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宗教信仰
商人的宗教信仰，内容包括很广。比如对佛教、道教以及其宗教的信仰，还有对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等，这些均是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信仰相一致的。除此以外商人还有一些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的信仰内容和信仰方式。这不仅与他们长期从事的经营活动方式、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关也和他们的思想追求、文化素质有关。其中对财神、妈祖的崇拜以及对各种行业神的信仰都具有商人特色，它是了解商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
第一，财神崇拜。
发财，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人都愿意实现的梦想。作为“阜通货贿”的商人，以买卖为手段，以增值为目的，更是盼望早日发财，因此他们崇拜起财神来就更加虔诚，香火终年不断。明清时，在各地盐商聚集的扬州，财神崇拜尤其兴盛。《扬州竹枝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土地灯完二月中，年年思想作财翁，借银又上邗沟庙，到底人穷鬼不穷”。词中所说的“借银”就是曾经流行于扬州、后来又流传到北京等地的“借元宝”风俗；而邗沟庙，位于扬州东关街，又叫“邗沟财神庙”。庙中以纸作金银锭，大小数百枚，堆放在桌几之上，有求富者斋戒沐浴，备足牲醴前往，可随便拿取，多少自定，谓之“借”；发财后，再多做纸锭，数量倍前所借之数，放回庙中，这叫“还”。此俗由来很久，从其事者大多是商人。类似的财神庙，在扬州还有彩衣街和南门大街两处。除了到神庙中求神保佑发财，通常还要在经营商业的店铺中供奉财神。这类财神是常年供奉，香火不能断的。每逢新春佳节或其他节令，各贸易铺户都要书写“对我发财”四字，或贴门头，或置柱上，以求来年吉市。正月初五，是祭财神日，称“财神圣诞”，无论大小铺都要设供接财神。另外这一天又是商家开业的日子，叫“利市日”。在江南一些商业发达地区，这天店内要悬挂青、赤、黄、白、黑五对彩线，分挂东西南北中五方，说是“五路财神到，开张大吉日”。因此这天以大桔子互相恭贺，大桔意指“大吉”。据记载，清代咸丰、同治年间，长沙的南货商人成立了商业行会，叫“万育群生会”，后来又分成若干分会，如“五福咸临会”、“增福延龄会”，“西南财神会”等等。会内均供奉财神。从其名字中亦可以看出，“五福”、“增福”，均为财神之别称，世有“五福财神”和“增福财神”。至于“西南财神会”，更是在会名中直接使用财神的名字。表现了他们组织行会的共同追求和愿望。会内除了日常供财神，每年均要举行一次财神会。关于南货商人供奉的财神，一般是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赵公明又称“黑虎玄坛”。而许奉恩在《里乘》一书中又认为商家供奉的黑虎玄坛是一位陈姓捕役成神云云。
银钱业，旧称票号、钱店、钱庄、银号等等，供奉财神赵公明最为普遍。清代以来，很多地方的银钱业均建有会馆。广东的“银行会馆”又称“忠信堂”，建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馆内有神坛一座，坛口设一大钟，钟上铭文是“在银行会馆玄坛祖师案前永远供”字样。这里的玄坛祖师即是财神赵公明。北京的银号会馆“正乙祠”也是在康熙年间由浙江银号商人建立的。在《正乙祠公议条规》中记其初建情况时说：“本祠建于康熙四十有八年，乃吾浙贾于京师之各号公捐所成也。四时祭祀，以酬神贶（况）。”在重修碑记中又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每至春秋假日，祀神饮福。”从会馆的名称看，“正乙”也是取自赵公明“正乙龙虎玄坛如意真君赵公元师”的神号。在神明面前，一方面求其佑助发财，另一方面，订立商约又有一种神秘可靠感。同时它又是饮酒娱乐、联系乡谊的好地方。在上海也是如此。在南市钱业公所内供奉“正乙玄坛神”。到了清末，每年正月初四，全市同业举行迎财神活动，银号店内全体人员都要向简单的纸印神像膜拜，仪式非常隆重。这是钱庄开业前的一个大礼节。
明清时期北京典当商人奉祀的财神一共有三位，他们是赵公明、关公、增福财神，故又称“三财”。每年三月十五日是祭财神的日子。在北京典当业会馆“当业公益会”内建有财神殿，殿内挂有两块清代牌匾，一块是嘉庆七年（1802）“昭灵锡佑”，一块是宣统元年（1909）“广福祈多”。这是历次祭神活动时商人所送，可以想见当年拜财神的盛况。
另外建于清初的北京浙慈会馆，是由宁波成衣商人合资兴建，专供成衣行商人祭财神用。同时也是宁波商人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以上我们简略地介绍了商人崇拜财神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时令习惯，它是中国商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实，商人与大多数其他中国百姓一样，是多神崇拜者。他们崇拜财神以及其他各种神灵，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某种宗教心理和欲望，其中主要的是祈求发财致富；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们这种聚众向神的心理和方式，来达到聚集同行、推销商品的目的。如在13世纪的欧洲，某些处于新商路上的寺院、教堂往往成为一个新城市的胚胎。中国唐宋以来的一些寺院、庙宇往往也起了一种聚商的作用。围绕这些庙宇形成庙会集市和庙会商业文化。在佛山，从宋代起建了一座“祖庙”，供奉真武。据说由于神迹灵验，香火不断。据道光《佛山经济乡志》记载：“不惟本乡善士，抑有四远之君子相与竭力以赞其成”，以致“车马杂遝（代），骈肩累迹”。于是一些商人即在祖庙之旁设肆、摆摊、开店。尤其一些迷信用品，如爆竹、纸钱、条香之类更为畅销，就这样在此周围逐渐形成为喧闹的商业区。这也是佛山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商人成立行会并在会内修建坛阁，供奉财神，同样具有这种目的和作用。只不过前者作为庙观寺院面向全社会，影响面宽；而后者作为行业崇拜，面向同行，普及面虽不大，但就其对商业文化的影响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妈祖信仰。
妈祖是自南宋以来海上渔民，以及一些与水运有关的人们的保护神。商民膜拜妈祖更为寻常，尤其是福建商人和海外华商。明初，郑和率领庞大的官商船队七下西洋。临行前，特意在南京长乐兴建天后宫，以求海神佑护。而在当时，不管是官方出使的封舟，还是私方商船，每到一个国家的港口，例如上埠，奉船上妈祖到当地庙观、寺宇进香，这些均说明了海商中妈祖信仰的普遍和虔诚。
商人信奉妈祖，首先出自经济原因。从商业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商人辈出的地方，往往经济资源贫瘠，由于缺少其他谋生手段，只好从商，到外面闯世界。福建地处西南沿海，历史上即是地少人多地区之一。到了明代这一矛盾就更加突出。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概括当时形势说：“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田”。一些无地农民被迫流浪到江浙等地，成为流民，而另一些人则“以海为田”，出海经商。他们主要来自福州、福清、莆田、泉州和漳州等地，这些地区也是宋朝以来妈祖信仰影响最深的地方。在那航海技术和气象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出海经商，自然是险象环生。商人们不能以科学的方法解释变幻莫测的海洋气象，只有再次企求那超人的力量——海神妈祖的庇护。这样，商人们在长期的泛海生涯中，已将自己的命运与妈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其次是精神原因。清乾隆年间，莆田县洋尾白塘村重建浮屿天后宫，在庙记中有“神以人显，人以神昌”的话，用以描述商人与妈祖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也就是说，妈祖的神通影响之广，是与商人的渲染和传播分不开的；而明代海上商人充满信心和勇气，来往于惊涛骇浪，致使海上贸易兴旺发展，亦和虔诚地信仰妈祖不无关系。海上商人们从妈祖身上获得精神力量，为商业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商人信奉妈祖的原则，首先是“心诚则灵”，其次是“宁滥无缺”，平日香火不断。每次外出经商之前必到妈祖庙祈祷，以求舟顺人安。在船上还要捎带妈祖神像及其他有关用品，这样一方面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另一方面在危难时可以及时求拜，以增添勇气。商人在海上祭拜妈祖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拈香敬神。《天妃显圣记》上说商人“泛舟海上，或遇风涛危急，拈香仰祝，咸昭然庇护”。这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求助方法，因此也最普及。
第二，供奉神像。到了明代，随着商船吨位的不断增大，许多商人即在船上设置专门的神堂供奉妈祖神像。“每遇风浪，有祷则应”。
第三，请香火，也就是迎请当地妈祖庙的香火随船运行。明末清初，这种风俗更加盛行。正像《闽书》中所说“航海贾客人人奉香火不绝也”。
第四，求杯王交。有的商船太小，不能设立专门的神堂供妈祖，于是又出现了求杯王交之俗。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记叙说，“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王交，祈阴护，乃敢行”。此俗起源较早，直到明清乃至今天有些地方仍可见到，可见其流行之久远。这种杯王交，实际上已成为出海商人的护身符。
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莆田，她首先在福建商人中流行。福州，自明成化年间市舶司由泉州迁到这里，其贸易地位更为突出。清乾隆年间妥安米盐商人谢元勋、盐商吴勉怀等人在繁华闹市区的上杭街集资筹建了“妥安会馆”。因他们运米来到福州，又由福州运盐回本地，从中获利。来去皆走水路，为“仰怀天妃拥护舟楫之灵”，特在会馆内奉祀天后，俗称“天后宫”。邵武纸商由福州出发，沿近海到各地经商，“生计日隆，备臻利涉”，为“思有以报答天后鸿恩”，傅济川、曾玉轩等商人，子光绪三年（1877）捐钱3000元修建会馆，“每岁另择日期祭祀”妈祖。涵江位于莆田东部，是莆田、仙游等地商品集散地。《重修兴安会馆碑记》记载，“莆田之贾于吴越者，率以海舶，其出纳登降皆集于函”，故商舟往来不绝。该地下徐霞明境天后宫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乾隆四年（1739）、嘉庆十六年（1811）分别又由涵江众商捐金重建。在清代福建省，有确切记载的商人修建的妈祖庙还有雍正年间沙县商人在城西后薛坊修建的天后宫；乾隆年间福州商人郑国良等在泰宁炉峰山建的天后宫；浦成商人在本县关外磡头建的天后宫；光绪年间建宁盐帮在建宁北门外下坊街建的天后宫等等。
福建商人在不断外出经商的过程中，在经商地也修建了不少天后宫。或者建立公馆公所，在馆、所内供奉妈祖。这样妈祖信仰在明清时期得以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如北京、天津、上海、辽东、山东、台湾、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均有商人捐助修建的妈祖庙。
在苏州，福建商人最活跃。他们主要经营纸张、糖、桂元等。万历四十一年（1613），闽商集资建胥江西岸夏驾桥南天后宫。到了康熙年间，漳州、泉州商人又在吴县阊十一都建了两座天后宫。
扬州自古是淮盐总汇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区，本无妈祖庙。《江都县志》上说，相传明中叶，闽估客泛海飓风，舟落大洋，众饥渴欲死，仰见空中有神女，见知为天妃也，“于是醵金造宫于邗水之上”。
澳门，初为渔港，明代称青山澳，万历年间聚居成落。后来，闽籍商人越聚越多，遂在莲花山上建起了天妃庙。
温州地处浙江沿海要冲，是浙东南物资集散地，城内有两座妈祖庙，均为清代闽商所建。据《温州府志》记，一在西门外，乾隆元年（1736）由汀州等八县商人筹建；一在大南门外，乾隆六年（1741）由兴化、莆田商人所建。在浙江省内，福建商人所建天后宫还有不少，如嵊县天后宫、镇海县南薰门外天后宫、临海县天后宫、衢县天后宫等等。
其他一些地区的天后宫，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后期，那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向当地妈祖庙捐献大量金银财物，使这些庙观在经济上得到资助，其香火更加兴旺。如广州的“崇福夫人”祠，后宫“金银器皿、珠玉异宝，堆积满前，皆海商所献”。（《夷坚续志》后记）
总之，商人，尤其福建商人对妈祖的信仰，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商人文化生活。这种文化本来起源于民间习俗，后来被用来为商人的经济活动服务。随着商人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展，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信仰的传播，使其从南海一直扩散到辽东等广大范围。这里商人起了重要作用，尤其福建商人更是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随着历史的演变，妈祖由一位海上救护神演变为民间万能之神，这已超出了最早商人建庙奉祀的初衷，但作为一种商人文化现象，是应该给予总结和归纳的。
第三，无处不在的行业神。
除了以上介绍的财神、妈祖，每一个行业的商人均有自己的行业神。这些行业保护神的形成虽有早晚，但至迟到明清时期其崇拜形式已逐渐趋于固定和统一。在这一时期的各行业会馆碑刻文字中保留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来人们保持着“民以食为天”的观念，视粮食为人生之第一大要。粮食商人当然受到重视。粮食业包括卖粮、储粮和加工粮食的粮店、粮栈。其供奉的行业祖师有神农、后稷、雷祖、蒋相公等。据记载，清代长沙的碓坊、粮栈中建有神农殿，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祭神活动。另外，长沙的米栈还奉祀雷祖。漳州米谷商捐建的“米途公会”，又称“王燕堂”，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在堂内祭神农，并在这一天逐一校正栈内量器。而杭州米商则供奉蒋相公三兄弟。据清人唐垣九《广福庙志》上说，蒋相公名叫崇仁、祟义、崇信，他们在粟米平价之时，出资储籴，如遇岁欠米贵，则以初价平粜，分毫无过取，且听人持升斗自量，人亦莫能欺之，远近饥者获济不可胜数，咸称为“蒋自量”。从这段神话传说可以看出，蒋氏兄弟大概是仗义疏财、救济饥民的富户，人们感其德而立以为神。而神农、后稷本为谷神或农神，视为粮业神也是贴切的。至于雷祖，恐怕因雷易起火，粮栈祭之，求其佑助勿起火灾的缘故吧。与粮食业相关的其他饮食业奉祀的行业神分别是，北京糕点业供雷祖闻仲；长沙贩糖业供“杜康仙娘”；北京酸梅汤业供朱元璋；豆腐行奉淮南王刘安；南京的酱菜业供颜真卿。而北京的酱菜业供奉神灵较多，有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萨尊神，马王老爷等。至于卖酒业，则多供杜康，因为杜康本来就是传说中的酿酒始相，并被奉为酒神。
明清时期的杂品百货商人的行业崇拜各具特点。如香烛业，北京供关帝，长沙供葛仙；烟草业山西商人供关帝、火神、财神，合称三圣；鞭炮业，以湖南商人居多，当地奉祀祝融；汉口的梳篦业供赫胥；南京的扇子业供文纨；而南方的绸缎商人供奉的行业神较多，常见的有关公、文昌、观音等。清代成衣店铺又称“成衣局”，包括帽业、鞋业，一般供奉三皇，其中以黄帝为主祀。
旧时书商刻印并出售书籍的地方称书坊。清代北京书商则以琉璃厂为中心，形成一个大的书市。各地书商汇集，书坊林立，并建了一些书商会馆，如江西书商的“文昌会馆”，河北书商的“北直文昌会馆”等。在这些会馆内都建有文昌殿，供奉书坊业的行业神文昌帝君。北京琉璃厂书商们除了建文昌殿，还建了一座火神殿，是书商们奉祀火神的地方。因为书籍纸张最易着火，因此他们对火神的敬祀也是马虎不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重要商人之一的盐商由于来自不同地区，其奉祀之神也就不尽相同。据《盐法通志》介绍，两淮地区有两座盐宗庙，一在扬州，一在泰州，均为盐商出资筹建，内奉管仲、夙沙氏。这里既是淮盐官商祭祀盐祖的地方，也是“淮齿差官商宴集之所”。另外，山西盐池供奉宿沙氏、风洞之神；河南盐池供奉葛洪；四川井盐地区多奉井神，供奉神灵有开井娘娘、张道陵等十数种。
各个商业行业所奉的行业神大致如上所述。至于其祭拜情况，根据各个行业的会馆碑文所记无非是于某神“圣诞”之日，同业公议，各出份金若干，敬备花果，演剧团拜等等。所谓“借伸事神之敬，而联同业之欢”。宋元以来的各地商人不仅热衷于财神、妈祖、行业神的崇拜，对于社会上其他淫祀活动也多积极参予。以广东为例，当地有“粤人尚鬼，而佛山为甚”的说法，据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记，佛山的工商业者，稍有财产，即标榜相高，美饰居室，增广宗祠。酬神赛事，无月不有。乾隆年间，佛山一年祭祀的日子有30天，大规模的迎神赛会有7次。频繁的迎神赛会的巨额开销“动破中人之产”，大部分分摊在工商业者身上。也正是由于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才使这些行业崇拜及其他祭神活动得以延续不断，成为民间信仰和商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商人的文化生活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总的来说是不高的，但在经济上他们却是富有者，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般的中小商人，也能维持一种小康富足的生活水平。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他们往往追求精神享受和文化娱乐，如看戏、听曲等等。至于那些富商大贾，在极尽奢侈的物质享受以及送往迎来的商务之余，也需要精神调济。尤其出入官场和生意场合，为了显示身份、风度，他们往往极尽附庸风雅之能事，如吟诗作画，著书刻书，修建园林，组织戏班等等。另外明清时期一些大的“儒贾”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更是热衷于传统儒学的诵习；而商人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诸如商业招牌、字号、市语之类的商俗文化；甚至由于商人的推波助澜而在某一地区形成特殊的青楼文化。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商人文化生活。
商人的藏书、刻书与著述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藏书家、刻书家，这其中就有商人。商人不仅不惜重金收购古籍，妥善保存，还想方设法帮助学者编书、刻书。有的商人在经商之余，跻身于学者之流著书立说，成为学问家，为繁荣我国的图书文化市场作出贡献，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在这方面，成绩最为突出的，当属明清时期的盐商。
在清代的扬州，有马曰（字秋玉、号谷）、马曰璐（字佩兮，号半查）兄弟。他们原籍安徽祁门，因经营盐业而积资巨万，时称“扬州二马”。《清史列传·儒林传》说他们：“藏书甲大江南北”。当时全国有四大藏书点，分别是徐乾学的“传是楼”，王士祯的“带经堂”，朱彝尊的“曝书亭”，还有马氏兄弟的“街南书屋”。据记载，屋内藏书百厨，积10万余卷。藏书家朱彝尊曾以藏书之富而得意，他在《曝书亭著录自序》中号称“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但比起马氏兄弟藏书10万卷，尚稍逊一筹。故史学家金祖望在《丛书楼记》中指出：“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此说并非虚言。
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奉旨采访遗书，马曰之子马裕进呈藏书776种，位居江浙藏书、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之首。比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的图书500多种还多200余种。马家献书占《四库全书》的22.7%。次年，清高宗加以褒奖，御赐四家《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为示特别青睐，又赐马裕《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韵》、《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韵》、《得胜图》32幅，并御题《曷鸟冠子》诗云：
铁器原归厚德家，杂刑匪独老和黄。朱评陆注同因显，柳谤韩誉两不妨。完帙幸存书著楚，失篇却胜代称唐。帝常师处王友处，戒合书绅识弗忘。
《古今图书集成》共520卷，分类32典，马氏将其与这些诗词一起装成520匣，分藏10柜，供于正庭，以此炫耀恩宠。
马家藏书之富已如上述。其所藏之书除了多之外，还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广收善本、精品。马氏勤学好客，酷爱典籍，凡未见书，必重价求购，世人愿见之书，不惜千金付梓。如他出金刊刻的《经义考》、《渔洋山人感旧集》皆被当时士林所推重。马氏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因为明末清初，久经兵火，藏书之家多不能守，而扬州去兵火稍远，他可利用这一地理条件，得购异文秘籍，日廓其藏。
其二，藏书与研究并重。作为商人和学者，马氏藏书既不是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美观，触手如新的“好事家”；也不是枕席经史，沈湎经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的“鉴赏家”，而是一个图书整理研究家。他延聘当时著名学者，如作家厉樊榭、诗人陈授衣，经学家江宾谷等为其校雠，有时还亲自参加。全祖望在《丛书楼记》中形容他精心雠校的情景时说：
珠帘十里，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双灯炯炯，时闻隹差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讹本。
其三，服务于社会需要。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用自己的藏书为社会服务。首先是他的书可以广泛借阅。当时学者卢见曾（号雅雨先生）经常在这里借书，因题其所寓为“借书楼”，并赠诗云：“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还有仁和（今杭州）小山堂主人藏书家赵昱，所藏秘笈亦多借钞自马氏。其次是马曰王官经常召集文人学者于街南书屋，让他们切磋学问，著书立说。仅举一例，“扬州八怪”后起之秀的罗两峰，与马氏兄弟为同乡，他读书5000卷，据说就是利用小玲珑山馆的收藏。至于马氏利用藏书培育人才、资助寒士更为时人所乐道。
在清代的江南乌青镇，还有一位冶炼巨商兼大藏书家的鲍廷博。他“家藏万卷，博览群书。”乾隆年间诏开四库馆，从他家搜集图书600余种。其中《武经总要》、《唐阙史》二书蒙御笔题诗发还珍藏，并恩赐《古今图书集成》。嘉庆年间他汇刻秘册《知不足斋丛书》24集，时称善本。后传入宫中，皇帝很为赞赏，特赏其为举人。鲍廷博晚年，虽逾八旬，每遇人访问古籍必详加指点。如某书优缺点，主要内容，见于某代某家著录，经过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均了如指掌，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商人不仅家富藏书，动辄万卷、数万卷，而且还积极参予刻书、售书。在我国的印书史上，宋以来，以苏州、杭州、四川、福建等地为精。明代以后，徽州刻书一直居有相当地位。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曾这样说过：“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尤其万历以后，徽州刻书更是兴盛，成为全国注目的中心。在徽州所以能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徽州有悠久的刻书传统和历史；另一方面徽州是朱熹的故里，学风盛；第三，徽州地处皖南山区，盛产木材，雕版材料取之不尽；而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徽州自明清以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书籍的商品化更刺激了刻书业的突飞猛进。尤其明中叶以后，徽州刻工工价极其低廉。如刻一部古注十三经，其费用仅百余金。在财力雄厚，经营有术的徽州商人眼里，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时髦行业。在他们的倡导开发下，刻书业迅速开展起来，并跻身全国刻书市场的前列。可以说徽刻是随着徽商的崛起而兴盛起来的。
实际上，也并非徽州一地如此，这种刻书为了牟利的商业色彩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像明末著名的大典当商、刻书家常熟汲古阁毛晋和吴兴商人闵齐仅、乌程商人凌蒙初都是当时最大的出版商，凭借刻书、售书而富极一方。毛晋曾刻书600多种，有毛晋之书走天下之称。当时民间流行着“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口谚。甚至一些乡村也出现了售书热。清初扬州有一种儿童所唱的《小郎儿曲》，后被大量刻印出售，《扬州画舫录》记述说：“近日是曲（指《小郎儿曲》）翻版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当然经营这种民间俗曲唱本、唱片，仅仅是获取小利而矣，远非上引的大书商可比。
前文曾提到过的马曰王官兄弟也是有名的刻书家，他们刊刻了《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刻工版本极佳，当时称为“马版”。马氏不仅自己藏书、刻书极富，而且热心扶植当时学者，出资帮助他们刻书，从而使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得以问世。马氏曾为戴震刊刻《屈原赋注》和《水经注》，为孙默刻《乡谷卧全》，为朱彝尊刻《经义考》，并花费数千金为蒋衡手书十三经进行装潢等等。杭州人厉鹗（字太鸿），来扬州作马氏食客，校勘图书。他利用马家的藏书，精心钻研，写出了《辽史拾遗》、《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东城杂记》、《南宋院画录》、《湖船录》和《樊榭山房诗词集》等著作，蔚成大家。虽年届60尚无子嗣，马氏不仅为之刻书还为之“割宅蓄婢”。还有吴兴人姚世钰客死扬州马氏为之料理后事，并为他刊刻《莲花庄集》。歙县人凌廷堪是清代经学家、音律学家。他的学术成长，同样与马氏的帮助有关。他12岁弃学经商，23岁经商不成又发奋读书，尤以诗词见长。25岁参加伊龄阿为主持的修纂戏曲工作，经常出入马曰王官的小玲珑山馆。结识程晋芳、翁方纲等学者，同时得到马曰王官的财力支持。一生著述颇丰，有《礼经释例》、《魏书音义》、《燕乐考原》、《元遗山年谱》等问世，成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氏悉心招养文人著书、刻书的事例，一部《扬州画舫录》已屡举不鲜，在此不一一赘述。
据初步统计，仅明清两代徽州商人中的著名藏书、刻书家就有35位之多。如歙县吴勉学，他家世代业商，博学藏书。“师古斋”是其藏书之处。据乾隆《徽州府志》记载，勉学“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世传的吴勉学刻本有《毛诗》、《周礼》、《仪礼》、《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国语》、《国策》、《二十子》、《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东垣十书》、《笔业正集、续集》、《事物绀珠》、《新乐府》、《楚辞集注》等等。《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金代名医河间刘完素的医学名著《河间六书》（8种27卷）也是吴勉学辑刻的。另外经他手所刻的医书还有《伤寒六书》、《古今医统正脉》、《难经本义》、《针灸甲乙经》等，辑为《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40卷）。这么多医书的印行，对“新安医派”的形成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医书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需要的实用书籍，从中最能赢利致富。因此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指出“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为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由此可见书商的眼力和魄力。吴勉学的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尤其他刻的《二十子》和《楚辞集注》等本子更是“多费校雠”“舛讹绝少”，被当时人誉为“不下宋人”。
在徽商汪氏大族中，也有不少人持刻书之业。如休宁汪迁讷，字昌朝，室名“环翠堂”，曾做过盐运使。他多才多艺，尤工乐府、杂剧。著有《环翠堂集》，并刊刻问世，世称“环萃堂乐府本”。现存有传奇《义烈记》、《三祝记》、《彩舟记》、《重订天书记》和《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杂剧刻本有《广陵目》、《真傀儡》、《一文钱》、《再生缘》、《齐东绝例》。尤其后者合辑为《环萃堂精订五种曲》，传世极为稀少。此外他还刻棋谱《坐隐先生订棋谱》等书。据统计，汪氏其他刻本还有《二十一家集》、《汉魏六朝明家集》、《山居集志》、《春秋四传》等等。在历代书目著录里，汪氏刻本在徽刻中最多。
除上举吴、汪二姓，其他如程、黄诸世商望族亦均是刻书大家。盐商黄晟兄弟四人，俗称“四元宝”，乾隆时他在扬州建易园，在园中刊刻了《太平广记》、《三才图会》两部书。其弟黄履暹为名医叶天士刻医书多部。应该看到，在经商成风的徽人中，在虽“阀阅之家，也不惮为贾”的习俗影响下，这些私人刻书或书坊刻书，虽然都打上商品化的烙印，是商人的一种经营方式和手段，但在客观上却促进和繁荣了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
在清代，一些与盐商有密切关系的盐政机关的官员，也广为刻书，其中曹寅是其代表。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看中盐商集中雕刻业发达的扬州，命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使曹寅刊刻《全唐诗》900卷。此书从校补、缮写、雕刻、印刷到装潢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事业树立良好的楷模，亦成为刻书的一种标准特征，即所谓“康版”。它和英武殿版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除了《全唐诗》，曹寅还刻了《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词谱》等十几种书。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16～1817）间，两淮盐政机关又设局开雕了《全唐文》一千卷。由运库出资延揽博雅之士次第编校，前后用银60多万两。虽然名义上这些银子取自运库，其实乃是盐商掏腰包，所以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五指出：“全唐文亦由盐商出资所刻。”这话是对的。
除了盐商私人以及盐政机关的刻书以外，一些徽商创办的义塾、书院的藏书刻书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晋江海安黄居中、黄虞稷父子办的“千顷堂”藏书最多时达8万余卷。而作为明清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徽州刻书中就有所谓“书院刻本”，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具特色。康熙初年，宣城施润章给徽州知府曹冠五的信中提到：“拙诗蒙镌书院”。这里的“拙诗”所指即是在紫阳书院刻印的康熙本《施润章诗集》。除了这本诗集，在紫阳书院所刻书目中还有雍正刻本《程朱阙里志》、乾隆刻本《御选唐宋诗醇》、光绪刻本《唐宋八大家精选层集读本》、《书经诠义》、《诗经诠义》、《乐经律品通解》、《乐府外集琴谱》等。其他书院亦多有刻本，如新安柳塘书院的万历刻本《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等等。这些刻本不仅质量好，数量也多，与其他各种刻书一起形成浩如烟海的徽州文化典籍。弘治《徽州府志》云：“徽素为文献之邦”。而作为文献之邦的标志就是保存大量文献书籍，对此，徽商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上所述，藏书、刻书已是商人很注重的生活情趣，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参予著书立说，跻身学者之列。这是因为一些学者名流很多出身于商人后代，还有一些人本身即是商人。如著名文学家戴震出身于商贩家庭；凌廷堪其父亦曾经商于海州；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是明正德年间由太原迁居扬州的盐商世家的后裔；而龙游商人童佩，一边贩书一边读书，不但有诗集，还有文集。《龙游县志》说他“性喜撰述，闭户属草必屡易后出，出则使人弹射其疵，往往未惬并其草削之不存一字”。由此可见其著述之严谨。徽商兼学者程梦星在其自家园林筱园中建一藏书楼，请方世举、韦谦恒等学者替他在书房中校书，题跋作记。在与这些学者的切磋砥砺中，声誉日增。作为扬州商总的江春，在自己的园林中建起“随月读书楼”和“康山读书处”，使得他家“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皆满”。还有歙商吴家龙在锦春园建有御书楼，乾隆为之题名“文汇阁”，王文简等名士常集于此，研究学问。在以上所举中，以徽州商人居多，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财力资助以及自身的努力，才使徽州文人荟萃，出现了在当时学术成就领先于全国的“新安医派”、“新安画派”和“新安学派”。
商人著述并不限于学术方面，一些商人为经商方便，往往还编著一些商业专用书，在地理学方面、算学方面、文书方面均有著作。如目前残存的崇祯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内容齐全，均切合商人实用。还有一部刻于崇祯，清初又加增补的《新刻张侗初先生分类四民便用注释增补五朵云三卷》（简称《五朵云》），对于商贾平时的往来应酬文字，如开店贺喜、宴客请帖、各类书简文约等均可参照书中提供的套话，如法炮制，十分方便。值得一提的是，晚明张应俞编了一部《杜骗新书》，此书刻于万历年间，书中不少故事都是有史实根据的，尤其对商人的经营活动，生活起居，经商中被坑和坑人等等都有大量描写，实在是研究明代商人的重要文献。
另外由徽商程大位编写的《直指算法统宗》、晋商王文素编写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均是科学性甚强，应用价值极高的算学著作；而徽商黄汴所编《天下水陆路程》、闽商李晋德编撰的《客商一览醒迷》更是研究交通史、商业史的重要书籍。这些著作渗透了商人们的心血。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人们经商之余丰富多彩的创作生活和学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