翻卷”等句子。“在热恋中歌唱爱情”的诗句是珍贵的，我把它珍藏起来，以致珍藏得难以找到了。但在我的心底，那一片阳光下的朝霞，永远不可磨灭。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人生的道路上，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同奋斗，我们的青春年华都献给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这是最幸福的事。阳光照耀下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整天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