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旧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1922年一1932年，杨钟健和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陕西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采集到许多零星石器。这些石器从打制方法上看，大部分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也都产生在黄土层的底部砾石层中。当时考古工作者认为，在这一地区很有希望找到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在河西走廊西北端的酒泉北部明水地方(马鬃山麓，现为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
20世纪80年代在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同时，从酒泉银达乡上沟村沿北大河岸，发现了象牙化石，从北河滩上采集到了牛角化石，从屯升乡沙山村北草沟井滩，寻觅到了珊瑚虫群体化石等古脊椎动物和古生物化石。这和20世纪50年代从嘉峪关、酒泉附近文殊山口外戈壁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及以远时期，在百万年至几万年前，河西走廊地区西北部，包括敦煌在内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草植被是适合古脊推动物和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其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赖以生存的绝好条件。同时，也说明在人类的童年阶段，与“北京人”、“丁村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处于相同和相近纬度的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地区，这块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的、土沃水美林草丰茂的地域，已经有人类的活动。此后，随着气候的变化，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向东南迁移，随同仰韶文化的居民成为现代华北人的祖先1978年一1984年，在对酒泉北10公里处的边湾遗存的调查中，在原始沉积层中发现野牛、野马、野骆驼、鹿等古脊椎动物牙齿、脊椎骨、腿骨、肋骨化石等300佘件。这进一步证明，距今约60万年至2万年时代，河西走廊西北端，是古脊椎动物活动和栖息之地。
敦煌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在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里，与河西走廊西北部其它地区一祥，甚或更加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早期，人类原始群落就活动于这一地区，他们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注：
根据裴文中先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中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应为60万年前一2.5万年前为“0石器时代”，2.5万年前一5000年前为“新石器及中石器时代”。
（第二节）新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在中原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已经影响到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在西北各省各地都有发现，仰韶文化的陶器显示其文化直达甘肃洮河流域及内蒙古南端。
同时，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宁夏、内蒙古的有些地方也分布着不少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其特征是陶器较少，而且制陶技术较差，陶器上常压有篦纹。石器是以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制成的细小、精制的刮削器、刀、钻和矢镞为主。磨制石器较少。骨制工具有鱼叉、鱼钩等。出土的兽骨、鱼骨较多。显然，渔猎和牧畜在西北原始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相毗邻的湖北、江苏、辽宁、甘肃等省区。也有很多与龙山文化相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存，特别是“玉门骑马文化”、“平凉安国文化”，其对比的主要资料，陶器的形制、制作方法和纹饰布局与组成花纹图案的基本字母体等许多方面，都有一脉相承和继往开来、递次演变发展的线索，是具有人类文明初创时期的共性的。
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地分布着一种特殊性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石器中包含着许多打制精巧而细小的细石器，因此定名为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遍布在长城以北，在东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一带都有发现。考古工作者认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的遗址，都属于“牧畜、狩猎型”的细石器文化，因缺乏农业生产工具，当时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同时，在各地遗址中的细石器文化特征，出土的少量彩陶片，又说明其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相关的或是相互影响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仰韶文化西端达到了甘肃境内渭河上游、挑河流域，甚至于个别的还远到青海民和县。其上层文化遗存还有龙山文化覆盖或交错。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掘、研究、发表了有关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挑河流域、大夏河流域、黄河上游，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有关考古资料，使我们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过渡的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敦煌地区，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和明确地认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中后期生活着的，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而又独具地方特色的，具有发达的远古文化的居民及其当时的历史状况。
约从公元前2万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5000年至2000年左右，相当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人们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禾农业和畜牧业，磨制石器广泛使用，发明了陶器，氏族公社代替了原始群落。仰韶文化和戎山文化遗存是其代表。
在甘肃还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及大量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属于原始社会中、晚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所对甘肃西部及青海湟水流域的科学发掘，取得了大量资料，从而对甘肃远古文化发展的先后排列顺序、各类文化发展分期、社会性质等，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从而使我们对甘肃河西走廊西北端及相关地区远古文化中的“仰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较明晰的认识。
1956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酒泉果园乡高闸沟村南侧的北大河崖壁，发现了距今3700年前后人类居住过的遗址。同年，下河清农场也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人类活动居住的遗址。1972年一1987年文物普查过程中，各地又发现了距今4000年一5000年前后人类聚落遗址。1兆4年，酒泉边湾出土大量新石器晚期夹砂红陶片、陶纺轮、松绿石珠、骨珠、骨贝、石刀、石坠、石刮器等，还有两处灰坑，内堆积灰炭、兽骨等。年敦煌市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南湖古董滩以北地带采集到属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各一件。年又在该地发现石刀一件。1975年，敦煌杨家桥又出土石器一件，表面磨制十分精细，为骨器加工器。1979年在古玉门关的马圈湾烽燧遗址中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红褐色平底夹砂陶罐和陶钵各一。
大量的文化遗存、遗物的发现、发掘充分证明，中国河西走廊地区西北端，包括敦煌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大量的人类分布和定居，是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人类生息繁衍的必然结果。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期，人类使用了经过磨制的有各种形状和用途的生产工具；已经开始了陶器的烧制；开始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原始的纺织、冶金等。这些散布于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存、遗物，说明其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虽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完全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的体系的。
（第三节）敦煌地区及其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原有历史的发展和“三苗”迁敦煌的范围及其影响
一、火烧沟文化及“三苗”迁敦煌及附近地区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玉门清泉火烧沟发现了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石器、铜器和金银器。铜器种类有斧、镢、镰、凿、刀、匕首、矛、镞、锥、针、剑、管、锤、镜等，农具、手工工具、武器、装饰物、仪仗器等一应倶全。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冶铜技术及对各种矿产的开采、冶炼和制造及使用的较高水平。遗址中.有早、中、晚期发展的地层关系，表明其经历了长时期的不断发展过程，是其原有文化的进一步向前推进。
火烧沟文化已经证明，当时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铜质农具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必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粮食已有积蓄并开始用于酿酒。畜牧业生产极其繁荣，墓葬中普遍殉葬羊、猪、牛、狗、马等家畜。大墓中以人殉葬的出现及殉葬羊头等物品数量的悬殊差别，则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引起的贫富差距及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出现。
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普遍出现了松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说明其时与外地的交换频繁，有了原始的商品交换，出现了财富积聚，货币职能已有一定的反映。当时文字已经出现，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敦煌、安西等地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
同时，火烧沟文化遗存也表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河西走廊西北端，包括敦煌地区在内有着可与中原之华夏文化相媲美的发达的原始文化。
当时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十分繁荣，中原华夏人民与其有着较频繁和广泛的交往。虽然阶级及阶级关系已经产生，但借其发达的社会分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人们安居乐业，生活较富足。这一时期构成了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
公元前2200年前后，即我们所熟知的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开始不断和南方地区的三苗文化发生接触和碰撞。“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这样，中原部族首领就根据舜的建议把三苗族强迁到了“三危”。当时“三危”，不仅仅局限于今天的敦煌三危山，而是一个范围极其广大的地域，主要是河西走廊西部、北部，青海省北部及新疆东部地区。
其后，三苗族和当地原有的民族逐渐融合，因地而异分别被称作：西戎、吹戎、氐、宪、犬戎等。史载：距今约4100-360年的夏朝时，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畎戎”民族生活游牧的处距今约3600-3000年的商朝时期，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氐、羌民族的居住游牧地。《诗经商颂》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指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氐羌族都向商王朝进贡和祭祀商王的祖先。在距今约3000-2500年的周朝时期，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被称为“犬戎”族的居住游牧地，传说西周穆王发兵征伐过这里的犬戎族。这期间，中原和“三危”各民族之间有着旷日持久的频繁的大规模的交往交流，也有间或的争斗与战争。
《后汉书》说：“大禹治水周行寓内，东造绝域，西延积石，南逾赤岸，北过寒谷，迥昆仑，察六扈，脉地理，铭金石，泻流沙于西隅，决弱水于北汉(北汉似指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这里所指认为，大禹治水时，曾疏黑水，决弱水，至归于居延海，并开镇夷石硖。这里的流沙，“在敦煌(沙州）西八十里”，镇夷石硖，在“弱水经行至流沙之处”，黑水据《水经》载：源出张掖至鸡山，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南海；《文献通考》也载：沙州，又黑水所经焉。当时敦煌及周围地区是属古雍州地，九州洪水滔滔，此地亦有此情。
二、夏、商、周时期
夏、商时期，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羌戎和以远时代所迁来的“三苗”族融合为一，在共同的劳作和共同的对夏、商王朝的斗争中，进一步推动了原有耕牧养殖事业的发展。但因其地处“西地”、“西极”，故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不便，其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强大的原始军事力量和较为落后的社会生产生活是其显着的特点。
在商的四周分布着许多小国商称其为方或邦方。在商西北方向的有土方、方、鬼方、羌方，是较为强大的方国，和商处于敌对地位，成为商的劲敌。
从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8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从这时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封建领主制国家。
周自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时，西北诸游牧部落被称为戎狄。《易经》中载武丁伐鬼周人也参加了，并因战功得到商的赏赐。
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立，周人逐渐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
文王时，首先发动了讨伐西北方面犬戎的战争。周武王即文王位后四年，即公元前1027，发动了伐商战争，并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武王死后，经过周公东，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开始注意西北边疆的防务问题。
当时，分布在周的北面和西北方面的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俨狁。《小盂鼎》铭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鬼方13000多人，酋长3人，还俘获车、马和很多牛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