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30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在京做官14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爱钱，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
清代有一清官叫汤斌，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13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二舌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潘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30岁生日时，曾国藩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会穿，只有在庆贺之日或是过新年时才穿，这件衣服到他死后，依然像新的一般。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七月Z。-Vl~1日的日记中写道：“是Et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曾国藩一生“不要钱”，实指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不贪财，不苟缺，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零丁，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潘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曾写道：“以德求变，是我的立世方法。由于我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我曾想过自己假如心胸不够宽阔，器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自己从未只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许多的观点我们不能达成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见解虽不完全符合大道理，然而关键在于这些都是他们用心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他们的观点虽未达到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的程度但他们的批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意，实是微妙难言的默契。分别后我常常想念他们，认为像这样的人实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为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问，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