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生活，我很希望你能改进一些。三四年前，我同思永来找你，你寂寞地守着古庙西边的一间房子，清瘦的面貌，热烈的感情。现在呢，思永离开人间两年了！我独自来找你，你仍旧寂寞地守着那古庙西边的一间房子，面貌还是从前一般地清瘦，感情还是从前一般热烈。庭前的铜缸，铜缸里的荷叶，大概是从前所没有的吧，还多了一位多情姑娘，常来打破你的寂寞。究竟总不是好事，几年来枯守着古庙的一间房子，感觉上也未免太单调而且枯燥了吧。爱好文艺的人总该设法使感觉不要十分枯燥单一才好。
秉璧五，二十一。
（附答）这是我的朋友郑秉璧君寄来的一封信，现在抄出发表在这里。自从《情书一束》出版以后，我直接间接听见许多新闻。最奇怪的是一个中学校的学生们来信向北新书局定七十本《情书一束》，后来忽然又来信说是不要了，大约也是“教育家”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的缘故。这在我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出版的书局受些损失罢了，虽然我知道《情书一束》决不是“教育家”所能阻止流行，而且生意之佳，在北新书局最近出版书籍里也算数一数二的。我最痛恨的是那以耳代目的盲人，他们其实未翻过《情书一束》的一页，只是渺渺茫茫地说：“这是陷害青年！”我并不是说，《情书一束》是什么了不得的劝善规过的书，普天下青年男女非读不可，——如果我做得到教育总长，我或可以下一道指令，把《情书一束》列入大学中学课程内，可惜我非“老虎”，总长之梦，此生已属渺茫，自难强天下之青年以读“情书”，如吾家孤桐先生之强天下之青年以读“经”，以学“古文”，以反对白话。然而我虽不学无术，我乃砖塔寺畔的一小僧，却不妨大胆宣言：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大学也该早点关门！
《情书一束》虽写得不好，但态度却是十分严肃的。
坊间旧小说，“陷害青年”（？）者何限，“教育家”能一一摧残之乎？如果世界上没有恶，那就根本用不着什么教育。不，我不该谈什么教育，还是：溜溜去吧，鼻孔又塞起来了。至于秉璧恭维我的话，那是应该的，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一九二六，秋天，于伤风头痛之日。
呼冤
半农先生：
先生荣任副刊编辑，小弟不来道贺，却来呼冤，真是丧心病狂。但是这个年头，唉，这个年头，谁的心头没有几分冤枉？别的我不说，也不敢说。因为先生办副刊，而又不我遐弃的向我要稿子，为了投稿的问题，眼见不平已久，牢骚积到万分，姑且借光贵刊，一吐为快，登载与否，悉听尊便；倘有错字，务望改正。
我想社会上的刊物，大概可分两种：一种是不欢迎投稿的，如《语丝》周刊，乃是同人杂志。一种是欢迎投稿的，日报副刊，普通杂志，肯出金钱买稿的，乃是公开的刊物。关于同人杂志，我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是同人的发表言论机会，“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来的文章不好请你等一等。我现在要说的，那是普通刊物，欢迎投稿的。
我是足迹没有出过国门的，别国的情形我不知道。单就中国而说，我觉得普通挂着“欢迎投稿”的招牌的杂志或副刊，可依编辑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称之曰“元老投稿者”，这些投稿者在社会上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无论东西是好是坏，是凤毛是狗屁，但在文坛上总有了一个位置。他们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载，题目是大号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栏。第二等可称之曰“亲属投稿者”，这里面包括的是编辑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爱人，他们或她们是与编辑者有切肤的关系的，他们或她们的稿子当然也不会搁下，理当提前登载，以示亲热。第三等可称之曰“投机投稿者”，——这个名词似乎不通，一时想不出好名词来，姑且用了再说。——他们或她们是懂得编辑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红信封或绿信封，而且稿纸上也不妨洒几滴香水，或者是信封里还夹着一两朵鲜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么女子大学和女子师范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个鲜丽婷娜的别号（Penname）。于是编辑先生，软坐沙发椅上，掀须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节所说，全有事实可以证明，先生若不见信，不妨打个十万火急的专电给孙伏老问个明白。
小弟是从来不会说谎的。）第四等是“无名投稿者”，“无名”却并不是没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会上尚无人知，故称之曰“无名”。此辈投稿者大都是普通学生，穷困青年，他们创作心热，发表心健，稿子挥笔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现在要呼冤的，就是为了这一等人。
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会上的虐待，不是活该么？普通编辑者对于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南方的郑振铎式”，二种是“北方的孙伏园式”。——对不起，现在姑且请他俩做了代表；虽然伏老现在是无“副”可“刊”，逃之夭夭了。郑振铎式的办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来堆起来，捆起来捆起来，在上面批上“不用”两个大字，于是一切都完了。孙伏园式的办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总得看一遍，遇着以为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两个红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两个红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所以记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忽然又搁下了，也许一搁永无消息。于是伏老在京当了几年副刊记者，弄得怨声载道，蜚话丛生。
先生，你现在是荣任副刊记者了。你的副刊当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你将来对于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当采取何种办法：还是采取郑振铎式的办法呢？还是采取孙伏园式的办法呢？我想，现在正是学者们提倡“节育”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远不做。否则，郑振铎式的办法，可以算是“溺婴”，倒也是免得谬种流传的一个好办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许旁人说短长！中国虽然广大，然而当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经文豪们互相选出了么？为了中国文坛前途，最好是把一班无名的创作家全压下去。哈哈，我本来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写到末了，自己也变成一个郑振铎式的信徒，因为我知道艺术应该是“贵族的”，文学应该是“天才的”，作品应该是“水平线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么东西！做文章！
哼！你也配！
弟衣萍拜上，十五，六，二十九，早。
（附录）
衣萍先生：
编辑先生压积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实在却是一件大事，因为无名作者的作品中，也着实可以有得极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极坏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结果一定要埋没了不少的人才，我现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论有名无名，无不赶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邮票的，无不立时退还。最难的乃是一种不好不坏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有所不忍，只得暂时存一存，等到稿子缺乏时凑数。但无论如何，若是等了三四个礼拜而还没有安插的机会，也就只得退还。我也是个懒人，但有了你的警告，总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于看不起无名作者，那是刘复断断不敢；试看《小饭店里》那篇小说，也是个尚未知名的作者寄来的，我给他在第一号里就登了出来了。
弟刘复。
女人压迫女人
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残忍地压迫女人。这种例子在中国家庭内，原是“古已有之”。
做婆婆的是从做过媳妇来的。自己受婆婆打骂的时节，当然也有点愤愤不平。但等到自己做了婆婆，便又自然地瞪起眼来打骂媳妇了。姑嫂是不能相安的，妯娌也是不能和睦的。姊妹也时常为了利害而互相压迫，互相仇视。
最可怜而可恨的是婆婆为了打媳妇而借重公公，小姑为了多嘴而鼓动哥哥，——用男人的权力来压迫女人的女人！
学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好像哥仑比亚的杜威先生这样说过。学校犹同家庭，好像从哥仑比亚归来的杨荫榆女士又这样说过。
不幸的北京女师大竟成了一个不幸的大家庭！“师范学校为国民之母之母”，然则彼杨荫榆女士者，“其国民之母之母”之母乎？抑“国民之母之母”之婆乎？
婆婆是应该压迫媳妇的，母亲也更应该虐待女儿的。
所以杨荫榆女士是应该把反对伊的同性女生开除的。开除的罪未免太轻了。古者家庭之内，溺女杀媳习为故常，社会犹不以为非。可惜杨君之技仅止于开除，——其实彼有异性之教务长及教员帮助，又何事不可为。而况报纸传说，教育部已公然默许之。
压迫女人的男人，同时也帮助女人压迫女人；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借重男人压迫女人！呜呼！可怜的而又可恨的女子师大的大家庭的家长！
十四，五，十三。
小小的希望
近来很有些人写信来问我：明天社是不是提倡未来派的文学？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明天社的宣言发表了几个月，到如今还没有一些作品出来，自然引起研究文学的人们的怀疑。
什么是未来派的文学？我因为在中国买不到关于未来派的书籍，到如今还不十分懂得。近日看了一本HBSmuel做的Modernities，在这本书的末一章《未来主义的未来》中，我曾感觉了解未来派的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外国杂志报章上看见一两篇未来派的作品，便半生不熟的介绍给国人，弄得看的人丝毫不懂，（其实译的人自己也未必懂）。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学界的危险而且可耻的事！
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未来派的文学，我们且睁开眼来看看中国文坛的现状罢。我也赞成神秘派的诗，但不愿意人家把神秘弄成糊涂。诗国里本充满了神秘的空气，只是那些白话还没有做通的人决没有假冒神秘混进诗国的资格。我也赞成人家做些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但不愿意人家弄几个鬼魂在作品里，说几句似通非通的鬼话，便公然在题目下注明是新浪漫主义的作品。我们应该懂得新浪漫主义是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的。我也赞成人家介绍太戈尔的学说，但不希望人家把太戈尔的学说与释迦牟尼的学说扯在一块。尤其不愿意人家把太戈尔的学说和国粹的老庄的学说混在一堆。我们也希望人家创作，只希望大家不要滥作。我们不愿意在提倡自然主义的小说内，看见有高等小学的孩子会说出太戈尔口中的话的作品！
以上是对作者说的话。至于读者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自然主义的作品当做《金瓶梅》，把浪漫主义的作品当做《封神传》，把未来派作品当做《笑林广记》。我们最不喜欢大家把古今中外扯做一起！
这是我们的小小希望！
十一，二十三。
（附白）那时，我们几个小朋友，想于一九二三年春季出版一册月刊，叫做《明天》。后来，几个朋友都为饥寒所逐，奔走四方。而《明天》也永远成为明天了。
编时附记《秋野》发刊词
秋野社的朋友们，因为《秋野》第一期出版，要我写几句话当做发刊词。我想，秋野社的宗旨，在它自己的宣言中已经明白说出了，就是：“‘野秋’〔秋野〕社是为坦白的表现我们的感情，我们心灵上的苦闷而产生的，其惟一的目的是从荒寞中辟出乐园来。”
我们住在青天白日下的江南革命之邦，我们勇敢的前驱的战士的鲜血已经流成河渠了。然而，看呵，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苦闷，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隔膜，我们的社会是怎样寂寞和消沉！
“从寂寞中辟出乐园”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朋友们，我们不必想望那遥远的“乐园”，并且，“乐园”实在不是我们暂时所需要的事。同是站在战场的血泊里的人，我们应该悲哀地哭，应该狂乐地笑，用我们的哭声和笑声去安慰那伟大的地下和地上的革命的灵魂，同情［时］把自己的怠惰和寂寞的灵魂也剧烈地喊醒，我们需要的是革命，不是“乐园”。把“乐园”留给未来的遥远的朋友们吧。我们应该唱着勇敢之歌走到战场上去！
这是我病中的一点小小感想，秋野社的朋友们当没有不同意的吧。
一九二七，十一，六，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