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关系来讲，经历了适应→紧张→走向适应
从上面我们看出，解放后到1956年这段时间宗教与社会是适应的，广大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人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老同志把这一成效归结为两点：一是党对宗教界代表人士在政治上的合理安排和工作上的放心使用，二是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解放前回族人民与共产党的同心同德和鱼水情谊，回族人民对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深厚感情。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几近灭绝的取缔，共产党和信教群众关系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但信教群众没有发生对待历代朝廷那样的起事行为，而是“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隐蔽”，原因除了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没有拉一派打一派外，主要还是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感恩。尤其是三中全会后，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能把反革命帽子摘掉，这些家属都很高兴”，无论是被错杀的，无论被冤入狱的还是被游斗的，都没有多少怨言。如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的马腾霭，在落实政策后，有的人为他抱不平，而马腾霭同志却宽厚地说：“那个时候不是正常时期，连党内干部、中央领导都受到冲击，我这点损失算啥，过去的事纠正了就行了”。这充分反映了回族群众对执政党所犯错误的宽容态度。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正在逐步适应。
二、从情感来讲，经历了融洽→疏离→逐步融洽
回族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深厚的，因为共产党救回民于水火之中。解放后到1957年，回族与党的关系是不分彼此、融为一体、十分融洽的。后来，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对回族和伊斯兰教采取了许多不公正的做法，但就全国而言，不仅仅对回族和对伊斯兰教。在宗教上，确实有伤害伊斯兰教信教群众的举止，如强迫回民养猪一事，搞得啼笑皆非，致使许多信仰坚定的回族群众对共产党产生了感情疏离，但不埋怨，更不丧失信心。当在门外听到共产党的官员说强迫回民养猪是错误的时候，没有等任何人下命令，短短的时间里就把自己家里养的猪放了，释然地投入到第二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回族的历史上，所有的举事动机都是护教。当宗教受到危害时就会挺身而出，为宗教自由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有时，也有因涉及宗教的风俗习惯引起的举事。但回族群众没有对共产党产生过多的抱怨，除了反右、四清、“文革”政治形势的态势外，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总是觉得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迟早会改变的。拨乱反正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落实，回族群众与共产党的隔阂逐步消除了，信任逐步恢复了，感情也在加深了。
三、从生态来讲，出现了协调→破坏→正在协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使得中国古老的儒家学说受到摧残，宗教文化的土壤中已经失去了最肥沃的部分，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之初依靠和少数民族之间共同反蒋抗日打天下的兄弟情谊，在解放后对宗教的存在确实真诚地持宽容的态度，使得本来缺失的宗教土壤因为情感而使其保持了短暂的协调。反右开始了，出于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建立纯而又纯文化体系的需要，宗教产生和维系的土壤几乎铲之殆尽，出现了空前的恶劣状况。此时的宗教，仿佛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飘摇不定，只是靠一部分人信仰习惯在机械维系着，靠一部分人执著的精神惨淡经营着。拨乱反正后，宗教的生态逐步恢复，特别是多元文化观念的树立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宗教与社会在生态上的连接日益恢复，宗教环境正在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