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把家作为人生的根据地来看待，认为进可以治国，退可以安身，是必须治理好的。那么家族、姻戚呢？只不过是比一般意义上的家族大一点罢了，说来说去，总还是自家人。这也就是说，大的家族，包括姻戚在内，也是人生的根据地，甚至是一种血肉长城，也必须尽心竭力地加以经营和治理。
敬悯族亲姻党，是曾国藩在道德上口碑甚好的一个重要根由，也是他深得众人爱戴、理解或支持的一个有利“资本”，进而成了他获得成功的一种势力，导致成功的无形资产。曾国藩对待家庭，主张孝悌，对待族人亲戚，则主张敬爱。他认为，如果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则不会不敬不爱。
至于对待族亲的道理，曾国藩家书中曾写道：“至于家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中只宜一概爱之敬之。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曾国藩还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之。”
早年曾国藩在京任职，派往四川办完公事后，曾把一千两银子的俸禄寄回家中，其中的四百两用于馈赠族人和亲戚，此事详细地记载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他给弟弟的信中。信中说：“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握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恻者久之。”
在给祖父的信中，他详细说明为什么要将寄给家中的一千银两拿出一半周济族戚的理由：孙所以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大全，恐盈枉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支助，则他日不知如何。自孙人都后，如鼓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然孙少不更事，未能远谋，一切求祖、父、叔父做主，孙断不敢擅自专权。
曾国藩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又写信告诉家人，切不可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及祖父大人的主张，这才符合“恩出自上”的情理。一个多月后，他又写信说：“男之浅见，不送则家家不送，要送则家家全送；要减则每家减去一半，不减则家家不减。不然，口惠而实不至，亲族之间嫌怨丛生，将来衅生不测，反成仇雠，请审慎施行。”
家人收到银两后，父亲称赞“其周旋族戚，极是做官的美举”，表示“照单行之，决不有失”。
当时，曾国藩的十舅江通送他进京的时候，说：“外甥在外地做官时，舅舅来做烧火夫。”他的五舅江南把曾国藩送到长沙，捏着他的手说：“明年我送你媳妇到京师。”曾国藩说：“京城很苦，舅舅不要来了。”江南听了后说：“是啊，但我一定要找到你当官的地方！”说完，眼泪簌簌而下。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握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借，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为可乎？兰姊慧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之觖望，吾能不愧如一家一身乎？”类似这种情况，在曾国藩的家信中还有很多。
我们看了这些，不但会了解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的深厚，还能认识到当时农村经济的破敝，民问生活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深知那里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也是人之常理。曾国藩说：敬悯族亲固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但事事处处挂记他们，不忘他们则是正道。一旦条件允许即伸出“握手”，拉扶一把。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的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透识。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曾国藩还注意善待仆从。仆从不是家庭成员，但又与家庭每个成员朝夕共处，这方面如何维护，也见曾国藩之用心。
对待仆从的态度，曾国藩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分明，然而在情义上要施予其恩惠，善待他们。比如他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做门人。《易经》上说“丧其童仆”，又说“以旅与下，其义丧也”，意思是说把童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童子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致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当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分明，而情义不能少。
曾国藩认为善待仆从，仆从也才会善待你。买卖或雇仆从的目的是与己方便。如果主仆形同陌路，又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呢？主与仆从的关系纠纷，主要在主而不在仆，如果主子能够多恩多义、善待仆从，仆从又怎会不尽心侍奉主人呢？曾国藩对宗族姻亲的“一体爱敬”，可以从他对三女曾纪琛和女婿罗兆升的教导以及事例中看出。曾国藩将三女儿曾纪琛嫁给了好友罗泽南的儿子罗兆升，并让他们于同治元年四月正式成礼。在黄金堂发嫁时，欧阳夫人亲自送亲。曾纪琛到罗家后，严守家风，勤劳节俭，孝敬翁姑，很得罗家欢喜，其夫妻生活亦美满。但由于罗兆升性烈气躁，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常大发雷霆。曾纪琛婚后不到一年，即受到罗家歧视，其夫妻感情亦有裂痕。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教诫女儿忍耐，并表示自己嫁妆过少，但如果贫困，“吾亦当周济之”。做好女儿的训诫工作后，曾国藩又加强了对罗婿的教育工作。为了使罗婿有根本性的好转，曾国藩曾于同治四年春将三女和罗婿招至金陵督署，经过多次谈话后，罗婿思想有了觉悟。此时，曾纪琛已身怀有孕，并于这年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一子，这使罗婿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五月二十三日，罗婿准备还家时，曾国藩还亲书“忍敬”二字训诫罗婿，使他们和好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