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式的“经济政治学”
2012年第三季度是一个令很多人都感到惊心动魄的季度。那一季，GDP继续下行至7.4%，这是迄今中国经济倒行破八的最低线了。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企稳，第四季度将开始回升。
听了这话，很多人想必都会和我一样纳闷：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官员岂能对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甚至能预言下一季经济将回升？
但再一想就很快明白了：当时来看，2012年第四季度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将在中国发生，那就是****“******”的召开，十年一次的高层领导换届即将举行。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高度交织的中国，难以想象在这么一个重要时刻中国经济会呈现大幅下滑并继而引起社会不稳。这就是所谓的“换届效应”，为了这一效应，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托住”经济的底。
果然，当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一如那位高级官员所说，不但企稳，而且还有所回升。
也正是在那一季度，我邀请了两位北京的经济学家出席节目，讨论那一季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形势。我在本书的前面曾经提到，经济学家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医生，都是诊断开药，治病救人。不同的只是：医生负责治疗人的生理疾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则是经济之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这后面一句话，经济学家听了可能觉得刺耳，但在一个普通公众或作为一个经常与经济学家打交道的媒体人士看来，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出席我的节目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分成了两大派：乐观派和悲观派。有意思的是，乐观派基本上分布在北方，尤其是以北京居多；而悲观派或谨慎悲观派则大都分布在南方，其中尤以上海、深圳等地居多。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内在规律。我也不知道北京的经济学家以乐观居多，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的因素在内；南方经济学家以谨慎悲观居多，其中又究竟有多少是纯经济学的原理在内。
2013年1月，当中国经济经历了2012年一整年的起伏和动荡之后，有一位北京的经济学家竟然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将重返“九时代”，亦即GDP增长将重返9%。这一言论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但这位学者态度严肃而诚恳，推理有逻辑，措辞严密，他的所有论断均建基于对经济形势的模型分析，令人在理论上很难找出不相信的理由，但在实际中又很难完全相信。
就是这位学者，在当年的第三季度尾出席了我的节目，与另一位同样乐观的北京经济学家一起，对第四季度的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其结论自然是充满乐观的，其论述的方式是积极的，两人的对话也是十分和谐的，因为两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完全没有任何产生冲突的基础。
做电视久了，我越来越相信戏剧情节里的“矛盾冲突理论”，亦即只有冲突才能紧紧抓住观众；任何高深的理论和思想，只有在冲突中才能将观众紧紧抓在荧屏前，才能“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因此，一个合格的主持人的基本功就是“挑拨离间”，制造冲突；只有这样，观众手里的遥控器才不致成为收视率的最大敌人。
正因为如此，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设置必须尽可能地具有内在张力，亦即具有从各个角度展开充分阐述的潜质。另外，话题本身的硬度也很重要。从现阶段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来看，最硬、最吸引人的话题自然是军事话题，至于经济、民生类话题，虽然十分重要，但往往从收视率中无法得到反映。潘石屹PK牛刀的收视率，居然敌不过我请罗援出席节目，就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谈上半个小时所达到的高收视率。
因此，那次两位同为乐观派的北京经济学家出席节目时，效果并不理想。他们观点基本相同，风格完全没有冲突，娓娓道来，互相佐证，十分和谐。节目录制完毕，我就在心中暗暗叫苦：完了，今晚的收视率一定大跌！当晚，节目播出时，我特意约了朋友出去，忘记干什么去了，反正不是喝酒就是唱卡拉OK，总之是为了让自己不看节目，眼不见为净。
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下一周收视率发榜时，这一期的节目居然名列前茅。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错了，一定是搞错了！但细看再三，节目收视率确确实实名列前茅，无可争辩。
然而这个结果却颠覆了我多年累积的专业经验：话题不算特别硬朗，风格完全不具备冲突性，收视率居然能名列前茅！我彻底震撼了，糊涂了。
追逐收视率多年后的习惯是，收视率跌了，要总结经验；收视率高了，尤其是莫名其妙地高了，也要寻找原因，以便下一次可以循着这一规律再创新高。都说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百思终得一解：当经济普遍低迷之时，即便再没有冲突的观点，只要能给人们一丝希望，就能受到大家的追看。
我不知道那晚节目播出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节目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幸好后来几个月的经济形势不但验证了政府高官的预言，也验证了乐观派学者在我的节目里的注解。
官员能够预言经济发展，而经济走势也恰恰能验证官员的预言。这是一个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却又是今天中国活生生的现实。
在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里，经济发展联系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则联系着政治稳定。因此，如果经济学家以为用纯粹的经济学原理就能治理今天的中国经济，那显然是不懂政治，甚至是不谙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今天中国的经济称为“经济政治学”可能更为合适；经济学家必须熟谙政治，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
前文提到的牛刀，是上海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独立地产评论家，也是我在谈论房地产问题时经常邀请的一个嘉宾。每次牛刀出席完节目，我都会在网络上受到一大群网友的质疑，认为我不应该请他出席节目，因为他过去几年的许多预言都没有成真。
前些年牛刀的一个流传甚广却又广受质疑的观点就是——“2012年楼市将崩盘”。他从流通性过大等诸多方面来论证中国楼市的荒唐以及其受到外围经济的影响，多次喊出“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的预言。但是，2012年中国楼市没有崩溃，并且直到2013年都没有崩溃。不但没有崩溃，而且从2013年年中开始，中国楼市反倒一路暴涨，到了2013年8月简直就只能用狂飙来形容了。
牛刀关于“2012年楼市将崩盘”的预言没有成真，有网友在我的微博上愤而留言：“2010年时，我幸亏没有听牛刀的话，不然我现在就亏大了。”另一个网友则写道：“我当时就是听信了牛刀的话而没有买房，想不到却因此错过了大好机会，恨不得用牛刀宰了他。”
2013年9月下旬，我再一次邀请牛刀出席节目，与中国房地产商会联盟执行主席顾云昌对话。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我之所以力排众议，始终都愿意邀请牛刀出席节目，除了他说话极具煽动力有助于产生很好的收视效果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观点一如谢国忠的“跌价50%”和李稻葵的“下跌20%”之类的论断一样，至少是楼市评论中言之有物的论断之一，所以应该让观众了解这一观点。
但若将身份从主持人改换成评论员，我确实也觉得，称中国房价将大跌乃至崩盘，那是只懂经济而不懂中国政治，或者说不懂中国的“经济政治学”。中国的事情，除了经济逻辑之外，还有很强的政治逻辑。中国楼市虽然一路荒唐，但发展至今，已经将中国社会严重撕裂成了两半，亦即“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有房一族”不但希望房价不跌，更希望它大涨，而“无房一族”的心理则正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有房一族”中大多是中产阶级，亦即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这部分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轻易不发声，但只要一发声，就会引起极强的政治动荡。任何国家，只要全方位激怒了中产阶级，都必定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政府不能得罪这部分人。而“无房一族”则正好相反，他们虽然无权无势，在社会中也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中的大多属于底层百姓或年轻一代，拥有极强的爆发力和反抗的潜能——这自然也是政府十分顾忌的。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呈现出一种经济与政治高度交织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称牛刀只懂中国楼市而不懂中国政治，也许是一种并不十分苛刻的评价。这种评价其实可以用在许多经济学者身上。
这种经济与政治高度交织的情况，在2013年的中国再次得到了清楚的呈现。于是也就有了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在2013年第四季度因“换届效应”而回升的“奇迹”。
问题是：这一“奇迹”并非中国经济本身的康复使然，而完全是源自政府之手的“托举”。既然这样，一旦政府之手不再“托举”，以中国经济本身的“虚弱”来看，它必然又会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果然，2012年第四季度的“换届效应”过去后，2013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再度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各种经济数据再度不稳。其中，出口数据在3月出现负增长；到了5月，进出口数据全面下跌，第一次让人们感受到风雨飘摇的严重性。
五、周期性放缓？结构性放缓？
读到这里，任何有经济学知识的人想必都会发出疑问：此轮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
所谓周期性放缓，是经济运行周期本身的规律所致，其大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自身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经济波动方面，最典型的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赖以生存的外部市场接连受挫，中国企业的出口业务由此受到了重创。在自身经济环境方面，国内消费市场的阶段性疲软和其他众多因素，也是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放缓的因素之一。
用通俗的话来说，经济周期性放缓犹如身患感冒，身体虽不舒服，但总有自然康复的一天，其原理就在于人体的新陈代谢机制。而经济的结构性放缓则不同，它犹如身患器质性疾病，虽不致不治，但病因深植于人体的深层结构，其矫正或调理需要相当的耐心、时间和技巧。
中国此轮经济放缓，到底是“感冒”还是“器质性疾病”？2013年五六月间，我的回答是：它既是“感冒”，又是“器质性疾病”，其“治疗”既须针对“感冒”，又须针对背后的“器质性疾病”。
而中国经济的所谓“器质性疾病”又是什么？一般来说，这无非是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间的不协调，亦即投资、出口、消费三者间的结构性失调。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调结构”方面可谓费尽心机，其核心就是要拉动消费，让消费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减少投资在拉动经济方面的比重，并逐渐摆脱依赖出口的局面。
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几年的“调结构”任务从来就没有真正完成过，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是投资主导，高度依赖出口，消费疲弱。
然而2013年7月以后的经济形势却迅速掩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思考。进入8月后，中国经济明显企稳。8月22日，汇丰集团发布数据显示，8月汇丰PMI初值为50.1%，较上月的47.7%大幅回升，创下4个月来的最高；9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PMI为51.0%，比上月上升了0.7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创下16个月以来的最高。
受经济数据转好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趋于乐观。2013年8月下旬以来，多家国际投行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8月21日，德意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上调了2013年下半年中国GDP增长预期，将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长预期分别上调至7.7%和7.8%，而此前的预计分别为7.5%和7.7%；同时，将2013年下半年的GDP增长预期从7.6%调高至7.7%。同样做出上调的还有瑞士信贷与英国巴克莱银行。瑞信把对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6月的7.4%上调至7.6%；巴克莱银行则表示，当前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比前一季度加快。甚至有外资经济学家一改此前的悲观论调，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虽然可能目前的上升动能还不强，但中国经济企稳无疑是利好消息。
一如“感冒”趋于好转时，人们往往满足于暂时的康复而忽略了“器质性疾病”，中国经济的一连串结构性问题也就这样被暂时而巧妙地掩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