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天下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明初统治者在重典治国的同时，强调“明刑弼教”，使老百姓都知道法律，做到遵纪守法，提高道德素质。
清朝对法典不断修订，其中有些法律形式和立法及司法改革，不仅是我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也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近世时期建立的一系列再审、会审等制度，使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法律功能进一步加强。
明朝的法律制度上承唐宋、下启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起典型代表。明朝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其法律内容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也与以往各代有着明显差异。
《大明律》是明朝的基本法典，它前后历时三十年才修订完成，成为我国君主专制社会后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明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明朝司法制度中的机构设置、案件审理以及监察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司法体系相当完备。
为了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明朝法律规定了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刑事法律方面，明律采取了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比如在刑罚上，明律规定五刑制度，但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60至100，流刑三等分别附加杖100。此外，又增加充军、枷号等律外酷刑。
充军刑源于宋朝刺配刑，明初只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开荒种地，后来逐渐成为常刑。充军刑发配地点远近不等，从4000里到1000里，各等均附加杖100。
充军分为终身与永远两种，终身是指本人充军到死，人死刑罚执行完毕；永远是指子孙世代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
枷号是强制罪犯在监狱外或官衙前戴大枷示众，以对其进行羞辱折磨的一种刑罚。枷号的刑期为一、二、三、六个月及永远5种，大枷重量有十几斤至几十斤不等。
明朝严惩官吏赃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大明律》和明《大诰》中。如《大明律》将6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作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予以惩处。
其中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坐赃4种罪名，均涉及官吏贪赃行为。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很多，且有细密全面的规定。
《大诰》中惩治贪官污吏的规定更加严厉。在《大诰》4编236条中，惩贪条文多达一半以上。有的按律免死，《大诰》则规定凌迟，并且家财没官，家人迁往化外。明太祖要求对官吏犯赃案件，必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
如《大诰》初编载：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巨额官粮，牵连坐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数百官员被处死，其他官吏及地主豪绅有数万人被下狱治罪。
明太祖重惩贪官污吏，往往不只限于案犯本人，而是惩一儆百。他常常利用民众惩治贪赃官吏，允许各地百姓监督、陈告、扭送赃官，并可越级诉讼，直至进京。
官吏征收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该官吏，并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拒绝受理，也要依法论处。
《大诰》还规定，对于违旨下乡、动扰民众的贪赃官吏，百姓可将其捉拿赴京。为了强化吏治，使官吏尽职尽责，明律还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失职渎职罪。
明朝还设有廷杖制度。所谓廷杖，就是按照皇帝指示，由司礼监太监监刑，锦衣卫行杖，在廷殿之上，当众责打违背皇帝旨意的朝文武臣的一种酷刑。
在民事法律方面，明朝对土地所有权有明确的规定。明朝不实行均田制，从法律上废除了“占田过限”之类的规定。
为了发展农业，确保土地的使用，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就规定，凡逃弃荒田，一律归先占开垦者所有，旧主即使回归也丧失土地所有权，只可请求返还房屋坟墓。洪武年间曾多次下诏，确认垦荒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国家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奖励。
为了保护土地所有权人全面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明朝统治者从法律上确认各种土地所有权，并排除各种不法侵害。凡盗卖、盗种、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土地与房屋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50；田5亩、屋3间加一等，最高至徒3年；若系强占，则杖100、流3000里。
在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所有权方面，明朝也强调先占原则，主要表现在遗失物与埋藏物的归属方面。
《大明律·户律六·钱债》中“得遗失物”条规定：拾得人有送官的义务，但失主认领后，要将其一半付给拾得人。30日内无人认领，拾得人可获得该物的全部所有权。
在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上，“得遗失物”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埋藏物完全归发现人所有，只是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必须送官。
在财产所有权上强调先占原则，保护先占人的所有权，反映了明朝社会财产私有权观念的深化。
明朝也规定了契约制度。如借贷契约的订立、利息、时限，土地租佃的相关条款，以及典制度等，其基本精神在于保护个人利益免受侵犯。
明朝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大明律·户律三·婚姻》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如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方已报婚书及有私约，或虽无婚书但已接受聘财而悔婚者，笞50。
此外，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府州县长官不得于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监临官也不得娶为事人妻妾或妇女为妻妾，违犯者依法论罪。
在爵位和宗祧继承方面，明律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如无嫡子，可立嫡长孙，或立庶长子，违者处刑。明律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80；立异姓义子者，以乱宗论，杖60。
在财产继承方面，仍实行诸子均分制。明律规定，嫡庶子男，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对户绝财产，无同宗应继者，由所生亲女承受；无女儿，财产入官。妻子是特殊顺序的继承人，寡妻如有子，由寡妻掌管家产，并不发生析产问题；如无子守志，寡妻应与族长择同宗应继之人立为亡夫嗣子；如无子而招进赘婿，必须为死者另立嗣子，家产均分。
在经济法律方面，明朝建立了匠籍制度，手工业工人一旦被编入匠籍，便世代为官府劳作，不许脱籍，没有自己经营和迁徙的自由。
明朝第一次将盐法、茶法纳入国家正式法典，确立国家对盐、茶经营的垄断地位。明律规定，盐商、茶商必须经过法定手续，取得“盐引”、“茶引”等官方发给的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私茶罪。
凡犯私盐罪者，杖100徒3年；若有军器，加一等；拒捕者斩。即使买食私盐者，也要杖100；如果买后又转卖者，杖100徒3年。
国家鼓励百姓告发私盐犯和私盐犯自首，并且打击专商倒买倒卖盐引和盐货，以保证盐法的顺利实施。凡犯私茶罪者，同私盐法论罪。《私茶条例》甚至规定，内地人潜往边境贩卖私茶，与化外人交易，则不论斤两，连同知情人，一律发往烟瘴地区充军；倘若私茶出境和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
明朝的赋税种类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税、人口税和商税。明朝的土地税和人口税以黄册和鱼鳞册为征收依据。黄册是登记全国人户的户籍，鱼鳞册是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后绘制的图册，每家每户的土地位置、大小、形状等都在鱼鳞册中标注出来。
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赋役不均和征收混乱的税制弊端，首辅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
其内容大致包括：第一，简化征税手续，将过去征发的所有项目合并为一条；第二，实行田赋和徭役合一，统一征收银两，将过去按户按丁摊派的徭役归于田亩；第三，以雇役制代替差役制，每年征缴一次代征银，各州县所需力役，由官府出钱雇募。
“一条鞭法”的推行，在我国古代税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将过去的所有税目合并为一条，并将徭役折银摊入地亩，既简化了税制，又由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为加强对商税的管理，《大明律·户律五·课程》有“匿税”条规定：凡城镇乡村的商贸集市和海港码头，都由官府设置的人员专门管理；凡客商匿税及酒醋店铺不纳税者，笞50，货物一半入官。为奖励告发偷税漏税者，还将没收货物的十分之三给予告发人。
明朝不但重视国内税收立法，而且对外商载货入境作了严格规定。凡海上贸易活动，船舶一靠岸，即必须向官府申报，按十分之一征收进出口税；若不报或报而不实，杖100，货物入官；窝藏货物者同罪，告发者给予奖励。这一税收立法，既保护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维护了国家的关税主权。
明朝商业活动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为此，《大明律·户律四·仓库》首次设立“钱法”、“钞法”专条，确立了宝钞与铜钱并行使用的制度。
按照其规定，各种钱币并行使用，不得重钱轻钞，违者处杖刑；伪造宝钞，不分首从，一律处斩，没收财产；窝主、知情者、使用者与伪造者同罪；描改者杖100、流3000里；私铸铜钱者处绞，匠人同罪。甚至还严厉打击私自买卖废铜的行为，违者各笞40，以防止伪钱的铸造。
这些法律规定，对保证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经济秩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中央司法机关分别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统称为三法司。但与唐宋中央司法体制不同的是，明朝以刑部掌审判，大理寺掌复核，都察院掌监督纠察。
刑部由唐宋时期的复核机关改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明初下设四司，后扩充为十三清吏司，主要审理中央百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师地区重大案件，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各地重大案件。刑部有权判决死刑以下案件，但徒流刑案件须报送大理寺复核。
大理寺由唐宋时期的中央审判机关改为复核机关，主要复核刑部和地方判决的徒流刑以上案件。如发现判决不当，可驳回原审机关或改由刑部重审，死刑案件则须奏请皇帝批准。
都察院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监督纠察机关，除纠察弹劾各级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外，有权监督检察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复核活动，并且经常与刑部和大理寺共同会审重大案件。
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县三级，府、县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而省一级变化较大。各省设布政使掌行政事务，提刑按察使专掌司法审判。按察使有权判决徒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刑部审查。
明朝实行世袭兵制，军人编入军户，部分训练征战，部分屯田耕种。军户之间发生奸盗、诈伪、户婚、田土、斗殴纠纷，一般不受普通司法机构管辖，而由各卫所的镇抚司、省都指挥使司的断事司审理。但人命案件则约会当地司法机构检验审理，军民交叉诉讼也由军事机构与当地司法官会同审理。
明朝各地基层乡里组织设有“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三五名正直公允的老人主持，负责调处民间纠纷争讼。经调解后不愿和解者，也可向官府起诉。
这一组织的设立，已具有基层民间调解制度的性质，可以发挥申明教化、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反映了明朝统治者“明刑弼教”的法制思想，即用刑法晓谕人民，使人们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达到教化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为了加强皇帝对审判权的控制，有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并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予以监督，明朝对重案、疑案以及死刑复核案实行会审制度，包括廷审、三司会审、九卿圆审、朝审、大审、热审等。
廷审是由皇帝亲自审讯犯人的一种特别审判。明初朱元璋规定，对武臣所犯死罪案件，必须亲自审讯；遇有特别重大的案件，皇帝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亲自进行审讯。
三司会审源于唐朝的“三司推事”，是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
九卿圆审是对特别重大案件或二次翻供不服案件，由三法司长官会同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及通政使等九家重要官员共同审理的制度。
朝审即由三法司长官与公、侯、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理大案重囚的制度。始于1459年。
大审是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共同审录罪囚的制度。它定制于明英宗时，每5年举行一次。这是明朝独有的一种由宦官指挥司法、会审重囚的制度。
热审是由司礼监传旨刑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于小满后十余天暑热季节进行的会审制度。自1404年起，因夏天炎热，为清理牢狱，乃令中央府、部、科协同三法司遣放或审决在押囚犯。一般笞罪无干证者，即行释放；徒流刑以下减等发落；重囚有疑难者以及戴有枷号者，奏请皇帝最后裁决。
明朝对大案、要案、疑难案件进行会审的制度，在清理积案、审慎刑罚并对各级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保证了皇帝对司法大权的有效控制。
明朝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厂卫”干预司法。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明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在普通常设司法机关之外设立的特务司法机构。
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宦官指挥组织的特务司法机构。1420年，成祖依靠宦官设立东厂，专门从事侦缉活动，并行使审判权。
由于东厂直接听命于皇帝，事无大小一律向皇帝奏报，甚至夜间遇有急事也可面见皇帝，就连锦衣卫也在东厂侦查的范围之内，而且东厂人数众多，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特务网，权力很大。
明宪宗成化年间，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原有的厂卫机构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设立西厂。其四处刺探民间反叛行为，权力和人数又大大超过东厂，进一步发展了特务司法机构。
明武宗正德年间，为强化镇压职能，又在东西厂之外设立内行厂。其不仅侦缉官民，而且还操纵、控制、监视东西厂，权力更在东西厂之上。
锦衣卫由保卫皇帝安全的侍卫亲军组成，是皇帝最亲信的贴身禁卫军，主要负责皇宫警卫及皇帝出行仪仗事宜。
1382年，朱元璋为了有效控制臣民，赋予锦衣卫侦查、逮捕、审讯等司法权，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大理寺和刑部不得过问其审判活动。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主管本卫军、匠人员纪律，北镇抚司专理诏狱，设有专门监狱。
1387年，朱元璋又明令禁止锦衣卫干预司法。但到永乐年间，又恢复了锦衣卫干预司法的职能，并一直延续到明末。
厂卫制度是明朝始创并独有的，是受皇帝指使的法外司法机关，具有独立的侦查、缉捕、审讯权。厂卫不受法律和司法程序约束，而有一套特殊的手段和程序，可监视各类会审，可随意到各级官府或各地侦缉、查讯，可自设法庭对犯人进行随时随地刑讯问罪，可制造口供、迫害异己、严刑定案、任意杀戮。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司法制度，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官僚与厂卫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激烈，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一大政治弊端。
明朝监狱组织，自中央到地方已系统化。中央有刑部司狱司管辖的刑部监狱、都察院监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下属的军事监狱及锦衣卫监狱，地方各省、府、州、县也设立监狱。
全国监狱均由刑部提牢厅管辖。提牢厅专设提牢主事负责，但无专人专职，一月变更一人主持。提牢主事的职责是点视囚犯和监狱，都察院等机关可以派人提调监督。
明朝的监狱管理制度有所发展和完善，当时已有男监、女监、内监、外监之分。为了保障监狱系囚安全，明朝正式规定了狱官“点视”制度，定时点检囚犯、巡视监狱。
对于提牢主事、典狱官以及狱卒失职或纵囚行为，明律规定了比唐律更重的惩罚。明朝还对囚犯的衣、粮、医药等待遇规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囚犯的生活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