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的回族和伊斯兰教政策
回族和伊斯兰教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较早解决的民族宗教问题之一。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就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规定了约法十章，其中提到“帮助回番”、“信教自由”。1935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中称：“穷人的苏维埃政府，各地赶快建立完成；回番人民革命政府，管理自己民族事情。”同月，红一方面军，抵达甘肃岷县回族聚居区后，颁布了“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的文件，规定了四条守则：“（一）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回教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能进入回民村宿舍营，否则应露营。（二）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三）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四）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
1936年5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作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我红军目前的向西行动，所经甘宁两省地区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回民自决，回族事情有回族自己解决，要求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组织，可以回民居住的情况用以下的两种方式：第一，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之下，组织回汉两民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其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与汉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第二，在完全是回人聚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红（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并可与附近的第一种政府或完全汉人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盟的形式，以取得工作上、行动上的联系与配合。”支持回民成立自己的武装，“成立回人的武装或游击队，我们可派人参加其工作与指导，从回民中扩大的红军战士必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开始即成立单独的编制，成立回民抗日军，初期属于红军的统一指挥。”并规定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
“对回民的三大禁条：
（一）禁止驻扎清真寺。
（二）禁止吃大荤。
（三）禁止毁坏回文经典。
四大注意
（一）讲究清洁。
（二）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三）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
（四）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
1936年5月25日，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文中制定了做好回族工作的七点意见：
（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于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于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
（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三）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
（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在这些重大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36年8月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共陕甘宁省省委书记李富春即至同心协助筹建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和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回民自治政府的人选。10月初，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通电》。10月20日，上述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开幕，同心附近地区的各界人士和代表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其中回民代表为主体，有120多人。会上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和《土地条例》，选举产生马和福（回族）主席，李存德（回族）为副主席。”
1940年4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在文中分析回回民族的特征，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借“大回回国”挑拨回族分立的阴谋，提出了回族工作的纲领：
（一）启发并提高全回回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为此目的，必须：
1.在回族中广泛地进行抗日的宣传解释工作；
2.在回族中广泛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回奸与反共分子挑拨回汉恶感，制造反共谣言，破坏抗日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
3.坚决反对任何对日妥协投降的企图。
（二）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为此，必须：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的事务之权；
2.中央政府及甘肃省政府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加为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内地各省回汉杂居的县、市区地方政权机关，同样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加；
3.国民参政会应增加适当数目的回人参政员；凡有回民聚居的地方，其省、市、县参议会，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议员；
4.凡回汉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应设置由当地回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市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回族有关的事务，调节回汉间的关系。
（三）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保护回教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
（四）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以充实国防力量。为此目的，必须：1.回族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
2.改善兵役制度；
3.提高官兵抗战建国的政治认识；
4.扶助民众抗日武装。
（五）帮助回族改善人民的生活，激发回族人民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为此目的，必须：
1.政府拨款救济农村，抚恤流亡；
2.废除苛捐杂税、无偿摊派及无偿劳役等有害民生的弊政；
3.颁布减租、减息及取缔奸商垄断的法令；
4.没收回奸财产，分给贫民；
5.使“天课”实惠贫民；
6.改善公务人员的待遇。
（六）实施抗战教育，发扬回族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培植抗战建国的回族人才。为此目的，必须：
1.普遍实施国民教育，并设立各级学校；
2.全国重要学校，应广招回族青年入学，设立回民班次，并有适合于回人生活习惯的设备；
3.设立阿訇训练班，提高阿訇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
4.回族有自己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利；
5.回族青年，有自己选择学校的权利。
（七）开放民主，保证回族人民有抗战建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并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拥护政府抗战。
（八）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设立工厂，开发矿山，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回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款。
（九）回族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应撤销不准回族居住某些城镇和地区的禁令。
（十）改善回、汉、番、蒙、萨拉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为此目的，必须：
1.从上而下的彻底根绝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并教育回汉杂居地方的汉族人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回族人民；
2.在回族执政的地方，回族军政当局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予当地其他各民族如汉人、番人、蒙人、萨拉人等以平等权利，调剂各民族间的关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并教育当地回族人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这些民族，克服狭隘的回族主义的偏向。
（十一）回回民族与汉族及蒙、藏、番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联合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的目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证明。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二、中国共产党回族和伊斯兰教政策在吴忠取得的成功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表明，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实施了稳固的领导。1936年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的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开辟豫旺县、盐池县，以扩大革命根据地，并任命王敬民为豫旺县委书记、惠庆琪为盐池县委书记。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军分两路向甘宁推进。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在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经三边进入宁夏。6月中旬，七十八师攻打盐池，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经大水坑直插豫旺县城下马关及其附近辖地，攻占了王家团庄、同心城。6月27日攻占豫旺县城下马关。左路军红一军团在代军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连克曲子、环县等地，也与6月中旬进占豫旺城，彭德怀也随之率总部进驻豫旺。自此，豫旺县除韦州城外全境解放，这里便成了红军西征的大本营，彭德怀在这里指挥了整个西征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红军在豫旺县，模范地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和当地回汉人民结下了鱼水之情。1936年9月18日《红色中华》报关于红军战士路过回民区的一篇报道说：“在我们走路时，凡经过一个村庄或一户人家时，所有回民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均请我们休息坐一下，并且招待很好，问我们喜欢吃馍还是面条，只要你说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弄来请你吃，不要一个钱，回民那种热情对待红军的情形真难以形容了！”在这样一个群众基础下，中央决定成立县级回民自治政府。8月，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前来进行筹建工作，成立以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马青年等同志为成员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10月初，向党中央及全国发出《召开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通电》。10月20日至22日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召开，主席为马和福，政府机关在王家团庄。10月28日，《红色中华》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至此，豫旺县境内同时并存着两个革命政权，即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941年秋，红军解放了的盐池县进行第一次乡级选举。这次选举在回六庄实行了民族单位的独立选举，选出乡参议员4人。1942年4月，三边分区根据回族群众的要求，报请中央西北局批准，成立了一个定边回民自治区。这个自治区包括原定边县的四区、五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同时将盐池县的回六庄划定为一个回族自治乡，直属定边回族自治区管理。当时回六庄回族自治乡共有回族人口二百多人，大部分务农，也有部分经商者，当地回民马光荣担任回六庄自治乡乡长。
（二）和宗教界的良好关系表明，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红军与洪门。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挥戈西征，迎接还在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6月攻克豫旺县城——下马关后，红军严格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清真寺，军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并积极宣传帮助“建立回民独立政府”，红军的一言一行，洪寿林都在观察着、思考着。为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多方发动群众，右路军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派员和他联系，他一反常态，不顾马鸿逵派来监视特务的阻挠，热情地接待了红军的联络人员，为避开马鸿逵特务的纠缠，保证红军联络员的安全，晚间把红军联络员安藏在自己的静房里，并耐心地听取了联络员讲解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他听后深表赞同，表示积极支持红军的联合抗日主张，愿意帮助红军建立民族独立政府，从此后他与红军保持着联系，而且利用机会给教众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来是顺民者昌，逆民者亡的道理，他说：“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民族一律平等的行动，宗教信仰和保护清真寺的做法，都是顺乎民心的。与其他军队不同，红军爱护人民，帮助穷苦人，他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是年10月20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县级自治政府——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庄严宣告成立。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为了表彰洪寿林拥护红军，支持建设民族独立政权的积极态度，由政治部秘书程宗受（程子华化名）、敌工部长唐天际两人署名，做了一面红缎锦幛赠给洪老太爷，题词为：“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程宗寿、唐天际敬赠”。
地下组织与板桥。马进西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了支持。据《档案博览》记载：“半个世纪过去了，已是80多岁高龄的杨一木老人几次带话给马腾霭的子女，对过去的事情仍年年不忘，难以释怀：‘20世纪30年代，我在吴忠板桥马腾霭家大宅院住了一个多月，临别时，他的父亲马进西还送给我几千块大洋和13匹马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民族宗教界人士对我们党的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马腾霭与中共地下组织也有很深的交情。“他的家乡离陕甘宁边区不远，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传说给他带来希望。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金三寿等人从边区来到吴忠，与马腾霭取得了联系。马腾霭从金三寿口里了解了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一次听到党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十分激动。从那时起，马腾霭就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并和一些地下党员交上了朋友。他常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传递宣传品，为边区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三）组织武装力量参与中国革命的事实表明，共产党的理想同样是回族人民的追求。
1.回汉支队。吴忠上桥人马相如、金三寿，1936年红军西征时，投奔红军，被毛泽东接见并委派到定边组建回民游击队。1938年马相如牺牲。当年三边特委批准成立回汉支队，金三寿先后任副支队长和支队长。1946年，金三寿受三边地委指示，组建回民支队，任支队长。支队下辖3个连队，有战士百余人。他领导回民支队活动于盐池一带，牵制马鸿逵部队对三边的包围。1947年，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回民支队经过合编，成立回汉支队，金三寿任副支队长。这支部队主要由回民组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2.回民骑兵团。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县、固原县（今宁夏西吉、海原、原州区）的回族特别是哲赫忍耶教民，为反抗国民党对回回民族的歧视和对伊斯兰教的迫害而举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事，史称“海固事变”。海固事变是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回族和伊斯兰教两种政策作用的结果。“驻在回族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肆意违犯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在黄家庄强奸回族妇女，强迫被抓去的回族壮丁上汉民灶进食。当地回族人民对这些事件，曾多次上诉，而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纵容包庇。更不能容忍的是海原县政府蓄意欺侮回民，把原‘大寨乡’改名为‘安化乡’；新修的县志稿上公然写‘回’为‘’。对此，回族群众忍无可忍，联名上书县政府，责问‘居心何在？’表示：‘如不改正错误，决不罢休！’可是，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收敛，反而视为‘造反’，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高压政策，于是，长期积聚的怒火，终于引发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进步宗教人士的革命倾向是起事的又一因素。
1939年1月15日（1938年农历11月25日），在海原县第六区红套村（现西吉县白崖乡）举行。
1935年5月初，马喜春、马耀华等秘密到兰州看望马国瑞。他们买通了看守的士兵，乘5月9日日军飞机袭击兰州的混乱之机接马国瑞逃出兰州，秘密潜回马鹿湾（今西吉县白崖乡）。甘肃省政府发觉马国瑞逃走，将马英贵、白受采押回固原枪决。马国瑞在马鹿湾召集马喜春、马思义等人开会决定5月29日举行第二次起事。
1940年冬，马思义、冶巨仓、王德成征得马国璘同意，开始筹划第三次起事。马思义带着剩下的230多人，经固原头营、张家崖、官厅，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10日傍晚进入陕甘宁边区环线庙儿掌。
1941年7月，党组织安排马思义、周尚义、马智宽、苏山到延安参观学习。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礼堂接见了马思义和马智宽。
马思义在延安期间，边区联防司令部与他们商议决定，将这支当时222人的起事武装，命名为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驻扎陇东，由八路军三八五旅代管。“任命马思义为团长，马智宽、周尚义、苏山为副官，下设三个连，冶福荣任第一连连长，王登林任第二连连长，马负图任第三连连长。……为了帮助回骑团指战员进行学习和训练，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杨静仁担任政治教官，马克担任文化教员，做政治工作。以后，中国回教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派鲜维俊到回骑团，协同杨静仁、马克工作。”
这支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陇东各地，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战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在《回民骑兵团》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回民骑兵团的历史画卷，闪烁着党的建军路线和民族政策的光辉，凝结着党对少数民族革命战士的关怀、爱护和抚育。回民骑兵团的指战员没有辜负党对他们的期望，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回民骑兵团的光荣历史将永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永载西北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
从保教到革命，哲赫忍耶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海固起事在哲赫忍耶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1）影响了哲赫忍耶的形象。由保教保民的宗教战争和民族战争转化为新民族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哲赫忍耶结束了历史上对抗清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成为共和国的功臣，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宗教之林。
（2）影响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党在长征时就对哲赫忍耶信教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思义等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通过共产党进行的一系列革命的改造，使回民骑兵团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宗教自由。
（3）影响了哲赫忍耶的未来。和共产党一起打下天下的哲赫忍耶，在解放后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当家做主的人们在管理中改造着自己的宗教，在管理中维护着自己的宗教，在管理中发展着自己的宗教。哲赫忍耶迎来了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