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私欲膨胀的官吏需要应用严厉手段，用“峻法”打掉他们身上的一个个“贪”字，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清廉吏治，这是曾国藩为政的基本主张。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大力惩治私欲暴涨者。
同时，曾国藩对私欲暴涨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唯以提供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当然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枉佞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查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举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查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查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查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严”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力主“严”字，实施“峻法”，是为了大清的江山，国家的稳固，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还是属于人治的范畴，而中国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曾国藩对于此点虽未曾加以说明，但要知这是一种建议的奏疏，他所谓“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就带有着政治教育的意味。
曾国藩认为，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化；要负责的长官奖惩兼施，培养天下的人才；而以“考察之法”贯彻之，使人人都有表现的机会，君不失臣，臣不失君，自然就可以纠正当时“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毛病，使之归于公诚了。他虽不敢贸然地攻击穆彰阿，但对于穆彰阿执政时代的吏治之不满，也可以窥见一二。咸丰帝自己也说：“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所以对曾国藩的奏疏，批说：“剀切明辨，切中事情，着百日后举行日讲。”
于是曾国藩又条陈日讲事宜。只因为他所画之图太简单，大臣们无人不笑，曾国藩引为一件很惭愧的事。这或者是大家看他出头有些嫉妒的意思，可见古代政治的场合是很难容许有作为的人才的。但是曾国藩始终也不改“以严治吏”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