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提问：如果我们现在打钓鱼岛，其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分别是什么？
邱震海：第一，打钓鱼岛先要看能不能打下来，军事上需要好好探讨。日本军队不是吃素的，日本的海军非常强，同时它后面还有一个美国。纯军事上讲能不能打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目前值不值得为钓鱼岛开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关系，它是一个百年恩怨情仇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如果开了第一枪，就会把百年的恩怨情仇调动起来。
学生提问：我想起之前在广州很多地方爆发的反日游行，我原本想广州不会发生特别不理性的行为，但是也发生了冲撞花园酒店的情况。据我了解广州人对花园酒店是非常有感情的，当地人一般不会这么做。后来我发了一条微博呼吁理性。但参加游行的人，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交集，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除了像微博这样的公共空间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使阶层之间有交流？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思想，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思想怎样实现交流？
邱震海：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真的回答不出来，我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不想以糊弄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
对于中国所谓的思想启蒙，一定不是某一部分思想，知识分子或者凭几人之力去做堂·吉诃德式的呐喊，它需要一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到社群之间、团体之间进行整合的问题。
今天在我们的校园里有这样的对论的氛围，我做了无数次的演讲，我最愿意跟同学们在一起，在思想活跃的地方进行交流；我最不愿意的是在一些纯粹的官僚机构进行演讲。今天中国有很优秀的官员，比如说很多地方首长。但也有一些被意识形态禁锢的官僚，他真没有渴望跟不同阶层的人进行沟通的感觉。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草根阶层的族群。这些人可能是农民工，可能处在社会底层，我们怎么跟他们沟通，这是除了整个知识界，也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包括他们接受的信息是哪些，他们阅读哪些报纸，看哪些节目，上哪些网，这些都将铸就他们的思想。
还有他们的生活状态，现在有一句话“你幸福吗？”真的需要问问他们“你幸福吗？”他们在抒发对外交的不满，也在抒发对内政、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焦虑。中国当前正在经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些转型过程中，底层人群的命运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族群之间、团体之间，怎么使理性的精神延伸到不同团体？我想无非是沟通的问题，另外要从改善这些人本身的命运来着手。
学生提问：您提到战争都是外交和政治的彻底失败导致的，现在日本政府宣称要“国有化”钓鱼岛后，国内很多声音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太软弱导致的。外交部发言人一直说“谴责、谴责”，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威慑力。有些人甚至觉得战争是唯一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途径，您认为他们这种看法和声音，只是单纯对中国内政的焦虑，还是也有一定的意义？您认为中国外交，在钓鱼岛问题或是南海问题上，如何才能在软弱和咄咄逼人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邱震海：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要分清楚战争和战役的区别。我是反对战争的，反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整个国家民族拖入到战争的旋涡中去，这只会给国家带来灾害。但是我经常跟一些军官探讨，能否搞一些短平快、狠准猛的军事行动。我们需要的是组合拳。
军事行动会有一些很实际的意义，比如说能振奋人心，甚至还能部分转移内在矛盾，虽然我们不主张这样做。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必须高于军事意义。同时不能拖得很长，而且打完后必须是争取人心，必须是全世界为你喊好的，至少要同情你的。这是需要组合拳，需要设计的。部队要把工作做好，要解决军队内部很多战略战术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组合拳，比如司法工作、外交。但外交不是抗议，外交工作是去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军队也不是一天到晚发狠话，军队是默默地练自己的内功。
其次我们要注重战争的舆论宣传。在舆论宣传这一点上，必须承认，日本人远远走在我们前面。在钓鱼岛国际公关上，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日本。日本在国际公关上，对钓鱼岛问题有很多文宣的工作，资料整理得很好。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是歪理，但是这些歪理做得很好。日本国家的驻外使节都出去做游说工作。日本作为列强有100年的历史，它在这方面比中国成熟得早，我们需要迎头赶上。从这一意义上，我反对在盲目的情况下，尤其在民众很茫然的时候喊打。
我听到很多年轻人说：邱老师，你不要说了，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打还是不打。一个复杂的战略问题，被简单化到“打还是不打”，这是很危险的。在这种盲目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跌入战场的陷阱，那是一场浩劫。但是国家的有关部门要去提前布置，这跟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各个部门的协调能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中国要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当然我们不主张发动战争，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军事行动第一有助于打出国威，第二有助于振奋民心，第三有助于给某些国家立规矩。但这必须是在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情况下由各个部门协调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