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的容忍度和底线在哪里？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两难说起。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是从年初开始的“安倍经济学”克隆过来的。首先发明这一说法的据说是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其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是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二是金融领域去杠杆化；三是调经济结构。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无不如此。
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提出，显然是受到2013年年初“安倍经济学”概念的影响。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之后，通过日元贬值等刺激经济的措施，既大幅度提升了日本的出口，同时也迅速改善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由此获得了“安倍经济学”的美称。从政治角度看，“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安倍本人在日本国内的民望，并使其在外交事务上更加具有底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
2013年，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李克强经济学”和“默克尔经济学”也都是风靡全球的术语，无非都是希望以此来总结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成功之道。
事实上，作为中国新任总理的李克强，从来就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三大要素，更没有将这三大要素归结为“李克强经济学”。所有这些都是圈外人士根据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掌管经济的思路，甚至是从他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中推断出来的。
“李克强经济学”被巴克莱银行的几位学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当时距李克强上任总理正好三个半月。大家仔细回忆就可发现，李克强上任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十分安静，甚至安静得有些低调。除了对印度、德国等国进行过一些外事访问外，李克强的精力基本都放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上。当然，从后来公布的情况来看，这几个月里李克强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了不少调研，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进程。但除此之外，李克强似乎没有更多更高调的公开论述。
2013年6月中国“钱荒”的爆发，是对李克强的第一个考验。过去几年里，中国素以货币流通过多著称，似乎从不缺钱。然而从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突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当然，客观上自然有银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国金融体系里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则是“钱荒”的真正元凶。
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因此中国央行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率先出手。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前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
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强经济学”诞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节目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接受社会乃至政治的不稳定。既然这样，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面对经济可能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果经济下滑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则？这里的两难就在于：若不出手，则经济下滑可能引发社会不稳；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
果然，几天之后，我们就从媒体中不断读到中国政府领导人谈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诫大家要有“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很显然，这就是要对经济可能下行到什么水平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和预案；一旦不行，政府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所谓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决策层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一旦经济下滑，底线失守，那么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围绕这个问题，我曾邀请多位经济学家出席节目。
如前文所述，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已养成一个习惯：至少每一个季度都要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主持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讨论。养成这一习惯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国家统计局每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而间接原因则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已隐约感到中国经济将出现放缓迹象。
说到国家统计局，这无疑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全面、权威的经济数据的国家机构。但国家统计局在过去几年里也不是没有经受过严厉的质疑，其中有些质疑还是直接在我的节目里展开的。
200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忽然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出席节目，并安排他与一位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展开对话，主题是中国的国家统计数据和体制。这是一个听上去让人昏昏欲睡的话题，然而只要话题一展开，就立时能让人兴奋起来。先听听那位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质疑吧：
——2009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全国经济数据，而那时距离第二季度结束仅仅过了半个月。
——当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全国经济数据时，为何有两个全国大省的经济数据居然尚未统计完成？
这确实是两个让很多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加入凤凰卫视前，我曾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公关推广总监。香港地区各上市公司的财政年度于每年3月31日结束，但各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最快也要到5月中下旬才能公布。一个上市公司的审计和核实尚且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更何况一个具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至于全国两个大省的统计数据尚未得出，而全国的数据居然已经公布，这也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以想象，社科院统计专家与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之间的对话，一定进行得十分激烈；而当对话如此激烈地展开的时候，你也一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话题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你一定很想知道这场对话的结果：社科院的统计专家解释了统计的技术细节后指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有时会采用一种抽样统计的方法，有时甚至也以一定的推断为依据，并不是完全以百分之百的统计数据为前提。这一说法能否令人信服，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对话进行到最后，统计专家也十分坦率地承认，统计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人们必须依靠或至少作为参考的数据。这也正是我至少每个季度，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后都要做一次经济学家对话节目的主要原因。
如前文所述，南北方的经济学家经常在我的节目里呈现出悲观和乐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如叶檀，一个时常在各个媒体频频点评各种经济现象的财经评论员，也是一个经常让男性经济学家瞠目结舌的财经女人。
最近一年多以来，每次节目开始，我都要问叶檀一个问题：“与上一个季度相比，你是更悲观了，还是稍乐观一点了？”而叶檀，这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每一次给我的回答都不外乎是：“我还是那样的悲观！”“我比上一季度更悲观了！”“我永远悲观，悲观到底！”
叶檀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据她在节目中介绍，她经常到各地考察，尤其去过浙江等地的一些民营企业中进行考察，民企的出口订单是她十分关心的经济指标之一。
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一个在我的节目中与叶檀一样悲观，然而表述却往往较叶檀更为犀利、尖锐的学者。2013年7月中旬，当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当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之后，国世平和叶檀这两个几乎同样悲观和谨慎的经济学家，同时出现在我的节目里。
我问国世平：“您认为，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什么？”
国世平回答：“以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潜力，GDP增速降到6.5%，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
6.5%，这是我听到的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预言！这种预言的大胆程度，类似于国世平曾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个说法：“房市马上就要崩溃，大家应该把手中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一套也不剩！”
由于这一大胆而“武断”的预言，国世平成了媒体上的“新闻人物”。好在我没有对此进行炒作，否则他的“中国经济可以承受降到6.5%的代价”的观点一定也将引起巨大的争议。
降到6.5%意味着什么？须知，今日中国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经济体。对欧美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2%~3%的增长率都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对中国这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2008年的经验告诉人们，低于8%意味着中国社会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其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大学生阶层的失业。5年过去了，也许8%的底线可略微降低，但6.5%则无论如何都过于冒险了一点。
对此，国世平的回答是：“大学生大量失业，正是大学生可以乘此机会进行自我调整的大好机会。大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去工厂做工，使自己成为更具劳动技能的合格劳动者？”
国世平的这番话，就连素来对中国经济持有批评态度的叶檀都有些听不下去了。在节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二人就这一观点展开争论。
话说到这里似乎有点偏题了。任何一个决策者都必须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以最大的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经济下行和社会转型的成本，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因此，外资银行以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来诠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学”，这只能说明其不懂政治，不懂中国，或者说不懂中国的政治。
二、“李克强难题”经受考验
然而对于中国决策高层而言，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而任由经济下滑，那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若政府出手过重，又势必导致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重演。问题的关键是：其间的“度”到底在哪里？
就在“底线思维”出台几个星期后，2013年7月30日，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九字方针。
上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2年12月16日召开。那天晚上，我正在北京主持一个活动，当晚参加活动的嘉宾中有一位刚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赶来的央行高层。
我问这位高层人士：“今天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什么内幕可以透露？”
这位高层人士回答：“没有内幕，现在的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当时的背景是：经过2012年第四季度“换届效应”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因此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注重“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仅仅过了七个半月，2013年7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再次提出“稳增长”的口号。这显示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风雨飘摇的严重性，这也显然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三句话九个字就已经把中央工作会议的战略思路表达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顺序。第一是稳增长，第二是调结构，第三是促改革。这三句话是习近平公布的，而不是李克强公布的。第一是稳增长，永远把增长放在第一位。
然而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他的微博上写道：这个次序显然错了，正确的次序应该是“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
许小年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改革滞后引起的，因此促改革应是未来提升经济时主要着力的目标；解决了改革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得以启动，届时稳增长的目标自然水到渠成，反之则可能本末倒置。
必须指出，许小年的逻辑是正确的，我也十分佩服许小年的勇气。然而这一正确的逻辑放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却是很难行得通的。或者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任何一个决策者也许都深知这一逻辑的正确性；然而他在做出决策时，还是会将“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如经济大幅下行而导致社会不稳，其代价将远远超过经济改革缓行的代价。
但谁又都知道，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是由于改革缓行导致的。因此，如果为了维持稳定而暂时牺牲或缓行改革，则必然导致更为深刻、长远的问题。“李克强经济学”今天面临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能否在不大幅刺激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或至少使经济不大幅下降？二是政府一旦出手，经济自然立时“脸色红润”，但如何保证在“稳增长”的同时，不大幅拖延本已严重滞后的改革进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今天中国决策高层面临的恰恰是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这一点也不比其前任在2008年面临的问题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