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官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为官必须戒傲，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有宠可恃，必然有某种资本：或者和权势人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立过什么大功，或者具有某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特殊才能。
但是，历代官场上的事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资格施给你恩宠的那个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权势（因死亡，因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宠顿时冰释雪消；或者他的兴趣变化了，喜好转移了，你所倚仗的资本贬了值，你的恩宠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宠者在春风得意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恣意妄为，傲视一切，于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一旦时易世移，对手们群起而攻之，恃宠者不败何待！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
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还真是有那么回事。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
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等待着朝廷给他的处分。
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并没有另加惩处。
一个大臣恩宠正隆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对君上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一来势必树敌太多，使自己陷于孤立。
这种人又常常只是将职位相同、权势相等的人视作对丁，小心加以防范，而对职位比自己低的人往往不大放在眼里，如张说所说的那样，“鼠辈，何能为！”这更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殊不知过了河的小卒还能置老将于死地，下属们造起反来往往最能击中要害。
金无足赤，人尢完人，任何一位有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所以，应该记住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