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世界、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学家认为，司马迁对人类有八大贡献：
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完成的《史记》，是一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郭沫若先生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
“成一家之言”的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是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世界史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八十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如关于黄帝，历代有种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和神话。但司马迁则以详实广博的野外考察材料为依据，力破旧说，大胆提出了黄帝是人，作出“黄帝崩，葬桥山”的新论断。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集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的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他另一可贵之处，是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交流是一个客观事实，奉献是共同的，影响是相互的，所以，他又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他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需要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理性精神，而司马迁恰恰在三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超前思维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市场机制”的论述。首先他在《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中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和国外通商。用太史公时代的语言概括，叫做“无为而治”——用我们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司马迁强调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管理思想，在当时绝无实现的土壤。何况汉初“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时代早已过去。
两千年后的今天，欣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求富的义与利观念，在当前改革开放中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诸如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广开求富之路；而后要进行教化，不做奸富之事等等，都是十分可取的。
肯定中华各民族部是黄帝的子孙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充分体现在《史记》中。他为少数民族写下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六部少数民族传记。他的民族一统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境内各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共存共荣，反对民族之间的歧视和非正义战争。
司马迁肯定的王者一统天下，对中华各民族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他在传记中对少数民族（蛮夷人）一视同仁，皆当做黄帝子孙；甚至把中国版图有多大（今天中国的版图基本上奠定于汉武帝时代），黄帝生、卒、葬在什么地方，他都有详细考证。至今“黄帝陵”前的碑文，仍是转载他的《史记》原文。
为至圣孔子等教育家树碑立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孟子、荀子等教育家的教育业绩，第一次为中国教育家立传，从而也确立了孔子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
汉武帝时代，虽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不过奉以虚名，并不实行儒学以治世。而真正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业绩进行高度评价，对儒学教育进行认真总结的，则首推司马迁。
总结古代天文历法的光辉成就
《史记》中《天官书》、《历书》，是记载天文学的专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时，就曾师从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司马迁为太史令，又求教于唐都，并与之共同制定《太初历》，改革历法，掌握了渊博的天文学知识。司马迁曾亲自参与封禅、改历，掌管司天官，有深厚的观测实践，所以能在专篇中总结和反映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发展及其光辉成就。
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
地理是古代的一门关乎国家大政的重要学问。《史记》虽未设“地理书”，然而《河渠书》、《夏本纪》，都可以视作地理专篇。此外，还有许多篇章论载地理。例如《史记·夏本纪》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载地理。还记载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诸多州的地理、土地、赋役、物产等情况；写了山川河流的形势，并记叙了王侯所在城市外围、郊区、国家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等等。
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边疆地理，于各少数民族域外列传中也详细记载。这些记载研究，至今仍是中外学者研究我国边疆地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
提出军事地理学与兵法经商思想
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项羽身败名裂，刘邦一统天下而告终。司马迁认为张良、萧何、韩信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首先将用人的得失视为成败的关键；其次认为军事地理山川形势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刘邦对关中等地区的地理相当熟悉，并能在战争中加以利用。而项羽在楚汉战争期间却对军事地理相当忽视。当诸侯兵入关中之初，有人曾向项羽上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胸无远略，非但不听这一建议，反而杀了进言者。于是分王诸侯于善地，自己则东都于彭城。“山河之固”乃“国之宝也”。项羽不重视地理之利，也就丧失了守国之基础。
司马迁另一军事思想是用兵法经商。《史记》中的白圭、范蠡都是兵家。范蠡从一个“上将军”转而成为“致资累巨万”的富翁；白圭把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之法，用于贸易，更是发财有道。从军事战争与商业经营二者性质看，都属于博弈活动（或叫对策活动）范畴，是以“利”为本，“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巨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如何运用“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制虚”等战略战术，《货殖列传》描绘得清清楚楚。对于如何选地、任时、知物、择人，均有生动记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院校，都把《史记》作为他们的必修课程，这充分说明司马迁的军事思想何等伟大！
与屈原比肩的杰出文学家
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广大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遗泽后世，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家司马迁的地位，应和大诗人屈原比肩并列。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遭遇有共同之处，而且作品都努力反映现实生活，直面惨淡人生，鞭笞腐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