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克朗医生一样，阿布朗斯结论性的声明也许使他的骗术已触及底线，但是除了正规的科学界和医学界以及少数的怀疑论者之外，显然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阿布朗斯在财政事务上极为精明，他不仅亲自给病人治病，还把他那密封的装置租给其他不可靠的医师。多达5 000套装置在世界不同地点行医。只要租用者中，有任何一人撕破密封，检查箱子内部，就一定会对看到的情况大吃一惊，然而显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声诉，那些人全是轻信者或庸医。直到阿布朗斯不断壮大的医疗王国被美国医学协会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杂志注意之前，就是没有人站出来过。在1923—1924年间，这两个组织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阿布朗斯的理论和装置。著名物理学家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868—1953）在首次看到阿布朗斯的一个箱子里，电线、杂物和终端乱作一团的情景时，评论道：“它们就像是一个十岁孩子制作，用来愚弄八岁孩子的那种装置。”
然而，和大多数医疗骗子一样，阿布朗斯有大量拥护者自愿认同他的思想。
《科学美国人》的编辑注意到，著名作家和许多奇怪思想与医学时尚的辩护者辛克拉尔（Upton Sinclair，1878—1968）在1922年为一份通俗杂志写过一篇赞美文章，介绍阿布朗斯及其装置，对此这位编辑评论说：“以他的名义把一个非同寻常而有说服力的故事带给大众，大众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辛克拉尔的名字对于医学研究的意义，就如同著名拳击冠军丹姆西（Jack Dempsey，1895—1983）谈论有关第四维空间。”
这一调查研究在1924年底结束，《科学美国人》的一个特设委员会作出结论，说阿布朗斯的思想和装置“最多”是“一种幻觉”，最糟则是“一桩巨大的骗局”。这个小组还注意到，无线电和电学的不断进步“在医学中引起了各种神秘主义”。
然而对于阿布朗斯来说，调研的结果无关紧要。这位亿万富翁，在委员会作出结论之前几个月因肺炎去世，终年60岁。
在阿布朗斯死后多年，他的装置中有数百套依然在投入使用。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他为他的理论和装置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和装置在用今天的新技术和现代“行话”进行更新之后，许多仍在运用，继续欺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
妇女在科学中
20世纪前半叶在许多方面值得庆贺——相对论的辉煌、量子物理学和初步认识原子结构等奇迹，遗传学和战胜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远古人科动物化石的发现。但是，有一个值得庆贺的领域却往往被忽视了：妇女首次以不断增长的数目进入科学舞台。
传统上，妇女一般都不受科学训练，或者没有资格接受训练，由此给科学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尤其自科学革命以来的几个世纪里。1692年，蒂弗〔Daniel Defoe，1659/1661（？）—1731〕以他那个时代不寻常的进步姿态如此谴责道：
“考虑到我们是文明和基督教的国度，而世界上最野蛮的习俗之一就是：我们否认妇女学习的好处。……她们的青春时代都耗费在学习刺绣，或者制作小摆设上。诚然，也教她们怎样阅读，也许还要教她们写自己的名字，等等，但这就是妇女受教育的最高程度了。……对于男人（我指的是绅士）来说，难道受这一点教育就够了吗？”
例外也有。18世纪业余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让他的妹妹凯洛琳和他一起研究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18世纪俄国的凯瑟琳大帝，都给她们生活的文化氛围定下了基调，这就是对妇女有更多的期待并由此对妇女有更多的尊敬。但是一旦王座的权力不再属于妇女，这种来自权威人物的影响就很快衰退。伊丽莎白去世40年后，诗人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1612—1672）写道：“把妇女说成这样毫无理由，知道它是诽谤，但一度却是叛逆。”
直至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依然拒绝妇女入学，有时甚至不让她们进入教室。我们曾经见到，诺埃特只许完成教学任务，却不给薪金。直到20世纪60年代，针对科学界妇女如此之少（在“大艺术家”中也是如此）这一现象，男人们常常声称这些数字显然表明，妇女缺少想象力、才能和智慧。（但是在缺乏同样教育的情况下，上述任何一项怎么可能得到发展呢？这就好比把一个人按在水下，然后来裁判其呼吸能力）许多妇女眼看这些约定俗成的不平等，亦缺乏自由的选择以及缺乏对其女性前辈应有的尊重，不由得感到愤怒。此种悲剧对于科学与社会带来的同样是损失，其损失程度永远难以估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妇女可以得到同样的教育了，但历来反对妇女在智力上发展的偏见仍然在挡道。最后，今天的女孩在成长中怀有不同的期望，不再像她们的曾祖母那样受到各种偏见和先入为主观念的束缚，这些观念涉及妇女能不能够，或者应不应该自己安排生活。
在20世纪初期，开始有了妇女出现在科学中的范例，有一些妇女做得非常出色。这些19世纪出生，20世纪初接受教育的妇女往往面临诺埃特曾遭遇的情形。其他人，例如马尔特伯（Margaret Maltby，1853—1946）则从开风气之先的大学及其弹性的校规里找到了出路。马尔特伯发现，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更宽松一些。美国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大学或学院是欧柏林学院，早在1837年就开始这样做了，紧接着的是安提克学院（1852）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师范学院（1860）。还有一些大学是：威斯康星大学（1866）、波士顿大学（1869）、密歇根大学（1870）、康奈尔大学（塞奇学院，1874）和芝加哥大学（1890）。
居里一家
和意大利18世纪的贝斯一样，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对于科学的雄心远远超过其他妇女，她和一位已经在科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科学家结婚。她以其聪明才智、坚韧不拔、努力勤奋以及对自己的工作在物理学中之地位的洞察和理解，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玛丽·居里1895年7月26日，斯可罗多夫斯卡和皮埃尔·居里结婚，两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伊伦，后来也成为一名科学家，并且也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1897年，玛丽开始以沥青铀矿作为实验对象，检验矿石中的元素并试图发现贝克勒尔报告的辉光从何而来。皮埃尔与她一起工作，两人发现，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两种元素与此有关。因此皮埃尔和玛丽在1903年与贝克勒尔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二个女儿爱娃（Eve）出生于1904年，后来写过她母亲的传记。玛丽·居里就这样找到了一条途径，使得养育家庭、从事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以及和丈夫的紧密联系这三者相结合。尽管1906年她失去了皮埃尔，失去了这位亲密的伴侣、实验室合作者、最好的朋友和丈夫，但她还是挺了过来。
当皮埃尔1906年不幸去世时，他在索邦神学院的教学岗位转给了玛丽——这并不是皮埃尔的正式教授职务，尽管她的地位是诺贝尔奖获奖者——只是一个教学岗位，不过无论如何，在索邦神学院，这还是第一次把教学岗位交给一位妇女。然而，由于她是妇女，她在法国科学院院士竞选中落选。法国科学院从1666年建立以来，从未接纳过任何一位妇女，直到1962年。（伦敦的皇家学会也好不到那里去，它直到1945年才接纳第一位妇女成员）1911年，玛丽·居里成为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这位身材矮小的波兰物理学家在任何意义和任何时代里都是真正的巨人。
家庭与科学
也许没有其他女性科学家像玛丽·居里和她的一家那样，获得如此之高的尊敬和名声。她的科学生涯开始于她所从事的物理学领域突然间备受关注的年代，而她本人的坚强性格和非凡才能反过来又为该学科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和来自公众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