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性和革命的时代
18世纪有时也被称为自信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肯定理性的力量，认为它可以发现所有的终极真理和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智力、哲学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乐观情绪大部分来自17世纪的成功。从科学革命的伟大思想家——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那里，科学家继承了一把钥匙，似乎可以解开所有的自然奥秘。在18世纪黎明到来之际，世界——实际上，整个宇宙——似乎尽可皆知。
当然，农民耕田，接生员完成她的职责，店主卖货，他们都没有余暇去思考宇宙的特性或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但即使是农民、接生员和商人，他们也和无数其他人一样，发现时代的精神在改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改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它，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结束时，这一变化实际上已经触及西方世界的每个人。18世纪三大政治和社会经济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都由这一新形势而触发，它的影响有助于阐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
位居这一变化中心的是牛顿。牛顿证明，自然按规则运转，而规则又是可知的。自然不再像是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料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它被基本定律所管辖，它随时都遵守这些定律。在18世纪的思想家看来，牛顿对于这些定律的发现，就是揭示一个类似钟表结构的宇宙。正如前几章所述，科学家把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万事万物，都看成是大机器里的一部分。他们进一步认为，只要考察它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并运用常识和推理，就能够认识世界这一机器是怎样工作的，就好像熟练的手艺人只要把钟表拆成零件，就可以明白钟表是怎样工作的一样。
在哥白尼、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牛顿对科学方法的威力给出了最后的证明。这一新的自然观在当时引起了一连串后果。17世纪的科学家不仅纠正了古人对于物理界的歪曲理解，而且有些人——最著名的是英国生理学家哈维——还运用新方法发现了人体的内部机制。当科学家过于严格地把“牛顿式的”和“机械论的”解释用于人体生理学时，生物学的进展偶尔也出现失误，但是18世纪思想家明白，运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有可能成功地回答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从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或者宗教权威那不变的世界中寻求解答的做法，再也不会出现了。
理性和社会
新视角把18世纪的思想家从古希腊理论的权威下解放出来，这些理论从来也没有用实验或观察检验过。这些思想家认识到，要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必须通过主动、好奇和训练有素的心智活动，同时把理性的思维、观察和实验运用于各种问题，而不是被动地面对希腊和拉丁文手稿以及那些毫无生气的学者。
杰弗逊考察了18世纪流行的许多思想：从个人权利的政治到自由的哲学，从对政府如何维持平衡的关切到个人参加科学过程，以及相信人类寻求进步的能力。在这一新的“启蒙”观中，有没有宗教的地位呢？牛顿本人也被这个问题困惑过。作为虔诚的宗教徒，牛顿从未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事实上，他相信偶尔也需要上帝干预，以保证太阳系的运转具有类似于机器那般的精确。最后他得出结论，宇宙奇异的构造和机制，如同钟表般精确，显示了创世主的宏伟力量和最高权威。18世纪数学分析发现，太阳系保持稳定不需要上帝的干预，于是在这之后，许多人放弃了宗教信仰而转向自然神论，后者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自然神论者中还包括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等，他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一切自然定律，但是，在创造完毕后则使其按照机械规律自行运转。
然而，正如牛顿预见到的那样，这一观点让某些人开始思考，一个钟表式精确的宇宙是否还需要上帝的存在。结果——这一可能性使牛顿感到困惑——有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变成了无神论者，认为不需要，也不存在任何神灵。尤其是一帮法国哲人，他们努力建立一种道德哲学，它不是以启示宗教，而是以人类伦理思想作为基础。他们中有伏尔泰、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这样一来，尽管大多数人仍然是有神论者，保持对上帝的忠诚并且相信传统宗教关于奇迹的说教，但牛顿的遗产也引进了对宗教和哲学基本论点的新怀疑。
理性的胜利也对社会结构和价值提出了新问题。科学家发现自然界有“自然定律”，那么，类似的自然“定律”是否也有可能治理所有道德、社会和政治活动？如果真是这样，许多人相信，只要运用理性思考，那些定律也可以被发现，并且为人类谋利益。有些哲学家希望在新的科学社会政治观中找到人性的位置，他们中有康德，启蒙一词就是他创造的，用来表示这个时代理性的兴起和智力的辉煌，还有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莱布尼兹、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人。他们通过大量出版物把科学和哲学的新思想带给广大公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法国记者、哲学家狄德罗开始编纂的35卷《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贸易系统辞典》（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b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etiers）。
在巴黎，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往往受到富裕的、聪慧的法国女子邀请，到她家里的沙龙中聚会并且交换看法。正是在这个时代里，哲学家之间生动热情、富有条理的讨论不但在巴黎的沙龙里进行，也在长篇通信中体现，其中还有妇女的参加。在当时，曾接受过必要的教育以致能以更直接的方式作出贡献的妇女寥寥无几，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例外，就是查特勒特，她把牛顿的著作从拉丁文译为法文，并使其广为传播，从而在法国产生很大影响。还有一些妇女，其中包括贝希、凯洛琳·赫歇尔和玛丽-安妮·拉瓦锡，都积极参加了18世纪的科学活动。
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在西方世界如野火般燎原，冲破社会、地理和政治的屏障、越过大西洋，在美利坚殖民地，它激励了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决策人的思想，他们中有杰弗逊·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和富兰克林。杰弗逊以及18世纪其他一些博学多智的人们，尤其受到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影响。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宣称，上帝构筑了自然定律以保证人类的快乐和幸福。在这些定律中，最重要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再有，洛克论证说，人们最初生活于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但强者破坏了这种安宁状态，从弱者手中取得不公正的利益。为了保卫自己，免遭虐待，享受上帝赐予的权利，人们在特殊的约定下选出了统治者。统治者保护和帮助人们继续享有自然权利，而作为交换，人们同意遵从统治者的决定和命令。然而，如果统治者开始侵犯他们的自然权利，那么人民就有权不听从，必要时，甚至推翻那个统治者。
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是这个时期贵族的典型，他信奉启蒙运动的思想，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思想说到底意味着帝王和贵族的终结。他把自己看成是科学的伟大朋友，这张图显示的是弗雷德里克欢迎哲人和百科全书作者达朗贝尔访问柏林。在17世纪的英国，当议会从专制的君主政权夺取了统治权时，自然人权的思想就已经茁壮成长。1628年，议会迫使查尔斯一世签署权利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规定，征税要得到议会同意，对军事法作出限制，没有特殊指令不得抓人入狱。由于查尔斯几次专横的行动，在1642年开始的一场内战中，议会推翻了国王，以清教徒将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为首的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但是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革命失败。1660年，议会邀请被处决的国王的儿子查尔斯二世（Charles Ⅱ，1630—1685）即位。但是议会在1688年再次掌权。在一场被称为“光荣革命”的行动中，议会把王冠授予国王的新教徒女儿玛丽（Mary Ⅱ，1662—1694）和她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Ⅲ，1650—1702），取代了她那天主教徒的兄弟詹姆斯（James Ⅱ，1633—1701），本来玛丽排在她兄弟后面。1689年，正是洛克出版《人类理解论》的那年，议会草拟了所谓的英国“权利法案”，建立了议会政府。英国发生的这些事件，加上科学革命的影响，对西方世界的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
18世纪许多法国思想家都很羡慕英国政府，它们试图建立有关人类治理、教育和社会的哲学，基于对人性本质的理解而制定理性公正的政策。这些哲学也给当时的思潮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促进了法国的改革，反抗过分的绝对君主专制。它们反对贵族特权，因为这些贵族仅仅是由于出身，几乎不赋税，却获取最好的职位。哲学家们还强烈抗议法国天主教会享有的特权，他们不纳税，却有权审查书籍，限制它们的出版（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教会把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置于禁书名单中一样）。
有些人，例如孟德斯鸠男爵，尽管身为贵族、位居高位，却致力于提出这样的主张：国家政策应该保证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孟德斯鸠建议分权原则，把权力分散在政府的三个部门，这个体系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他坚持认为，立法、执行和司法三个权力应该分开，没有一个实体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威。
哲人们支持洛克的观点，人性本无善恶，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洛克写道：十个人里有九个，“是好是坏，有用无用，全靠教育”。这一思想有其深刻的政治含义——人们不应由于出生获得特权，只能根据他们作出贡献的能力，而这有赖于教育。社会可以通过好的教育产生好的公民。
在大洋彼岸，当北美殖民地试图摆脱来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束缚时，杰弗逊和他的同事们借用了许多洛克的思想。美国的《独立宣言》回荡着洛克的许多思想；1776年的美国革命，美国《权利法案》，民主政府取代殖民统治，全都反映了洛克的影响。
在欧洲，许多18世纪的君主，诸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Ⅱ，1712—1786）把自己看成“开明的统治者”。然而，这些统治者经常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正在铺天盖地涌来的“人权”这一新名词。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压榨老百姓，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臣民，当国王感到臣民及其所有都属于他时，他就会像对待中世纪的农奴一样对待他们。
法国是最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故乡，变化却是姗姗来迟。可是变化一旦来到，却引起狂热、混乱甚至血腥的局面。法国人不满足于旁观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享受人权，而自己的社会却仍然停留在过时的封建制度下，深受专制统治的折磨。当哲人们正在撰写权利平等的书籍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也正在成长壮大，他们更富裕，也更有雄心；农民和城市工人生活贫困；贵族则在寻求更多的权力。与此同时，法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1715年去世的路易十四（Louis XⅣ，1638—1715），生活奢侈还大肆征战，留下了巨额债务。后来的路易十五（LouisXV，1710—1774）和路易十六（Louis XⅥ，1754—1793）借债更多，花费也更奢侈。由于教会和贵族大多豁免赋税，甚至大多数富裕的资产阶级也不用缴税，国家收入的唯一源泉就是极端贫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
1789年6月，资产阶级试图改变政府格局，他们建立了新的立法机构，取名为国民大会。但是，起义已经不可避免。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聚集在巴士底狱外面，这是一座由大碉堡构成的监狱，象征君主政权的不公正和压迫。愤怒的群众袭击了监狱，杀死了指挥官和一些卫兵。大革命开始了，几年间血流成河。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的妻子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同年也被处死。所谓的恐怖时期开始了，在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之间，至少20000人（也许比这两倍还要多）被处死。
1795年，血腥的残杀终于结束，一部新宪法被采用。新法国，新政府，它是根据哲人主张的许多启蒙运动原理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保护个人权利。当拿破仑在1799年作为第一执行官开始掌权时，他建立了一套新的法律《拿破仑法典》，就是基于大革命的理想。
技术的新生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种变化——以工业革命闻名的生产机械化——开始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工业革命开始于1750—1760年，最初在英国，这里有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农业的进步，它们汇聚在一起，才使急剧变化成为可能，这些变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1701年，有一个名叫图尔（Jethro Tull，1674—1741）的人发明了机械播种机，很快又有马拉耕耘机出现，结果粮食产量急剧增加，足以使英国不断增加的人口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从而无须依赖进口，这样一来，就可以腾出财政资源进口其他原材料，以供生产之需。英国在其殖民地有充裕的资源供给，特别是棉花，并且还有广阔市场来推销产品。
纺织工业是最早由于一系列发明而引起急剧变化的产业，在这之前它依赖成百上千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分散在各自的村落里。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加快了织布速度，结果一个织布工需要消耗几个纺纱工生产的纱线。18世纪60年代，哈格雷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0—1778）发明了所谓的詹妮纺纱机，靠一个转轮可以使纺纱机带动好几个纺锤。不过推动这些“机器”的动力仍然是人力，但是到了1769年，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解决了如何用水力驱动纺纱机的问题，在1785年，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1743—1823）又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织布机。现在纺织工艺的瓶颈在于如何保证足够的原料，以供应速度已大大加快的生产过程。但是到了1793年，有一个美国发明家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明了轧棉机，可以自动除去棉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