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我对一出香港电影的观感，我说：“导演关心画面，多过故事有多动听，人物是否动人。”
事实上愈来愈多香港导演都走上同一条路，难怪音乐在他们的电影中已不能叫做“配乐”，而是代替剧本的另一种文本。你当然知道MV便是这样拍成的，只不过MV再长也只是一首歌的长度，一部电影却起码有九十分钟。所以，当一部电影其实是一出MV时，我们都会因为它被拉长而觉得节奏拖沓，又因剧情停滞不前而产生剧力薄弱之感。因此，即使电影的面孔如MV般非常漂亮，但还是会教观众同声一叹：它的灵魂哪里去了？
对我来说，香港电影就像很多的香港男人和女人。像男人的时候，便是型与酷至上，说话一句起两句止，最忌底牌被人揭穿；另一种则装疯卖傻，俗谓“诈癜纳福”，福者，观众缘也。像女人的时候则更少变化可期。从近期几出港产片所见，典型香港女性便是《天生一对》中的杨千嬅，《独家试爱》中的邓丽欣，《得闲饮茶》中的粱慧嘉，她们若非欠缺脑袋只懂条件反射，便是动辄大吼大叫、无理取闹。往往只准她（们）发难而男人唯有赔不是的场面，可以是港产片长久面对的问题的比喻：编导想让观众看见的不是情理，却是情绪。而对许多香港导演来说，主角的“情绪失控”便是戏剧力量的最重要来源，甚至是全部。
有怎样的导演，便有怎样的观众，我发现新一代的观众对于一些只有情绪没有情感，只有故事没有戏剧张力，只有画面没有内容的电影，倒是很能适应和欢迎。银幕下的一双双眼睛，活脱脱是“活在当下”的印证：看见什么便是什么，不会把精神心思花在反问“为什么？”或“为什么不？”之上。换句话说，只要愿意买票入场，他们便是某种的信徒，不再质疑所见所闻，而港产片之所以在票房成绩上倒退到七十年代——一张戏票是当时的三倍价钱，但我们今天还是会为一部电影收入与许冠文的《大军阀》差不多而大摆庆功宴——说明电影作为“宗教”，它在香港所能激发的，到底只是小撮人的痴心和妄想。
而我甚至不能肯定在这些对电影抱有寄望的人之中，有多少是爱上电影，有多少是崇拜电影背后的权力，例如那一块把普通人引领人名气殿堂的红地毡。导致有朋友对我抱怨，某出新港产片看上去和另一位已成大师的香港导演的“经典”十处中有八处相似——“‘致敬’是新的类型片种不成？”
他这个挖苦式的笑话不独不好笑，我甚至担心被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听了去，随时会给他扣上“吃不到的葡萄便是酸”的帽子。因为，事到如今，电影已经从本来很开放的艺术形式，演化成“它就应该是如此这般”的样板。所谓样板，是指若有某种拍法曾被欢迎，它便不只是一种语言手法，而成了通往成功的梯阶。而拍电影对香港人的意义一向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且在成功的定义上异常狭窄：甚少侧重在挑战现实的规条，反而是强化既定的价值观，例如赚钱。王家卫的出现和当上今届康城（即戛纳）影展评审团主席，可算略为扭转了一些人的想法，因为换个角度，名大于利未尝不是拓阔了“赚”的层面。长远来看，真要在利与名之间选出更值得投资的一项，“名”虽未必会像金钱般种什么收割什么，但它所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只会有多没少——在别人虔诚和崇拜的眼神中折射出来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权力。
一个导演拍出来的电影看上去像是出自另一个导演的手笔，我认为反映的是他对那一种权力有着特别的向往和追求。而一部电影跟另一部电影有着不只手法，还有精神上的相似，则说明权力可以通过跟随某些创作模式而获得。“权力”的意思，除了是观众对作者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他的艺术地位的认可和推祟。
我对一些老好导演一向更为尊敬，便是因为他们的电影不会使我感觉到权力欲的不断膨胀。他们的作品，不会是一种范本的因循。他们戏如其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们），但他们不会为了取悦别人而把电影拍成大众爱看的样子。在他们开创的世界里，观众可以得到更多解放心灵的空间，不用再受既定价值观所支配劳役。柏索里尼、法斯宾达、塔可夫斯基、侯麦、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第昔加、某个阶段的费里尼和特吕弗……家喻户晓的这些名字，全都因此而位列“大师”的仙班。“大师”，如果不是被用来揶揄某人，却是一顶桂冠的话，那么他们之所以实至名归，便是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思想之美。
而不光是拥有使观众看得心花怒放的技法和聪明。
“大师”通过电影展示思想之美。下一个问号必然是，“思想可以怎样美？”。王朔的小说被张元改编成电影，电影海报上是一个面孔像苹果般的小孩飘浮在蓝天白云上，戏名叫《看上去很美》。思想，可不像那可爱的小孩，能教我们借肉眼分辨出它几时美，几时不美。“大师”的过人之处，乃是能把思想转化成灵光投射在银幕上，叫人们一边欣赏，佩服他们的有知，同时感悟我们的无知。香港导演会把感悟观众看作是拍戏或艺术成就的目标吗？我看更多时候是追求“感动”吧？因为“感动”才是人们买票入场希望获得的东西。
正如我在之前提过的，时下的观众（尤其年轻人）在看戏时养成了随时抽离，随时投入的习惯，而且不论抽离或投入，都只是以个人经历为依归，跟剧情的上文下理可以完全无涉，即是，他或她会跟随剧中人的遭遇而泪下，然而在他或她口中的“感动”，其实不是同情别人，而是怜悯自己。你可有留意到香港观众对看过的电影印象特别模糊？试过无数次我和一些人谈电影，听来的差不多都是：忘了戏名叫什么；很喜欢，因为很感动，但忘了剧情是讲什么的；忘了是这一出还是另外一出，总之有些地方让我很感动。“感动”之于他们，是说来便来，说去便去的一种感觉。“感动”过后，就如风刮过了，雨下完了，心上积压的乌云暂时散去了，当然没有什么需要被保留下来。“感动”，就是这样替有过不愉快经历的人达到了消炎止痛的效果，但当药力散去，创伤的阴影又在心上蠕动时，大家便唯有等待下一次的被感动。一次又一次在银幕前等待别人扮演自己来“感动”自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观众把电影当做单纯发泄情绪的消费品，导演把观众视为只懂对号入座和凭按钮便会又喊又笑的消费者。彼此间没有更多或更深感情的承担，就只有你买我卖的交易关系，而这，便是我所形容的“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式的“感动”，通常透过以下几种形式给人带来满足：（一）男女主角都是大众眼中的苹果，任何人只需拥有眼球，便可以藉代人他们而得到在现实中得不到的“爱情”；（二）导演除了会用“浪漫”的故事衬托俊男美女，更不可缺的，是摄影机的耍帅——“帅”的意思，是用适当镜头把人们想象中最酷最型的自己捕捉下来；（三）流泪是最直接和手到拿来的“感动位”。是的，时下观众口头禅中的“笑位”或“感动位”，反映在大众眼中，任何情绪的流露，都是决定于机关的设计是否精准，也就是说，大众对于自己成为被计算的对象觉得并无不妥——纵然在看到传媒以极度煽情的手法炮制低俗的娱乐新闻时，反对声音总会响起一阵——但正牌的香港人当然心里有数：我们都是情愿别人主动出力，多于让自己辛苦。
写到这里，我好像是在反商业电影。其实不是的。只是香港电影在处理商业和艺术元素的平衡时，确是进退失据——有人认为美术指导和设计便是一部电影的艺术指标！连带新的台湾电影也如是。在看《人鱼朵朵》时，我会惋惜导演李芸婵挖尽心思要在形式上建立一个新童话世界，却在思想和意识方面倒退到女性扎脚的时代。
《人鱼朵朵》是借人鱼公主的故事引出徐若瑄饰演的朵朵，因幼时患小儿麻痹症，康复、长大后便爱上买“鞋”——不是各式各样的，而是只有象征性感、成熟、华丽的高跟鞋。买鞋渐变成人不敷支的耽溺陋习，以致影响她与丈夫的感情，这时候一个彻底的大解决从天而降，因舍不得买下一双鞋而回头张望橱窗时，她被汽车撞倒而失去了双腿。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再幻想自己“性感、成熟、华丽”的朵朵，倒是从此洗净铅华，“与王子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
与一切童话一样，朵朵的遭遇是一则道德教训。那便是“女人不怕失去对自己的欲望，更不用怕失去活动能力，因为这两样东西只会教你与‘幸福’擦肩而过，反而失去了它们却可以换来男人对你一生的照顾，而那才是女性最大的‘幸福’”。
《人鱼朵朵》要求它的观众既世故（明白现代童话与传统童话的分别），又单纯（愿意相信“头脑简单”的人会较容易得到“幸福”），于是突显出导演在野心和能力上的落差——说它是走高档艺术电影路线，又嫌思想失诸守旧；作为商业片，它的色彩明显是用错了在道具服装，而不是人物性格和情节上，致使我的朋友翁子江感慨说：“缤纷但苍白。”
同一句形容词，也可以应用在很多香港电影之上。问题是，香港导演有很多都不认为“苍白”是一个问题。因为，“香港人先天就是贫血”的，所以我们才会每年大量消费在装饰外表的化妆品上。电影对于香港人与其说可以启迪思想或洗涤心灵，倒不如说不就是涂抹在灵魂上的胭脂水粉。
后记
写完文章，同天内看了韩国电影《你是我的命运》和吴彦祖的导演处男作《四大天王》。前者示范了导演的功力：只要感情饱满，故事老土不代表电影老土。后者则是香港电影少有之作对娱乐圈和传媒现象提出尖锐的蹋爆和反思。两出都是在艺术（思想性）和商业（娱乐性）上达到定水平的电影，值得推荐。
2006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