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诗词、书画
在历代的商人当中，不乏有名的诗人、画家和文学家。而这一现象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如在明清的扬州盐商中，有许多饱学之士，马曰王官、江春、汪楫、汪懋麟、许承宣、许承家、程晋芳等人均是。在他们当中又以诗词、书画见长者多。在这些人的倡导下，当然也是在盐商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商人结交文人起社吟诗之风极盛。尤其他们组织的诗会影响更大，不仅造就了一批有名的诗人，并出版了一批诗集，对这一时期的诗词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徽商马曰王官，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他尤其好诗，曾主持扬州诗坛数十年，著有《沙河逸老诗集》、《山解谷词》，并辑有《焦山纪游集》、《林屋唱酬录》等。沈文在其诗集的叙文中说：古人莫不有癖，山解谷独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诗斥淫崇雅，格韵并高，由沐浴于古书者久也。这几句话很能代表马曰王官的诗词风格。他与天津早期“四君子”之一、盐商兼诗人查为仁兄弟齐名，因此当时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其弟曰璐，好读书“工诗，与兄齐名”，著有《南斋集》（诗）、《南斋词》。在他们的别墅“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中，二人与文士游宴唱和，立“韩江诗社”，并有《韩江雅集》十二卷问世。诗集中的作者有前五君和后五君之称。前五君是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厉樊榭、姚世钰；后五君是刘师恕、程梦星、马曰王官、全祖望、楼齿奇。参与唱和的诗人还有厉鹗、闵华、高翔、杭世骏、丁敬、陈章、团冠霞、王藻、吴均等人。这么多诗人会聚一堂，在当时已堪称盛事。马氏兄弟所辑的这部诗集后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嘉庆《两淮盐法志》以及阮元的《广陵诗事》对此均有记载。
江春、江日方兄弟，即是扬州巨商又是诗人，时人称为“二江先生”。江春本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马曰王官）齐名”。他雅好交游，暇辄留意吟咏者。他家有一个大客厅，可容百人，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座中常满。江春修建的“康山草堂”、江日方修建的“紫玲珑阁”更是专门招待文人士大夫的地方。曾被诗界誉为“南马北查”的马曰王官去世后，江春享有盛名。他著有《随月读书楼时文》、《水南花野吟稿》、《深庄秋咏》等诗稿，曾得到诗坛领袖袁枚的大加赞赏。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阮元幼时曾到过江防的“紫玲珑阁”。当江防死后，阮元在挽诗中写道，“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意思是说自马曰王官、江春兄弟去世后，文人的结诗吟诗之风“歇绝矣”。
正因为有像马曰王官、江春等这样一些商人的提倡和支持，才使大批诗人集结扬州。如袁枚，每逢平山堂梅花盛开时，往来邗上，以诗求见者，如云集焉。为了以诗会友，切磋学问，从乾隆初年起，扬州盐商经常在自己的园林中举办诗文会。其中以在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园”，以及郑氏“休园”的诗会最负盛名。《扬州画舫录》一书对此记述颇详：
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
从命题到刊刻仅三日，这比今天报刊投稿还快得多。会上主人除了安排赋诗作词，即其所设酒肴之珍美亦是蜚声远近。商人与诗人游宴觞饮，或听曲消遣，或交相唱和，极尽风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扬州“虹桥修禊”，其影响更甚于上述的诗文会。据记载，虹桥修禊前后举行过多次，孔尚任、王士祯、杜睿、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均曾参予其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主持修禊虹桥，卢作律诗四首，和者先后达7000余人，而其中郑板桥即两和其韵。后来将诗稿编成300余卷，并绘有《虹桥盛览图》。对此赵云崧有诗感叹说：
虹桥修禊客题诗，传是扬州极盛时。胜会不常又视昔，我曹应又有人思。
从孔尚任、王士祯、卢雅雨等名士的参予和支持，我们可以想见其盛况。除了修禊、诗会，还有联句。据《广陵诗事》所记，“联句之盛，莫过于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今有堂、张氏著老书堂。”其中有食鲥鱼联句、五瑞图联句、看山楼雪月联句、乙亥上元联句等等。所有这些，可以说是当时商人与文人的一种联谊活动，它不仅使骚人墨客得到高雅的享受，也使一些商人得到诗词文化的熏陶和训练，致使一些商人热心练习集字添句，竟然也以诗人自居。正如一首竹枝诗词所唱：“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盐商黄某，在园中开宴迎宾，居然传花行酒，刻烛催诗；而某商丧子，自撰哀悼诔文，出示旁人，令人不能卒读；有的巨商家中聘有冬烘先生，明言坐馆，实为暗里捉刀，帮助主人翻翻诗韵，调调平仄，作出的诗，如唱山歌一般。添集四句二十八字，然后使人扬言于众：某能作诗矣！某能作文矣！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如盐官卢见曾以“风流总持”自居；盐商程晋芳在乾隆南巡时，因献赋而授内阁中书；江春所建康山园，受到乾隆的称赞，并亲自题诗留念。江春的继子振鸿，也好读书，擅长诗歌，在其家中“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坐中常满，蔚为一时之盛。”这种优裕的社会条件，刺激并吸引了各地诗人。当时，天下文人稍能言诗，都想游食扬州，故有“扬州遍地是诗人”的说法。
明中叶的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不仅是长江中下游淮盐的最大集散地，也是大批盐商、运丁聚居的第一大码头。而这里的盐商不论从文化情趣还是从生活方式均追求模仿淮安、扬州的商人。对此，《汉口丛谈》有记述：
汉上盐龌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宴处。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
其中徽商巴慰祖（莲舫）堪称汉口盐商中第一“风雅领袖”，著有《藻阁集》。与同时期的天津查氏（查日乾父子）、扬州马氏（马曰王官兄弟）齐名。《汉口丛谈》说他“风流坛坫，海内共传”。当时各地来汉口的文人学士，“无不相推侨札之好，一时题襟雅集仿之”。乾隆五十年（1785），巴莲舫与彭堇门主集红薇山馆，同会者13人，文酒笙歌，尽欢而散。在巴慰祖等人的提倡下，汉上文人雅集频仍。嘉庆十二年（1807）有《新雨联吟》问世，所收自春迄冬凡40集，唱酬前后达20余人。除了巴慰祖，汉口其他商人也多风雅好客。如歙人鲍兆瑞，贩盐于此，尤其雅好诗咏，每当“春季花时，必高会吟朋，觞歌竞日”。商人巴树蕃，涉猎经史，尤好诗词，每遇别人诗中有佳句，则低徊讽诵，一往情深。商人吴仕潮，善于作诗，尤其善长五言，他本性好客，家中诗界的朋友常常满座。另外徽商洪檀构筑了一座“淮园”，园内轩窗窈窕，楼阁深沉，颇绕花木之趣。这是他在经商之余，以诗会友的地方。乾隆二十六年（1761），积雪乍霁，洪氏“折束相邀”诗界和商界朋友登阁赏雪于梅香竹影间，直到半夜才散。在青史上留下一次有名的文人、商人的雅会。正是由于商人所好，“骚客词人，书家画手，莫不争自励淬，羽翼附庸”，以致汉口文风蔚然兴起。
据研究可以看出，仅明清两朝由徽商署名创作刊刻的诗集已数不胜数。其中歙商黄长寿的《江湖览胜》、黔商胡际瑶的《浪淡斋诗稿》、婺商董邦直的《停舸诗集》、休宁商许竹斋的《壮游》、《归兴》等等都很有名。由于商人四出为贾，周游天下，每遇山水名胜之地，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又由于他们远离家乡、亲人，往往以诗词抒发离怀别情。因此在这些商人诗集中并不乏传世之佳句，试举一二。绩溪商人章献钰，偕同母舅一同运盐销于武林，家境稍裕。一天，与友人谈及家事，愀然不乐，早早辞归，写下了“戏彩思鹤发，衔杯泣雁秋”的诗句，思亲盼归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侨居扬州的盐商方土庭有《新安竹枝词36首》，描写当地风习。《歙事闲谭》认为，读之“使人如游其地”。另外在浙江的中南部，兴起的龙游商人也颇具儒风，学贾而不废读者比比皆是。如书贾童佩著诗三卷文二卷，明代硕儒王稚登在《童子鸣集》序中称赞他的文笔“念思峭绝，寄情幽远，风旨才调复绝。”这些诗词表达了商贾诗人的胸臆情愫，抒发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概括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值得后人玩味讽诵的。
商人与书画的发展也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诞生于清初的“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更与新安、扬州商人有着密切关系。因为书画同样是商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书画与诗词一样往往是有感而发，以抒情寄兴。但与诗词比较，史书中关于商人书画的记载较少，故而在此仅简略介绍一下：
新安画派，笔法清淡简练，构图明快秀丽，气质清高悲壮，曾在画界独树一帜；对后世绘画技巧影响很大。尤其清初出现于徽州的徽派版画，也因刀法或细如毛皮，柔若绢丝，或粗若鸿沟，壮如山脊而显得多彩绚烂，从而在版画界享有盛名。以扬州八怪为首的扬州画派，泼墨为骨，以形写意，独树一帜，不随俗流。这些成就均与商人的推动和支持分不开的。
首先，徽州、扬州都是当时商业最为发达地区之一。作为商业中心，文化市场也很发达，学术空气也最活跃，使书画家有驰骋灵感的广阔天地。另外一些大盐商本身也有学术气质，他们酷爱艺术，聘请画家来到自己的园林，提供观赏、食宿以及临摹名迹的条件，让他们尽情琢磨，尽情挥洒，从而创造出许多名世佳品。一旁观画的商人们，耳濡目染，兴致所到，亦会勾画几笔。对于画家的作品大多为富商大贾所收藏。因此明朝的万历年间在徽州就产生了一批热衷于经营字画、版画的画商、书商，形成了一个以商养画，以画助商的时代性格局。
其次，刻书、贩书业的兴旺，促进了版画的发展。徽州曾是全国四大刻书地之一。尤其是一些小说、戏剧刻本，书中多配有插图，这些插图本身即是一幅幅精美的版画作品，不仅质量高，数量也多。因此，万历时有无剧不图，而“刻图必求歙工”的说法。
第三，一些商人经商发财以后，物质享受应有尽有，为追求精神寄托，以书画为消磨时光的手段，同时也是标榜风雅的一种方式。如扬州商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端、江韬等的绘画，自成一派，号称“海阳四大家”。以其独特的风格为徽州商人文化增添了光彩。
商人对字画的喜爱，必然趋使他们对名画的收藏。从扬州马氏之收藏就可见一斑。马曰王官收藏的名画极多，每逢五月端午，居室堂屋中悬挂皆是钟馗，造型无一相同者，画家亦全是出自明朝以前，时人前往，留连其中，无不叹为观止！
曾经任两淮盐总40年，一度又为盐运使司的大盐商黄至筠在扬州修建的自家园林——个园，不仅建筑艺术精巧，而且颇具诗情画意，原来这和园主人的艺术修养很有关系。黄至筠爱好书画，“蓄名画至数千”，他自己也善书画，现仍嵌在个园七楹依山楼前壁中的一幅扇面式的石刻，雪山松竹的山水画即为黄氏所作。
商人与戏剧、文学
戏剧、曲艺等说唱艺术的发展，除了受自身艺术规律支配制约以外，还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曲艺也像商品一样，得到各界需求，取得社会认可，受到人们欣赏，它才会有生命力。在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富商大贾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他们除了满足富足、奢侈的物质生活，也要填补调整空虚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对戏剧、曲艺等艺术形式的爱好，虽然是追求精神刺激，但在客观上却对这些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大凡商人集中、商业发展的地方，必是戏剧等文艺形式兴旺的地区。这在明代一些社会写实小说及笔记文学中均有反映。沈德符《野获编》“口外四绝”中称大同“所蓄乐户较他蕃多倍，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明代小说《祷杌闲评》第二回谈到临清的热闹时说，临清地方虽是个州治，倒是个十三省的总路，名曰大码头，商贾辏集，货物骈阗。其迎春社火之日，戏台即有40余座，戏子有50多班，艺妓也有百余名。小说中所反映的，当与明代现实不会有大的差别。
在商人倍出的徽州，明清时期徽剧得到迅速发展。当地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而各县以及每个较大的村镇，都建有砖木结构的戏台。《寄园寄所寄》称“万历二十七年（1599），休宁迎春，共台戏109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增彩，竞斗靡丽美观。”由此可以想见其盛况。作为徽州一种地方戏，徽剧借助徽商的力量，在外省流传也很广，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曲艺卷》所述：到了清代中叶，徽剧已盛行于皖南、鄂东、赣东北，继而徽班的影响遍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东、山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全国有40多个戏曲剧种与它有渊源关系。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徽剧流布的地区也正是徽商足迹所到之处。18世纪末，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使它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后，它又博采众长，融入京腔、秦腔、昆腔以及汉调等剧种的特点，演变成中国的国剧——京剧。
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的迅速滋长，手工业发展很快。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形成了诸如苏州、松江、杭州、扬州等商业都市。在这些商贾、小贩、手工业者群集的地方，出现许多戏馆、酒肆、茶店、赌场等娱乐场所。据记载仅苏州阊门即有戏馆数十处。这就使戏剧、曲艺等说唱艺术的演出和创作得到日益兴旺和普及。
再以扬州为例。扬州是清代盐商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盐商好戏，吸引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戏班到扬州演出。其中有昆腔、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等。这些外地戏班一般均在剧场或戏台演出，据载：“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而在一些富商家内往往拥有私人的戏班，称为“内班”。据《扬州画舫录》所记，在扬州有七大内班，其中完全可以肯定为徽商所有的就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元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江广达的“德音班”（内江班）和江春家的“春台班”（外江班）。后来内江班归洪箴远，而外江班则隶于罗荣泰。这些内班主要是在盐商家中演堂戏，如江春家经常是“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家班演戏，除了供主人欣赏娱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人炫耀财富、攀结势要、洽谈商业的一种交际手段。
在这些商家内班当中，汇集了各地著名角色。如老徐班主要是集中了苏州名优。老生山昆璧“身长七尺，声如钟，演《鸣凤记》写本一驹，观者目为天神”。小生张德容，“工于巾戏，演《寻亲记》周官人，酸态如画”。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踩毫记》吟诗脱靴一驹，风流横溢”。老外王舟山“气局老苍，声振梁木”。白面马文观，兼工副净，以《河套参相》、《游殿议剑》诸出擅场。“白面之难，声音气局，必极其胜，沉雄之气寓于嘻怒笑骂者，均于粉光中透出。二面之难，气局亚于大面，温暾近于小面，忠义处如正生，卑小处如副末，至乎其极。又服妇人之衣，作花面丫头，与女角色争胜”。还有王四喜，“以色见长，每一出场，辄有佳人难再得之叹”。后来老徐班解散，一部分演员归洪班，还有一些人则回到苏州。其他的黄、张、程、江诸家内班，也是人材济济。
当时衡量戏剧演员的优劣以至身份的高低，以戏钱的多少为区别。在苏州有七两三钱、六两四钱、五两二钱、四两八钱、三两六钱等不同的标准。而在扬州徽商的内班中，角色一律七两三钱，而角色多时，达到数百人。当时有一位四川演员名叫魏三儿，加入江鹤的内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而江春家的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时演戏而岁需三万金。
演戏所用道具谓之行头，一般分为衣、盔、杂、把四箱，这些又叫“江湖行头”。在清代，盐商家内供养戏班均自制戏具，称“内班行头”。这些戏具极尽豪华。如小张班的十二月花神衣“价值万金”，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除此以外，戏台布置更是堂皇，如老徐班全本《琵琶记》用红全堂；《凤木余根》用白全堂；其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全堂。可以看出盐商们供养这些戏班，仅戏具就需要多么大的花费！
在扬州，一些富商大贾、官僚缙绅家中，整日笙歌燕舞，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即使是那些慕名来扬的文人学士，在纵情山水，以诗会友，切磋学问之余，也要欣赏一下扬州的戏剧演出。如《浪迹丛谈》的作者梁章钜在游览东园以后，晚上即被主人邀请在园中观戏，他在书中记下了此事。《陔余丛考》的作者赵翼在扬州看戏时曾赋诗云：“又入扬州梦一场，红灯绿酒奏霓裳，经年不听游仙曲，又为玄英一断肠。”在贾而好儒风气极盛的明清盐商中，戏剧正是他们与文人交往的极好方式。不仅如此，盐商蓄养这么众多豪华的戏班，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奉迎当朝天子的临幸，讨好封建政权，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清高宗南巡之际，扬州城自高桥起到迎恩厅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接銮驾。商人们自然是跑前忙后，大献殷勤。
作为明之留都的南京，商人势力发展迅速，徽商、晋商、闽商、粤商麇集于此，尤其徽商势力远远超过其他商帮。戏剧同样受到盐商和市民们的重视和欢迎。在梨园界有一技之长的名演员就有数十位。戏班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叫兴化部，另一个叫华林部。明朝末年，南京徽商遍征达官贵人，集中梨园界之精华，举行了一次“梨园大会”。侯方域的《马伶传》中描述说：
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邀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
这次规模空前的梨园盛会，对南京商业的繁荣以及明代戏剧的发展无疑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戏剧剧种及剧目的发展来看，商人不仅积极参予而且做出了一定成绩。昆曲早在明初已在苏州一带流行，后来发展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剧种之一。在当时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那些描写市民及商人生活的剧目。如《清忠谱》肯定了市民的斗争精神。《占花魁》歌颂了商人的爱情追求等等。这些剧目反映了市民和商人队伍的兴起。明末清初，社会一度动荡，手工业遭到破坏，商人无心经营，更无心欣赏艺术，昆腔在苏州一度衰落下来。随着扬州经济地位的提高，戏剧的中心亦随之转移。在扬州，以昆腔为上，谓之“堂戏”，又称“雅部”；乱弹次之，谓之“台戏”，又称“花部”；而本地乱弹，皆郡城士人自集成班，其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班”。在盐商家中的戏班大抵为昆腔。所演剧目，据清人李斗统计有1800多种。在着迷于戏剧的明清商人中，有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善于结交文人学士，尤其在组班演戏过程中耳濡目染积累了经验，因此在经商之余也能参加一些剧目的编剧、度曲和导演。如徽商汪季玄、吴越石等人能“自为按拍协调”，“招邀导引”。而商人汪廷讷自编杂剧达6种之多。这些由商人自己导演的剧目，更能反映商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如在《长城记》中，徽商为孟姜女添上一段滚白，痛斥秦始皇为“昏君”、“无道”。借剧中人物之口，呼出了商人对统治者抑商、贱商的不满心声。又如《牡丹亭还魂记》所反映的情与理的斗争，以及情胜理败的结局，也正是深受理学压抑的徽商所希望的，足以浇其心中之不平。还有徽人汪道昆，是明清之际著名“儒贾”之一。他不仅著有文集，撰写不少散文、诗歌，而且擅长戏剧创作。他的《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唐明皇七夕长生殿》等剧本，均广受人们称道。
除了自己编写、演出剧目，商人们还凭借自己的财力延请各地戏剧艺人、剧作家搜集整理剧目。如金兆燕，精通元人散曲，盐运使卢见增聘他写戏。当时，一般大戏词曲皆出其手。据梁章钜《浪迹丛谈》记述，剧作家蒋心余撰有9种曲目。其中《空谷香》、《四弦秋》就是在盐商江春的康山草堂中完成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巡盐御使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总校为黄文畅。历经4年，编成《曲海》20卷。收录金元以来的各种杂剧共1081种，分别加以整理说明，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戏剧整理工作。除此以外，徽州商人还出资刊刻了一批通俗戏剧剧本。如明代汪文佐刻《牡丹亭记》、黄一彬刻《西厢记五本》、郭卓然刻《醒世恒言》、黄一楷刻《古杂剧》、黄一凤刻《南琵琶记》；清代黄一中刻《水浒叶子》、黄允中刻《寂光镜》等等。
在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商人出身的戏剧评论家，由于他们生活充裕，不为日常衣食所牵累，故能一心钻研戏曲理论。明代戏曲创作家、理论家潘之恒，就是一位世为盐业，并兼营布匹、典当的商人。
总之，明清商人不仅爱戏、懂戏，而且还直接参予组织戏剧的排练演出，参加剧本的编写、刻印，并进行戏剧评论。所有这些，首先是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而同时他们对戏剧事业的促进，也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商人与文学作品关系也很密切。明清时期，市民队伍日益扩大，商人的活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时期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商人形象尤为活跃。因而大大地促进了市民文学的发展。仅从“三言两拍”中统计就有独占花魁的卖油郎秦重；三入长安，发财致富的杜子春；海外冒险大发其财的转运汉文若虚；在海神指点下经商发迹的程宰；弃学经商的杨八老；弃官经商的刘东山；收丝放债的丝绵铺小业主吴山；心地善良、济贫扶困的酒店掌柜刘德；以及心狠手辣，盘剥取利的当铺老板卫朝奉等等。这些商人形象，栩栩如生，逐渐取代了明初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和妖魔鬼怪的文学创作模式。而《醒世姻缘传》、《金瓶梅》等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的甚至真切地反映了商人的心声。如当时的一部散曲集《滑稽余韵》中描写了30多个店铺的情况，而李玉的《万民安》、《清忠谱》更是直接描述了当时的市民运动。这些文学作品已成为商人及普通市民茶余饭后消闲解乏的上品。尤其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四处奔走，将这些文学作品带到各地，使其传布更加普及。另外，商人们利用自己的财力，刊刻了许多文学著作。像明代徽商白南轩芥子园本《忠义水浒传》插图，汪忠信刻《海内奇观》，洪国亮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郭卓然刻《青楼韵语》、《李卓吾先生批评浣沙记》，黄志和刻《新刻绣像小说清夜钟》、《花幔楼批评写图小说生绡剪》等不胜枚举，这对于促进明清小说创作无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