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累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作文写诗，有情真意切，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这样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验。如果平时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发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又用不着再说。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异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得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次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平旷的原野；如同登上大江边耸立的高楼，独自在明窗净几旁坐着极目远视；如同英雄侠士，身穿狐白裘衣，没有丝毫污浊猥琐之态。这三个事例都是光明宏伟的气象，文章中之所以能够具此境界，基本上得于天赋，与人的后天学习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除孟轲、韩愈外，只有贾谊、陆贽、苏轼达到这一气象相对最多。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明宏伟的气象，虽说用词意旨不很渊深高雅，但其中事理明达，好比与懂理的人在谈话一样，形式内容都很透彻，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评析”
关于修辞作文之道，《颜氏家训》中也有类似论述：
文章应该把义理情致当作心肾，气韵才调当作筋骨，内容当作皮肤，华丽当作冠冕。今天承继的是趋末弃本，大约多是词藻华丽。词藻与义理竞逐，词藻过盛而义理遮蔽；内容与才思竞争，内容繁复而才思减损。放任自由的人放荡而忘归，牵强附会的人补葺连缀而不止。当时的习惯如此，哪能独自改变？只是谋求去弃那些过甚的东西而已。如果出现盛才重誉、改变文章结构剪裁的人，实在是我所希望的。
古人的文章，显示大才超俗之气，体式文采，艺术特色，和今天相距确实很远；只是收集编次，粗疏质朴，还不算细致。现今世上文章音律和谐靡丽，章句匹偶对称，避讳精密详细，比以往的文章超过许多。应该以古代的体式为主，现在的文辞为次，并且必须两者共存，不能偏废其中之一。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纯学累积功力，不妨精晓熟练；拙文研摩思索，毕竟粗劣拙陋。只要成为学士，自然能够做人处世。肯定缺乏天赋才能，就不要勉强执笔写作。我看到世上的人，最没有才气情思，自称清美华丽，丑陋拙劣流传散布，也已经很多了。江南称作“痴符”。近来在并州，士族中有一人，好写可笑的诗赋，戏言嘲弄邢邵、魏收诸公，众人和他一起嘲弄，虚情假意地称赞评说，他因此杀牛滤酒，引致声誉。他的妻子是个有高明识见的妇人，哭泣着劝他。这个人叹息说：“才华不被妻子所容纳，更何况行路之人！”他到死也不醒悟。了解、知道自己叫做“明”，这确实很难。
学习写文章，先要和亲友们商议。得到他们的评议裁断，然后脱稿；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被旁人取笑。自古以来执笔撰写文章的人，怎么可以说得完。然而说到宏丽、精华，不过几十篇罢了。只要不让文章失去剪裁结构，文章的意味可以欣赏，就可以称为有才之士；要求改变风俗、压倒当世，确实要等到黄河澄清了！
文章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出自《书经》；序述论议，出自《易经》；歌咏赋颂，出自《诗经》；祭祀哀诔，出自《礼经》；书奏箴铭，出自《春秋经》。朝廷的典章制度，军旅的誓诰言辞，传布显扬仁义，显示阐明功德，治理人民，建设国家，施行运用有多种用途。至于陶冶性情，从容地用婉言隐语加以劝谏，渗入到内心，也是一件乐事。亲自实践后仍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这些。然而，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溺到轻浮之中：屈原显露才能，宣扬自己，明显暴露国君的过错；宋玉身态容貌妖艳，被艺人所赏识；东方曼倩诙谐而不雅观；司马长卿获得财物而没有节操；王褒的过失显露在《僮约》中；杨雄的德行败坏在《剧秦美新》中；李陵投降夷虏而受辱；刘歆变动无常于王莽之时；傅毅结党依附有权势的豪门；班固窃取他父亲写的史书；赵元叔刚强竦立过分；冯敬通浮华不实，被权势排挤压服；马季长谄媚权贵而受到嘲讽；蔡伯喈被认为是董卓同类而死在狱中；吴质毁谤、违逆乡人；曹植违逆傲慢而犯法律；杜笃求借东西而没有满足的时候；路粹心胸狭窄非常厉害；陈琳实在是粗疏；繁钦生性就没有法式；刘桢倔强而被罚作苦工；王粲率直急躁而被人嫌弃；孔融、祢衡，放纵傲慢而导致死亡；杨修，因煽动而获死亡；阮籍不讲礼仪败坏习俗；嵇康气势压人而以被杀告终；傅玄愤怒争执而被罢官；孙楚骄傲自大，触犯上司；陆机造反作乱，身处险境；潘岳侵吞财物得获危难；颜延年恃气不逊而被排挤罢免；谢灵运空放粗疏，违犯法纪；王元长被杀是自找的；谢玄晖轻侮傲慢自寻死路。凡是这类人，都是才能特别出众的，不能全都记载下来，大体如此。至于帝王，也有的不能幸免。自从有天子以来，其中有才华的，只有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被世人非议，不是有美德的君王。在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辈中，有盛名而免除过错祸患的，时常听到，但是其中损毁、败坏的人占多数。每次想到这些，推究他们的积思，文章的本体，揭示感发，启发引导性情，让人居功自夸，因而忽略了保持节操，果敢进取。现在世上的文士，这种祸患更加厉害，一件事做得惬意得当，一句话说得清新奇巧，就神魂直达九霄，志向跨越千载，自己吟唱自己欣赏，觉察不到还有旁人。再外加砂砾的伤害比矛戟惨重，讽刺招来的祸患比风沙来得更快，应该周密防范、深思，来保证大吉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