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立法指导思想有很大变化，立法活动频繁。就法律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的法律以“礼法合流”为主要特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礼法结合的新阶段。三国时，曹操、诸葛亮就是以“重法”而著称的。
“礼法合流”确定了一系列反映儒家伦理精神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而基本完成了我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为中华法系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与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汉朝确立的“德主刑辅”思想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进一步引礼入律。
三国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继续儒家化。比如曹操主张兼采法家与儒家治国策略而礼刑并用，根据社会形势的治乱变化而有所侧重。
两晋时期，由于门阀士族统治的发展，儒家“礼有等差”的思想更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这种思想积极地引礼入律，促进了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
南北朝时期，南朝法律思想一遵西晋，宣扬礼教，建树不大；北朝虽多为少数民族建国，但入主中原后，很快接受儒家思想，深受汉晋法律文化的影响，很快确立了以德礼为主的法制指导思想，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立法活动，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比较频繁，其中的几部重要法典，标志着这一时期立法活动的丰硕成果。
三国初期的立法活动，沿用汉制，承袭汉律阶段。当时社会形势不稳定，各国不具备制定新法的条件。又都各自看似名正言顺：刘备坚持正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比之下，孙吴政权的法律多承于汉制，少有建树。
蜀汉以汉室宗亲自居，国号“汉”表示了本政权的正统地位。因此，蜀汉的法律只能在沿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删。
蜀汉的立法者主要是诸葛亮。在他执政时期，创制了不少军令、科条。蜀汉最重大的立法活动，当属造《蜀科》。它是蜀汉的基本法典。《蜀科》也叫《汉科》，其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法律制度3个方面。
《蜀科》的刑事法律制度包括刑名和犯罪种类两个部分。刑名有夷三族、弃市、斩、连坐、杖刑和鞭刑、废刑和徙刑、下狱幽闭，以及降职、免官等；犯罪种类有危害政权及皇权的犯罪、官吏渎职罪、侵陵大臣罪、军事不利罪等。
《蜀科》的民事法律制度包括经济立法和其他规定。蜀汉法律中最能体现对益州土著豪强限制的，当属其经济立法。蜀汉政权铸大钱、盐铁专卖等立法与措施，都直接打击了益州豪强。其他规定包括禁酒和禁以异姓为后等。
《蜀科》的诉讼法律制度包括司法机关的设置、刑讯制度和“惜赦”思想。在蜀汉，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重大案件的审理，都须经过丞相审核。蜀汉设大理，主掌审判。还有司隶校尉，负责首都治安及对官员的监察工作；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军正，是军中执法的官吏。
除以上所述而外，地方守、令也须负责一地治安、执法。蜀汉刑讯制度比较严酷，至于“惜赦”思想，终诸葛亮执政之世，总共下过两次大赦，都是在皇帝即位时施行的。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破坏了这一思想，几乎年年大赦，遭到了孟光等人的批评。此外，蜀汉还有国际条约。蜀汉的“国际条约”，主要指229年与东吴签订的“汉吴同盟”。盟约中说：
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这其中，其实已经明确订立了双方交往的一些原则。而事实上，直到蜀汉灭亡，双方基本都是遵守盟约的。三国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成就是《曹魏律》，又名《新律》，《魏律》。
在当时，魏明帝曹叡即位后，三国势均力敌，曹魏内部统治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事业有所发展，制定新的法律的任务提到了日程。
这一阶段进行的刑制改革，有《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等总计180余篇，分别作为刑事、民事、军事、行政等各方面律令法规。其中，《新律》18篇最为重要，系曹魏时期国家的基本律典，故称《魏律》。
《魏律》是魏国的一部主要法典，由陈群、刘劭等人于229年增删汉律而成。《魏律》是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改《兴律》为《擅兴律》，删除《厩律》，改《具律》为刑名并列于全律之首，增加了《劫掠》、《诈伪》、《告劾》、《毁亡》、《系讯》、《断狱》、《请赇》、《惊事》、《偿赃》和《免坐》10篇。
《魏律》对两汉相沿的旧律进行了一次大改革，主要表现在这样几项：增加了篇条，基本上解决了篇少导致的漏罪。
改《具律》为刑名，冠于律首，改变了汉律篇章体例不够合理的状况；吸收律外的傍章科条，调整、归纳了各篇的内容，使得内容简约，而且体例通顺。
在律中正式规定了维护皇室贵族官僚特权的“八议”条款，这一项规定表明了封建等级原则的进一步法典化。
在刑罚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法定刑有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杂抵罪，并减轻某些刑罚，如废除投书弃市，限制从坐的范围，禁止诬告和私自复仇等。
西晋立法主要是制订了《晋律》。《晋律》以宽简著称，是我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的刘宋、南齐、南梁、南陈等所沿用，是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
《晋律》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晋律》篇目从18至20篇，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
《晋律》适应了士族地主和官僚地主的需要，规定了一系列保护他们特权的法律，如专门规定“杂抵罪”的刑罚，即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
《晋律》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度是我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民事方面，如财产转让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晋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我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
“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我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
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准五服以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各政权基本沿用《晋律》。相对来说，北朝的法律建树远远胜过南朝的立法。《北魏律》和《北齐律》是北朝时期的重要法典。
《北魏律》制订者崔宏、崔浩、高允、刘芳等皆为中原士族。他们根据汉律，参酌魏、晋法律，经过多次编纂，最后在北魏孝文帝时，由律学博士常景等撰成，共20篇。以后虽续有纂修，但变化不大。
其内容在刑法原则方面有八议、官当、老小残废减罪或免罪、公罪与私罪、再犯加重等；在刑名方面有死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等；在罪名方面有大不敬、不道、不孝、诬罔、杀人、盗窃、隐匿户口，以及官吏贪赃枉法等。
《北魏律》中还第一次出现了“官当”制度。“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北魏律》中的“田令”，是以封建国家的名义对土地实行分配和调整，推行均田制度法令。
此令在当时对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以及争取劳动人手、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力，都起到一定作用，对后世影响较大。
《北魏律》特点是“纳礼入律”，强调用礼来指导立法活动，要求以法以礼治理国家。它成为唐宋法典的渊源，在我国封建立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齐律》是北齐代替东魏后，北齐武成帝高湛命人编撰而成，制订者熊安生、邢邵、马敬德、崔昂等皆为儒家。
《北齐律》创新并确立了“重罪十条”，这是后来“十恶”的起源。《北齐律》以“科条简要”而著称，将《晋律》中的《刑名》和《法例》合并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篇目由20精简为12篇，这也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立法活动中，《北齐律》水平最高，所取得的立法成就也最大，堪称以前历代立法技术与立法经验的结晶。在我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它对后世立法影响极大。
隋朝《开皇律》即以《北齐律》为蓝本，唐律又以《开皇律》为依据，而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的立法基础，并直接影响到周边亚洲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进一步儒家化，立法活动频繁。
各封建政权极为重视立法，在继承秦汉法律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进行改革和创新，推动了法律儒家化的进一步发展，法律形式规范，法典体制科学合理，法令明审简要，为隋唐法制的成熟和完备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