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子贡向孔子询问治理政事之道。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老百姓对政府就信任了。”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之中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从古到今，粮食、国防、信义都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问题。
粮食充足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进入小康社会。军备充足就不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取信于民就可以唤起人民大干快上的精神，使社会进步而繁荣。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割裂的。一方面，如孔子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也如孔子所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没有“足食，足兵”，也就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一味高喊“穷棒子精神”，要求人民“勒紧肚子闹革命”，的确是不能取信于民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说到底，还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问题。
儒学的观点是两个方面都不忽视而更倾向于精神文明方面，所谓“重义而轻利”。所以，当子贡提出二者必居其一的两难选择时，孔子作出了“去食”的选择。这正如后来孟子那个著名的选择一样：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孔子并非不重视“足食，足兵”，正如孟子并非不喜欢吃鱼不想活命一样，都是为了一个“义”字。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夫子在二千多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取信于民”的政治策略。“取信于民”讲的就是治理国家，就要一心为民，把百姓的痛痒放在心上；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行动上，才能深入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作为国家的领导人，随时要保持”取信于民”，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