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破产了！
什么诗！简直是：
噜噜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
这首“新诗”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没有抄下来，不知是谁。我保存这点东西的意思，一小半因为这短短的五行话颇有趣味，一大半因为“新诗破产”的呼声，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其实“新诗破产”的忧虑，也并非在这首“新”诗里才有；较早的《青光》里，我记得，至少还有一段，也是为新诗担忧的。那是说，有一个学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诗人；终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写诗——一礼拜便写成了一本集子！
跟着的按语，大约是“这还了得！”之类。
据我所知道，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这四年间。《尝试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着有《女神》等等；现在所有的新诗集，十之七八是这时期内出版的。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但同时仍有许多人怀疑新诗；这自然不能免的。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写的《谈新诗》里说：
“……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
做新诗的人之多，是实在的；而且自此年后，更是有加靡已。“许多人的怀疑”（即使是赞成“国语的散文”的人），也是实在的；但这只是一种潜势力，尚不曾打出鲜明的旗帜。
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出版，才有胡先先生《评尝试集》一文，系统地攻击新诗。他虽然出力攻击，但因他的立场是“古学主义”（即古典主义），逆着时代而行，故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真正发生影响的议论，是隔了一年才有的。这时新文学主义者自己，有了非难新诗的声音，而且愈来愈多。这种“萧墙之祸”甚是厉害，新诗无论如何，看起来总似乎已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那条老路。我上文所举两例，正在这些时候发见。
但这些还只是箴新诗末流之失；更有人进一步怀疑于新诗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们有许多人读过他国语的小说和戏剧，他就是个根本反对新诗的人。他在独幕剧《一只马蜂》里，有一段巧妙的对话；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样攻击新诗：
“吉老太太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
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我问你，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吉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一只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时前后，各方面非难的话还很多，我现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杂志上，报纸上，渐渐减少了新诗的登载，到后来竟是凤毛麟角了。偶然登载，读者也不一定会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几行，也会跨了过去，另寻别的有趣的题目。而去年据出版新诗集最多的上海亚东图书馆中人告诉我，近年来新诗集的销行，也迥不及从前的好。总之，新诗热已经过去，代它而起的是厌倦，一般的厌倦。这时候本来怀疑新诗的人不用说，便是本来相信新诗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们想，新诗或者真没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先生所诅咒的“微末之生存”吧？新诗或者真要“破产”吧？在这满飞着疑问号的新诗坛上，我碰到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很纳闷，暂时不愿谈到此事——他们觉得这个谜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曾来过一封信，他说：
“我看近来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渐渐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这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现象？但也许并不是深沉，‘血呀泪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别的法门来了。所以如闻一多的《渔阳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类，力想别开门径，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所以有时不得不叹惜咏歌之将尽。……我想白话运用于文学，似乎有问题。我极愿现时的白话再改进；不过自己没有成绩之先，未免是漂亮话。”
他因怀疑新诗，甚至怀疑“白话运用于文学”；他原是相信白话文学的人，现在他的怀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经相信白话文学的人。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出了一个《诗镌》，打算重温诗炉的冷火。他们显然要提倡一种新趋势；他们要“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这是《诗镌》同人之一，刘梦苇先生《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话。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虽不在《诗镌》时代，却可以代表《诗镌》的主张与工作。同文里又述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说“中国诗似乎已经上了正轨”。这是指他们一派的新韵律的诗而言。后来刘先生自己在《诗镌》里也说过同样的话。所谓新韵律，一是用韵，二是每行字数均等，三是行间节拍调匀；他们取法于西洋诗的地方，比取法于旧诗词的地方多。这种趋势，在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的诗中，已经逐渐显露，《诗镌》只是更明白地确定为共同的主张罢了。这种主张有它自己的价值，我想在后面再论。《诗镌》确是一枝突起的异军，给我们诗坛不少的颜色！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响可并不大，虽然现在还存留着在一小部分人之中；这或因主张本难普遍，或因时日太短。总之，事实上，暂时热闹决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势。我想《诗镌》同人在这一点上必也感着寂寞的。有些悲观的人或者将以为这是新诗的回光返照，新诗的末日大概不久就会到临了，我还不能这样想。我所以极愿意试探一探新诗的运命，在这危疑震撼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发荣滋长，而不是一阵热空气；热空气的消失，在我们是无损的。一九一九年来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一般做新诗的也许免不了多或少的“趋时”的意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讥，“新是作时髦解的！”——自然，这并不等于说，全没有了解新诗的价值的人！但那热空气究竟是没有多少东西，多少味儿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郭沫若先生出来主张“文艺上的节产”（《创造周报》十九号）。他虽非专论新诗，新诗自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论旨里。那里面引达文齐与歌德为例，说：
“伟大的是他们这种悠长的等待！他们等待是什么？
在未从事创作之前等待的是灵感，在既从事创作之后等待的是经验。……”
……“目前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目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可以说就是早熟的母体太多了，早产的胎儿太多了的缘故。”
“等待吧！等待吧！青年文艺家哟！”
我们若相信他的话，那么，现在一般人所嘲讽，所忧虑的“新诗的衰颓”，可以说不是“衰颓”，而正是他所要求的“节产”，虽然并不是有意的。“节产”总可乐观；我们是在等待灵感与经验——“自然的时期是不可不等待的”！为什么甫经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我觉我们做事，太贪便宜，求速成，实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现在我们是明白的了；文学革命，诗坛革命，也正是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何可回首欷，自短志气？
我们的希望太奢了，故觉得报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论，报酬果然太少么？我且断章取义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话：
“在这样短少的期间，我们原不能对于他（新文学）抱过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们循序渐进，不入迷途，我们的成功原可预计。……”（《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二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再看周启明先生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