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六朝并非盛世，然而我国古代的诗人却喜欢称道它，把它当作一个以文采风流著名的时代。吴敬梓中年以后移居南京，那正是六朝的故都；而他在当时又是以擅长诗赋这样两种盛行于六朝的文学为人所称。他的《文木山房集》保存了他的诗赋的一部分，我们至今仍可读到。正如那集子的一篇序里所说，和当时那些把诗降低为无聊的应酬工具的假诗人不同，他写的诗“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之作，就是说还是有内容的。然而，我们今天看来，他的杰出的文学的才能，他的独特的创造性，以至他的诗人的怀抱，都主要地表现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里面，而并不在这些韵文。
程晋芳说吴敬梓生在清代而抱有六朝人的情怀，并非仅仅称赞他的文采风流，还有说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意思。在这点上，程晋芳是对他的朋友颇有了解的。生活在18世纪初到50年代之间，生活在清代那样一个最后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对当时的丑恶的现实深为不满，不肯和它妥协，而又没有出路，于是不能不从辽远的古代选择某些信念、某些人物来作为他的理想，作为他反对当时的社会的凭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确表现出来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支持了他对于许多丑恶的事物的批判，同时也决定了他所描写的某些理想的无力。但他的全部理想，除了这样的部分而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某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决定《儒林外史》的价值的并不是他的那些以复古面貌出现的理想，而是他的尖锐的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批判，他的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成就。
儒林外史
元末明初，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结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地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升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200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成驴变成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备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8000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60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哪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再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