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事情上，曾国藩总是不避的，他主张经世致用，身体力行，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乎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出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如果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还是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个理论纲领。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也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皇甫堤，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的教训。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说太宗攻下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在所有关于战争的古书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他说：“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
《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其破龙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这样分析，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罂能渡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除非动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从事实上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从个人角度看，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面对日趋腐朽的清主朝，曾国藩痛心疾首。他的欲雪国仇诗曰：
壮岁耽经训，艰难始一隅。
力耕无近获，陟古有通衢。
茅塞由来久，蓬生且持扶。
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迂儒？
练军伊始，他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
肥遁以呜高，蔬食以自足，入山唯恐不深，人林唯恐不密，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决不应该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在此，经世钻用的思想跃然纸上。
带着这种强烈的人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召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人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还是竭力去做。说他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