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虫鱼虽然是大自然中普通的动植物，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赋予了其深度的内涵，自古以来多有花鸟派大画家出现。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鸟不仅书画作品中多有呈现，而且还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生活更加富有情趣，因此也有诸多专著。
牡丹被誉为我国的“国花”，颇受文人推崇。如北宋大诗人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全文约2700余字，分3篇：一曰“花品叙”，列出牡丹品种24个。指出牡丹在我国生长的地域，认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二曰“花释名”，解说花名由来；三曰“风俗记”，记述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并说为将花王送到开封供皇帝欣赏，采用了竹笼里衬菜叶及蜡封花蒂的技术。
我国宋代的牡丹书还有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等。除牡丹外，尚有其他花类。
到了明代，浙江石布政使王象晋在家督率佣仆经营园圃，积累了一些实践知识，并广泛收集古籍中有关资料，用10多年时间编成了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
《群芳谱》全书30卷内容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12谱分类，记载植物达400余种，每一植物分列种植、制用、疗治、典故、丽藻等项目，其中观赏植物约占一半，对一些重要花卉植物收集了很多品种名称。
到了清代，清圣祖玄烨命汪灏等人就王象晋《群芳谱》增删、改编、扩充，于1708年成书，原名《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简称《广群芳谱》。
《广群芳谱》全书100卷，分为天时、谷、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药11个谱。汪灏等人大幅度改编《群芳谱》，对其篇目有分有合，删去了其中一些和农事无关的内容，对原书引文错误及脱漏之处，一一加以补正。经过改编，全书形式整齐划一，内容严谨充实，取材也较丰富，减少了矛盾重复之处，可视为一部新书。
凡是原书保留下来的旧条文，开头皆注有“原”字，新增内容则开头处用“增”字标明，很易区别。玄烨本人所写诗赋，则以“御制诗”标明，归集在诸条集藻项下。
关于“虫鱼”即动物类的专著，历代也多有呈现，如越陶朱公《养鱼经》、秦李伯乐《相马经》。
《养鱼经》为春秋末年范蠡所著，是我国最早的养鱼著作，共一卷。范蠡晚年居陶，称朱公，后人遂称之为陶朱公，故本书又名《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陶朱公养鱼方》等。东汉初年已出现，《世说新语·任诞篇》注文所引《襄阳记》中有汉光武帝时“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经》作鱼池”的记载。
本书后存共400余字，以问对形式记载了鱼池构造、亲鱼规格、雌雄鱼搭配比例、适宜放养的时间以及密养、轮捕、留种增殖等养鲤方法，与后世方法多相类似，是我国养鱼史上值得重视的珍贵文献。
伯乐原名孙阳，春秋中期郜国人。在秦国富国强兵中，作为相马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秦穆公信赖，被封为“伯乐将军”。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珍贵文献资料帛书，其中就有一部为《相马经》，这是我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古代文献，是早已失传的《伯乐相马经》的抄本。
《相马经》帛书残片存77行，约5200字，其中残缺500字。内容包括经、传、故训3部分。其主要是对马头部和有关相马的理论，如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全文用隶书书写，间有米丝栏。
作者在15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
《相马经》其行文近似赋体，较有文学色彩，提供了历史文献上从未见过的古代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有着悠久的历史。
鹤是“国鸟”。在所有的鸟中，鹤最有文化，外貌清雅高贵，心灵纯正无瑕，智慧深邃，还是吉祥长寿的象征。
浮丘伯养鹤，也自比于鹤。《相鹤经》描述鹤：
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啄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周；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崇者也。
其相曰：瘦头朱顶则冲霄，露眼黑睛则视远，隆鼻短啄则少暝，鞋颊宅耳则知时，长颈竦身则能鸣，鸿翅鸽膺则体轻，凤翼雀尾则善飞，龟背鳖腹则伏产，轩前垂后则能舞，高胫粗节则足力，洪髀纤指则好翘。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郊甸。
相传后来浮丘伯得道成仙，后世将其与安期生、洪崖等人作为仙人的代称，《相鹤经》自然成了浮丘伯得道的代表作。传说浮丘伯将《相鹤经》传给了王子晋，西汉崔文子向王子晋学道，得到了《相鹤经》的文字，后游学到嵩山，藏在嵩山石室中。后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后世的《相鹤经》已经历代爱鹤之士的增删修改，不断完善，但宗旨原神一定是浮丘伯的。秦汉时期的虫鱼类专著，较著名的如朱仲的《相贝经》。至宋代，虫鱼类的专著比较多，北宋陈景元所辑的《相鹤经》是我国最早的辑佚之书。另外，如贾似道著有《促织经》，傅肱著有《蟹谱》，高似孙著有《蟹略》。
贾似道是宋理宗时的丞相，他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共两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诸章，系统描写了蟋蟀的种类、形态、养法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蟹之美丽，不仅在其美味，更在于其融入到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已经点点滴滴地融入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里。
我国历史上有关蟹的谱录，主要有北宋傅肱的《蟹谱》、南宋高似孙的《蟹略》。二书前后相继，各有所长，互相辉映。
傅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著有《蟹谱》二卷，共6000字左右，分总论、上篇、下篇及纪赋咏4个部分；总论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是一篇可圈可点的记录蟹况的散文。
《蟹谱》上篇摭拾旧文42条，视野甚为广阔，将蟹又称“郭索”“无肠公子”、春秋吴国的“稻蟹不遗种”、东晋毕卓最早倡导酒蟹匹配“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等话题从典籍中挖出，更加引人瞩目，是对蟹文化的第一次钩稽。
而下篇则为傅肱自记见闻，广集北宋蟹事23条，在当时是鲜活的记录，既是珍贵的史料，亦为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纪赋咏抄录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一赠一答的两首咏蟹诗。
傅肱推原历史，排比现状，使《蟹谱》成为开山之作，为历代许多丛书所收录，所引《唐韵》17条亦成了我国古代韵书的“活化石”，其零星的影响自不待言。
高似孙的《蟹略》约2万字，共分为4卷。除“郭索传”外为12门，每门之下分条记载，多取蟹字为条目名称，后系以典籍语录和诗人诗句，较之《蟹谱》，篇幅更多，分条更细，材料亦更为丰富。
高似孙的锐意搜索和繁富采摭，也使得《蟹略》有了极强的辑佚作用，且不论其对《事始》、《三国典略》等史籍部分史述的存留，单其所涉306首、句诗篇中，包括刘攽、曾几等人逸诗26首，独具文献价值。
到了明代，比较著名的动物类专著如黄省曾的《养鱼经》，杨慎的《异鱼图赞》。
黄省曾是明代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理、农学等多方面，其《养鱼经》又名《种鱼经》《鱼经》，刊行于1573年至1618年间。全书共3篇：一之种、二之法、三之江海诸品，分别讲鱼秧、养鱼的方法及鱼的种类。书中记述了鲟、鲈、鳓、鲳等19种鱼类，主要记载鱼苗培育、成鱼饲养及长江下游海水鱼类和淡水鱼类的性状，反映了明代后期苏南地区的养鱼技术。
此外，书中“鬻时可去大而存小”、投饵“须有定时”的记载，说明明代已有“轮捕轮放”和投饲“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位等养鱼技术。
此书还最早记载了我国的鲻鱼半咸水人工养殖活动。尤其书中还指出河豚的毒性、鉴别和解毒之法：
有大毒能杀人，无颊无鳞，与口目能开合，能作声，是鳞中之毒品也。凡烹调也，腹之子、目之精、脊之血必尽弃之……俱不可食。凡洗宜极净，煮宜极热，治之不中度，不熟，则毒于人。中其毒者，水调槐花末或龙脑水，或至宝丹，或橄榄子，皆可解也。
可见，当时人们不但已了解河豚的毒性，而且在鉴别与解毒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此外，黄省曾还著有《兽经》1卷，《蚕经》1卷，与他的《稻经》、《鱼经》合称为《农圃四书》。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的《异鱼图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鱼类著作，写于1544年，《异鱼图赞》为杨慎考订博物之名著，文章渊雅。杨慎在《异鱼图赞引》中云：
有西州画史，录南朝《异鱼图》将补绘之。予阅其名多舛错，文不雅驯，乃取万震、沈怀远之物志，效郭璞、张骏之赞体，或述其成制，或演以新文。其辞质而不文，明而不晦，简而易尽，韵而易讽，句中足征，言表即见……
《异鱼图赞》中的“赞”，文风古雅，在“题”中，凭借其广博的学识，较为广泛地征引典籍加以解释说明，既在内容上突出异鱼之独特性，更注重广泛地引用以资证明，不仅仅是对所记对象的形状的说明和描摹。
清代胡世安根据杨慎的《异鱼图赞》，著有《异鱼图赞笺》、《异鱼图赞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