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忠宗教事务管理理念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吴忠市宗教事务管理理念在不同时期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也走过了不同的阶段。
（一）1949～1956年。这一时期，正值新中国百废待兴、破旧建新，需要动员社会各界的积极力量参与祖国重建。在宗教事务管理中基本上采取“统一战线”的做法，运用各种方式，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团结了宗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任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上层人士马腾霭为河东自治州州长，对宗教界人士放手使用，充分激发了广大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些“体”“用”结合的措施，使广大信教群众为国家建设所用，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宗教界为吴忠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积极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教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全市各类宗教活动场所达到453座，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恢复。这一时期，宗教界拥护新中国，宗教领域矛盾问题很少，成为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最好的时期之一。
（二）1957～1977年。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滋长，以至于“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这个时期，宗教事务管理基本上采取“限制或打击”的做法，限制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思潮，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和“牛鬼蛇神”，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逼迫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转入地下。这一时期，宗教活动场所被大肆拆除，全市各类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减少到160座。
（三）1978～199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复。这一时期，宗教事务管理基本上采取“以兴为本”的做法。党和政府在宗教工作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开放寺观教堂或宗教活动点，恢复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加强信教的和不信教人民之间的团结，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开展宗教界的国际友好活动和抵制外国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时期，宗教得到复兴，全市各类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达到967座。
（四）2000年以来。随着宗教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多宗教、多教派争夺宗教资源；二是在宗教文化生态的恢复中，也出现杂草丛生、良莠不分的情况，宗教文化的正本清源的任务日益迫切；三是随着宗教外延的增强，对宗教文化生态环境的诸因子反作用增强，出现宗教影响教育、计划生育、甚至村民选举等情况；四是宗教张力开始形成，有些地方暴发因宗教引发的突发性事件。
这一时期，我们对宗教的认识也有了新变化。主要有：一是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这是一种文化认同。开放宗教场所，积极引导宗教做出符合社会进步的阐释，使宗教这种古老文化重新焕发出教化人类的生机。二是信教群众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阶级认同。宗教并不特属哪个阶级，宗教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项心灵活动。这就不再把信教群众看成是“异类”，从而壮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三是宗教事务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相继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和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吴忠市也出台了一些配套措施，宗教事务进入有法可依的轨道。这些变化，为我们加强宗教事务的科学管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看在宗教事务管理中应该坚持的原则
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我们分析了吴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与社会适应情况及其发展趋势，总的看，吴忠的宗教文化生态属于恢复性状态。也就是说，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多样性和草根性；消除历代封建王朝与宗教结下的历史积怨，给予宗教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认识；驱散反右斗争到“文革”的历次运动对宗教实行所谓革命给人们留下的阴影，给信教群众应有的诚信度和自由度。按照生态学的原理，“生态恢复是针对受损而言的，受损就是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关系的破坏；因而，生态恢复就是恢复生态系统合理的结构、高效的功能和协调的关系。生态恢复的目标是把受损的生态系统返回到它先前的或类似的或有用的状态，最终使受损的生态系统明显的融合在周围的景观中或看上去类似或起的作用像某一熟悉且可接受的环境。由此可见，恢复不等于复原，恢复包含着创造与重建，当然，这种创造与重建都是有原则的”。按照这个原理，“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可以遵循两个模式途径：当生态系统受损失不超负荷并在可逆情况下，压力和干扰移去后，生态可在自然过程中发生。……另一种是生态系统的受损是超负荷的，并发生不可逆情况下，只依靠自然过程已不能使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必须靠人的帮助。必要时，还须用特殊的方法，至少要使受损状态得到控制”。上述两个模式途径，我们认为吴忠宗教文化的生态环境处于第一种状态，是在压力和干扰的移去后，能够自然恢复的。为此，应该建立的原则是：
（一）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建设面向未来的多元文化形态。诚如前述，吴忠宗教文化经历了唐朝以前的以儒家文化为主题、儒佛道并举的时期，到元明清时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相互融合的时期，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占主导地位、其他文化居于次要地位的时期，以及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统领下的多元文化并存时期。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变化是无神论思想的变化，即由战斗无神论向温和无神论的转变。牟钟鉴先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一文中指出：“温和的无神论者一方面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方面又能对其他健康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心存敬意，表示应有的尊重，并不认为宇宙的真理都在自己手里，头脑里有着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信仰宽容和保护人权的观念”。这就为多元文化的建设提供了认识上的前提和条件。基于此，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就是坚持生物多样性原则。“生物多样性是近年来生物学与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生物多样性’一词的理解却各有不同。一般接受的定义是‘生命有机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综合性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按此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生命形式的多样化，各种生命形式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多种相互作用，以及各种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及其生境与生态过程的复杂性”。在当代中国，按照生物多样性原理建设宗教文化生态，就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健康的民间信仰，都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文化新的生态模式”。
（二）处理好同质性质与异质性的关系，维护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生物学认为，一个物种内的所有个体，并非是完全同质的，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变异。“在生物界的漫长历史中，种的分化是生物对环境异质性的适应结果，一个种能代代相传，保存种性，取决于遗传物质或生化控制机制，没有这种机制，种就不会存在。但种又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不能脱离其生存环境，由于环境的变化和一个种的分布区内环境的异质性，常常会引起物种性状的改变”。在宗教生态文化中，大量存在着保有事物原质、实现质的同一性和变革事物的质，使事物原质异化的现象。如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的传入吴忠，打破了原有伊斯兰教的格局，但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主要是该教派对异质性环境的适应。而撒拉教和“达瓦”在吴忠盘旋多年，终不能形成气候，主要还是异质性的环境不适应的结果。因此，应该用生态工程的系统思想建设指导处理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关系。“生态工程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和人们寻求解决对策以及强调资源环境保护的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应用生态学中一门多学科渗透的新的分支学科。生态工程一词是我国学者马世骏早在1954年就提出来的，而公认的生态工程思想和生态工程名词仅在30年前才提出。马世骏（1984年）为生态工程下的定义是：‘生态工程是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与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结合系统分析的最优化方法，设计的促进分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生态工程的目标就是在促进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方只环境污染，达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步发展’。”由于生态系统是历史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结构和功能是相对稳定的，因而“任何超越一个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外来干涉，均可破坏结构间协调、或功能间协同、或结构与功能间协调，导致该生态系统的原有性质及整体功能的破坏和改变。因此，维护身体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协调性是生态工程的重要原则”。
（三）处理好宗教与环境的关系，使宗教与环境协同进化。在本章的第一节里，我们分析了宗教文化生态的四个生态因子，而生态学告诉我们，环境中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任何一个单因子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其他因子不同程度的变化及其反作用。因此，生态因子对宗教的作用是综合的，通过不断适应，实现二者的协同进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生物存在，它一定对其生态环境存在某些依存关系，表现为其生态习性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但同时可见到不协调的地方，因周围环境是经常变动的。生态学不仅应该揭示适应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求因生境的变动而寻求调节生物适应的途径”。前些年有些人提出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要“移船靠岸”，现在看来确实非常生硬，应该按照生态学的原理，把这种适应看作宗教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各自积极地调整中，做到协同进化。
三、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一）什么是人本化。人本化是宗教事务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执政党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说明，“以人为本”，其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正在从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劳动者、建设者和参与者，主要指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也包括这中间的信教群众，即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
戴康生、彭耀在其《宗教社会学》中详细的论述了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中国宗教的各种形态都有一种入世的精神，强烈地呈现出一种人本主义的倾向，这种因素是在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洗礼之下获得的。首先，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宗教的理论结构。因为中国文化是围绕天人之际的问题来展开，把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主管与客观、主体与对象等范畴都整合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结构之中，对之作总体性的思考与把握，在这里，天与人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天可以理解为价值世界或本体世界，但它绝不是超验的，而是经验的，是肯定人生的。其次，以人文“化成天下”构成中国宗教的基本内涵，奠定了中国宗教的独特品格。《易传》曰：“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与人文相提并论，就把人及社会存在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自然世界的秩序中来加以考察，客观的自然与主观的人类自身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人生活与自然之中，自然又为人的目的服务。再次，神道设教的文化精神强调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中国文化既注重现世的精神，而又保留宗教的存在，这样一种双重性格，实质上是对宗教的一种新的理解。中国文化对于宗教的解释，主要不是在神学的意义，不是它的信仰体系和祭祀活动本身，而是它的社会功能上，尤其是把宗教理解成一种与儒道文化相一致的教化形式，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思想传统。最后，根植于中国文化人文传统中的中国宗教，它的人文化是以一种文化史程作为支撑的，有着坚厚的基础，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这种人文传统贯串了始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尔后的各种宗教形态首先必须去适应它，认同它，然后才能生存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牟钟鉴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厚德载物的品格与精神，它的文化具有仁爱通和、薄厚悠远、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的传统。在信仰的层面上，便是多元通和的生态，这一生态模式是良性的，符合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符合自由平等和平友爱的精神”。这就是说，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
（二）人本化管理模式的内涵。吴忠在宗教事务管理中引入的“以人为本”理念，其内涵就是“尊重人、引导人、保护人、服务人”。这里的“人”，特指信教群众或有宗教信仰倾向的其他群众。从吴忠来讲，信教群众占全市总人口70%以上，坚持“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信教群众为本，就是提供宗教生活的人性化保障，目标就是要实现信教群众心灵上的纯洁、行为上的合法，使信教群众得到全面发展，并充分利用信教群众握有的资源，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工作中，寓尊重、引导、保护、服务于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工作中。尊重，就是在合法前提下，对各宗教平等对待，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让群众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也有信这个宗教和信其他宗教的自由，不干涉合法宗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真心诚意地与宗教界代表人士交朋友，建立部领导约谈宗教界人士制度，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理顺他们的思想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古尔邦节”、“开斋节”、庙会等重大节日，积极协调，组织看望宗教界代表人士，充分体现党的温暖和统一战线的优势。引导，就是引导宗教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相适应，与当今社会相适应，与宗教文化生态的各因子相适应，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培训教育，使他们进一步增强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意识，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带领广大信教群众积极为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保护，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抵御渗透，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宗教事务管理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对涉及宗教领域稳定方面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早发现，早研究，早预防，早处理，维护现有宗教格局，确保宗教领域的稳定。我们坚持对非法宗教活动的严厉打击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对信教群众的爱护和对大多数人利益的保护的方针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教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服务，就是转变职能，为正常宗教活动提供优质的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服务好大型跨地区宗教活动，帮助维持秩序，避免车辆拥挤、人员挤踏现象的发生；做好朝觐工作，以方便群众为工作的出发点；对外省来我市“上坟”的信教群众，从各方面尽量提供帮助，充分体现吴忠作为伊斯兰教活动中心的宽广胸怀。
（三）人本化模式的四个统一。宗教事务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四个统一。一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统一。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当前的存在，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未来又是现实的继续和发展。人们既不能离开历史的基础进行生活和创造，历史也不能不在现实中留下痕迹和影响，未来更需要在现实中开拓。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的；有明显的，也有隐藏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因此，要解决好现实问题，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必须认真地看待历史。宗教工作中，既要总结历史上一些好得经验做法，也看到不同时期对信教群众造成的波折、创伤和惊吓，既看到当前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也看到未来管理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以史为镜，珍惜现在，开创未来，使宗教事务管理逐步走向规范。二是逻辑与实践的统一。逻辑即思想理论，逻辑形成以后，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逻辑的规定性和能动性与时代变化、实践演进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构成了解放思想的必然。宗教事务人本化管理模式如何构架，是一个逻辑问题，怎样实现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因此，必须坚持逻辑与实践相统一，用准确的逻辑引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逻辑。三是政策与法律的统一。法律和政策虽然联系紧密、相辅相成，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社会规范，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和功用，二者不能相互代替。首先，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政策是通过思想工作、说服教育、模范带头作用以及规章制度来保证实现的；其次，法律规定的内容比较具体、明确和详尽，政策一般比较原则和概括；第三，法律比较稳定，政策比较灵活，弹性较强。人本化管理模式把政策和法律相结合，在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引导和管理，引导和管理以法律为依据，保持依法管理的刚性原则，杜绝了工作的随意性。四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宗教事务管理需要建立在管理者的主体性上，也要建立在信教群众的客体性上。人本化管理模式要求达到依法管理和信教群众乐意接受管理的和谐局面。因此，既要发挥主体的作用，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积极管理宗教事务，又要充分尊重大多数信教群众的意愿，灵活运用政策，使管理工作由信教群众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信教群众的真心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