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级、78级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国家复兴之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振兴中华”等口号先后开始流行。大学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极小，更不用说北大学生的数量了。报考中文系并被录取，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中文系的录取分数还是较高的（现在高考填志愿，文史哲已经不是热门了）。自我感觉不错、社会形象也好的中文系学生中有一部分的异性朋友就是校外的或家乡的。当然，有了异性朋友，意味着可能有嫁娶对象。尤其是公开展示两人较为固定的在一起的关系，更是大家默认的一个重要过程。一般的，这种关系不轻易变动。如有了变动，人们，特别是同班、同级同学，甚至是班主任，也会注意到，并会私下议论怎么回事。反复变动对象关系在当时是罕见的。人们既没有这样想，更没有这样做。
一个班级，出双入对的始终只有少数那么几对，有的仅仅是多串了几次门，这都是“关系”的信号，所以自然地大家都会注意到。同一宿舍的人，通常是最先知道本宿舍内某人的情感变化和关系进展的，他们通常也会“保密”一段时间。因为是上下床，所以即使入夜了，如果上下床的“床主”有一些自以为隐蔽的生理反应或个人活动，他的垂直空间的“床友”立刻就会知道。当时，他会略感不快，因为他的睡眠受到了不稳定的或是阵发的困扰。然而，翌日早晨，回想起来，他会悄悄地莞尔一笑，因为头脑里获得了一点不便公布的室友的隐私。如果将夜间同白日进行有关系的分析比较，他会在爱情心理学和青年心理学方面获得重要体悟。也算补偿吧。
我们这个时期还是有其特点的。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应不应该离开农村，应不应该“抛弃”爱他的村姑，竟成为全国报刊讨论的热点。这一年正是1982年，也就是我们毕业的那年。北大虽领风气之先，但是在男女婚恋方面的实践上，并没有走出多远。虽然在宿舍夜谈时可以高谈阔论，在报刊撰文时可以反叛传统，然而，个人大事还是个人大事，一般不轻率行事。此外，虽然当时物质上人们普遍贫乏，而且是“均贫”，但是大学生在精神上是相当“高贵”的。无论婚否，他们总会很容易地感受到羡慕乃至爱慕的目光。在家乡、母校或者原单位的朋友、同学、同事中，获得异性交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收到怯生的或是火热的情书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毕业有个去留问题，去留同配偶有关。所以，如果在外地确定未婚夫（妻），毕业时就要么去外地组成家庭，要么留京后再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如果家乡已有糟糠之妻，还有绕膝儿女，那么基本上都是选择回本省工作，当然是省会城市了。个别例外的，那是因为已经踏上仕途，通过“组织”，不久就能将“家属”调京，但也有已做好打算，在京城再组新家的。那时候，毕业分配，只要自己提出留在北京，一般都能实现。本班52人，就有36人留京，去外地和出国的，也都是自己的决定。
我的大学本科四年，都是在32楼408室度过的。我们同宿舍共有六人：蒋祖钢、刘宏彬、潘维明、唐根希、李工和我，前三位均在29岁以上，后三人入学时都是20岁上下。四年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大家讲过任何色情的或涉性的故事、笑话或实际生活现象，尽管有时候也会就交朋友问题议论议论，开开玩笑。刘宏彬性格豪爽，直抒胸臆，喜欢向同室倾诉青年时期的恋爱纠葛、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烦恼和欢乐，他什么都能讲，但也不涉性。他甚至能在晚上一边做着胴体的清洗工作，一边面对着你大谈家庭生活的风波，“痛说革命家史”。但是大家也都只是议一议、笑一笑。老蒋、老潘都是上海人，又都下过乡、进过厂，见多识广。但也从来不会在我们面前提到性的问题。好像谁谈论这方面，谁就会让大家看不起似的。大家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闲聊、议论、吹牛、玩笑，相当随便，但就是不涉性，“不谈女人”。也就是不从性的角度谈论女人，不从隐私方面谈论女同学。即使某几位女同学喜欢在头上戴朵花啦，扎个别致的小辫啊，穿身好看一点的新衣啦，通常也只是看在眼里，不会马上发表议论。但是如果某位男生同这样的女生接近得多些，人们也会注意到，并且会适时地善意地调侃他几句。
大家都很朴素，服装缺少个性，头上多条头巾、绸带，都会很显眼。当本班女同学张曼菱大力提倡“东方女性美”的时候，大家都抓不住要领。后来的一个暑假，她和汉语78级的一个女生在学校游泳池边上，晒了一个夏天，两人都晒成巧克力色，让返校的同学们着实吃了一惊。应该说，那时的这种追求，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十分先锋了。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才知道多晒阳光是“富”和“美”的时尚，巧克力色是让人羡慕的。当然作为黄种的中国女子有了巧克力色，似乎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认同为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时兴交谊舞，首倡的是谁，我不敢太肯定。但张曼菱好一阵子确实很热心，常跑到男生宿舍鼓动张三李四去“大饭厅”。等到快毕业时，班上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学会跳舞，因为很多人不肯学，包括本人在内。少数人学了，浅尝辄止，没有学会或没有学好，一开舞会，还是下不了海。但是女同学中有几个还是学出了成果的，至少有两位同外系男生“谈成”（不一定婚成）了的女生。在择偶过程中，跳舞成了重要的交谊媒介。舞会在催化社会风气乃至校风方面，还是有其特殊效用的。当时，学舞、跳舞、办舞会，都是社会风气和个人欲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迟钝、持重、爱面子，都会被心直口快的倡导者冠以“思想不解放”“保守”的名称。所有参加者，晚间踏上返回宿舍的路时，都有一种身心开放、大脑兴奋的感受。大部分人都在学舞或教舞，所以舞会没有什么观赏价值，显不出谁跳得特别好，人们也不大在乎舞技如何。大饭厅，放个录音机在地上，舞会就成立了。
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上，似乎是思想解放推动感情解放，再进入精神文明建设。交谊舞在先，礼貌用语在后；群众运动在先，政治运动在后；民间运动在先，官方发动在后。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粗线条。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有点滑稽可笑，但事实在历史上就是这样。所以，跳交谊舞不像现在，有一些讲究，比如男伴如何向女伴发邀请，女伴如何应答或谢绝推托，还有什么动作姿态、仪表服装等。当时连礼貌用语都未普及提倡，你又能指望它如何高雅？舞会先是思想解放的象征，然后才成了“搞对象”的场所。这么说，也许简单了点，但舞会本身真是先简单后复杂的。当时的人们，大部分有两个出发点，一是继续操练，二是交谊娱乐。新时期初期，舞会在大学兴盛一时，还是比较“单纯”的。由此也可看出，西方文明在中国内地登陆时，它在影响大陆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大陆文化的改造。舞会是稍后进入上一代人的，但使下一代人意想不到的是，上一代人中竟颇多舞林高手。原来，他们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扫除“舞盲”的成果。那时候的交谊舞是向前苏联“一边倒”的情况下普及的，但也是40年代延安窑洞舞会的新继承。只不过20世纪40年代的舞会只是在身在农村的干部中时兴，而现在却都市化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一个在大学校园里出产情爱故事的时期。虽然，爱情或性爱的越轨行为在任何时期和年代总是免不了的。而伴随情爱的性爱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渐趋增多。1980年前后，班主任、班干部虽然“睁着眼睛”，但却没有多少这方面的事情可管的。因为有婚姻和无婚姻的老小同学一般不怎么随意攀越自己及别人的婚姻樊篱。年龄悬殊的同学间很少会发生婚恋纠葛，有一点苗头，也会有班干部、班主任以一种旁人觉察不到的工作方式予以铲除或掐灭。这就减少了故事萌生、发展的戏剧性。多少年后，同学们相聚一堂时，少数知情者才会又回顾当年峥嵘岁月，同窗风波，略略表述一番当年的工作业绩。“老人政治”至少保证了广大同学比较平静地度过四年寒窗生涯。一些传统的或现代的恋爱方式仍在地下悄悄地进行。
诗人、小说家、政治家、科学家等在校园中已经出现，但更多的是对这样的桂冠的追求行为，风气使然，爱情亦有染指。将情书夹在发表有自己作品的文学期刊中，借外系女生一阅请予雅正；向在群众集会中尽显政治家风度和魅力的广场英雄投寄情书，倾诉爱慕芳心；在舞厅中一展技艺以获得白马王子青睐；也有不作任何技艺、容貌表现，借助自己的淳朴、勤奋和大姐牵线赢得幸福美满的尝试；还有在毕业前夕，共商出国跨洋、比翼双飞之大计的范例；个别小白脸过于女性化地过于长久地洗抹脸蛋眉眼，一度迷恋体育学院田径姑娘的健美大腿，日日临场观摩，虽然怪异，也是有的；Y系数男同C系数女同赴泳池共同“训练”，也有结对成功之典故。当时定情的社会化表现，主要是出双入对，比如共同观看露天电影，偕同阅读于图书馆等，还包括男友帮女友占座端凳，女友帮男友排队买饭之类的社会行为，等等。
在我们毕业前夕，男女交往在有的学生那里已演绎成对身心欲求全面满足的活动。在当时被认作是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或“性过错”的事件，开始在人群中、宿舍中私下传播。这类事情，在当时，通常会经过东窗事发、老师调查教育、处分或不处分这样几个阶段。在北大，当时这类事是民不举官不究。处理很谨慎，影响也较小。知情者只限于当事者双方或三方，加上班主任和班长、党支书这样几个人。一般由班主任向系负责人汇报，尽可能保护同学、爱护同学，无论是在名誉上，还是在前途上。当然如果不得不给予处分，也还是会对当事人产生某种或隐或显的不利影响或留下某种人生阴影的。几乎每个班级都免不了会有个别这类事件。应该说，许多班主任都是化解危机的高手。控告始乱终弃，或不慎当场发现，这是比较多的两种情况。从校规的文字表述上看，对学生的要求和约束是相当严厉的。如果完全照搬实施，那么难以想象大学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相反，也难以想象大学会是什么样子。大概大学只能按校规以可行的方式实施才能办好。在人们的心目中，相对来说，“被发现”要比“被控告”似乎更容易博得同情。但是，“被发现”往往更多地带有神秘的甚至传奇的色彩，而且往往有多种解释。当然，这两种情况，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一种留下笑柄的缺憾甚至耻辱感。
等到毕业分配前夕，有了“对象”的同学就会多一重苦恼，自己去哪儿？“对象”怎么办？“对象”如果是同学，就要在毕业分配时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是校外的、外地的，也要妥善安排自己。特别是对象是外地的，一般就很可能被分到外地去。幸好这种情况很少，有资格找对象者，多数还是理智占上风的。按学校毕业分配规定，未婚的对方，不在毕业分配照顾范围。当然，规定是人执行的。毕业分配工作小组通常是班主任和系主管副主任等人组成，这时候，班主任也不会故意同有了“朋友”的毕业生过不去，硬是拆散一对“鸳鸯”，而是在可能范围内，力所能及地给一点照顾。当然，如果双方是同班同学，分配（现在叫“就业”）时，班主任会向这一对讲清楚：你们两个只能一个去好一点的单位，另一个去稍差一点的单位。如果两个都是最好的单位，恐怕同学当中会有意见云云。总的来说，当年那种半保密状的毕业分配工作方式，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班主任一周下来，话都说不出来，嗓子完全嘶哑。因为他同每个毕业生至少要谈三四次话，还要同用人单位通电话以及面谈。那时不像现在交通便利，用车便利，相当一部分交谈是见面的，那时最主要的联系方式还是通电话。由于当时电话设备落后，通话质量不高，所以喊叫是免不了的。
有“对象”的同学向班主任提起“对象”时，很少使用“男朋友”、“女朋友”的称呼，都是“我那个老乡”“我那个朋友”“我那个同学”，校内外系的称“小王”“小胡”，本班的则直呼其名。补充一句，如果别人已经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极少有其他人再去“攻关”“撬掉”的。现在这些年，有很大不同，有了“朋友”，照样也会被别人夺走，或又自己再换更合适的。现在出现“换人”情况，大家已见惯不惊了，那时可就是个“意外”事件或引起“公愤”的劣迹了。
教师找对象比较隐蔽，等同学看出来时，要么已经是结婚的前夜了，比如班主任程郁缀同外系宋老师；要么已经成了夫妻了，比如给我们讲古代文学的倪其心，他由于历史道路坎坷，成婚较晚，虽在紧挨着我们宿舍楼的一个楼里住着，但没有什么动静就办成了大事。注意“影响”，是师生们的普遍守则。这一方面同他们比较复杂的生活阅历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教师在人际关系和个人生活问题的处理上比较谨言慎行，也给予我们这两届学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北大，那时候的教师是很淡化这方面的色彩的。教师当中当然还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婚变或情变的，但他们会尽可能隐蔽地在小范围内处理好这些事情，力求在师生中不产生任何影响。绝大部分学生在离开北大的时候，对老师的个人情况几乎是不怎么知道的。只有在同某些教师仍然保持长期的个人联系的情况下，以及某些后来成了博士生的学生，知道的情况会稍多一些。北大教师，总的来说“文人气”要重一些，这只是就大致而言。
不同的大学，尤其是历史久远的，各有各的传统、风气和人气，说是精神、校风、特色，都不是很合适。似乎总有一种在各种时代变动和外来影响下，仍然保持不变或基本不变的“东西”。进入不同的大学校园，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气息：或“工地气”，或“陈旧气”，或“死板气”，或“落后气”，或“浮躁气”，或“酸腐气”，或“寒酸气”，或“轻浮气”，或“衙门气”，或“军校气”，或“文化气”，或“艺术气”，或“科学气”，或“技术气”，或“人文气”，或“运动气”，或“宿舍气”，或“公寓气”，或“公园气”，或“广场气”，或“教堂气”，或“庙会气”，或“山林气”，或“干校气”，或“党校气”，不信可以随便拉一所大学对号入座。每所不同的大学都有不同的情感人生状态。“气”不同，“情”也会有所不同。当然，这只是就总的状态而言的。在北大，由于教师的“文人气”和校园的“人文气”，教师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隐私”性质比较明显，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对外之际，都比较注意“隐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