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野之际，正是国民党内“党统”争夺趋向高潮之时，除宁、汉两方各以“正统”自诩，指称对方为“非法”外，原从国民党中央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也以“反共先觉”自居，在上海租界里，打起了“沪二届正统”的旗号。于是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的区域里，两个国民政府即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
三个中央党部即宁、汉、沪三市的光怪陆离现象。
宁方党中要人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表示要同蒋“共沉浮”，继蒋之后宣布辞职。李宗仁、白崇禧桂派军人在党内毕竟资历过浅，且胡、吴等在辞职通电中以“貌合神离，惟领袖自竞”等语责备李、白，李颇感缺憾之处。然而，李宗仁不愧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为增强自身在党争中的竞争地位，他首先向在沪的西山会议派人士频送秋波，愿意携手，西山派圈子中本不乏“党中元老”，憾无实力作后盾。桂系有意与诸老交欢，西山派人士也格外对李表示好感。
李宗仁、白崇禧又向汉方发出一电，力言统一国府之必要，主动请示今后方针，明确表示仍以武汉中央为正统，并派出手下湖北籍大将胡宗铎前往武汉，与汪等双方人士接洽。汪精卫见蒋已下野，李宗仁又有如此表示，乃发表声明称：“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
汪的声明盛气凌人，李宗仁等虽十分不满，但为救燃眉之急，也不得不先退一步，对汪等来宁柄政表示欢迎，并亲往江西庐山与汉方诸要会晤，洽谈武汉政府迁宁具体事项。李宗仁因有求于汉，态度极为谦恭。汪精卫一心想借机统驭全局，恢复其党中最高领袖地位，表示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在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即派出谭延闿、孙科作汉方代表，先行赴宁。双方决定第七军完全赴南京卫戍，汉方程潜之第六军全部东开，唐生智部开往芜湖，助宁打孙传芳。
龙潭之役后，李宗仁见局势大变，阵脚站稳，愈发雄心勃勃。其时汪精卫等如约来宁柄政，李宗仁却已不甘心轻以政柄拱手相让，他表面做着迎汪的准备，暗中积极筹划对付办法。宁方在沪的中执监委胡汉民等以及西山派人士激烈反汪，他们一致借口武汉“联共”，要求以“叛逆罪”对汪派进行审判。胡等反汪，正中李宗仁下怀，被李作排斥汪的挡箭牌。
李宗仁在与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交换意见时，提出要举行四中全会及组织政府必经邀请宁方离职赴沪之中执监委参加，方符宁汉合作之旨。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抵宁，一下轮便觉察气氛不对，城中竟贴出不少反汪标语。汪等见势有异，立即装出十分诚恳之状，主动对自己防共过迟表示无限疚心，表白自己非图恋栈，实以负过太重，不能一走了事，拟促成南京四中全会，藉以补过。李宗仁不动声色。
9月8日，李宗仁、汪精卫开了个特别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到上海劝胡汉民来出席四中全会。汪明知是桂系出难题，也只好勉力去行。
李宗仁、汪精卫、朱培德、谭延闿、孙科、甘乃光一行抵沪。在沪报上公开表示：“尽可效法廉蔺，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并一再登门求见胡汉民。不料，3次访胡均被拒之门外。汪无奈，只好求助于李宗仁。
李见时机已到，乃由蔡元培出面，代表宁方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放弃法统观，不用第四次字样，混称执监联席会议，开创新局面；二是彻底清党，不许带共产色彩分子与会，尤对徐谦、陈公博、顾孟余为然。
汪对第一点表容纳，对第二点，汪辩护道：“顾陈对此次清党颇有助力，实属有功。”
但汉方谭延闿、孙科等自随李宗仁来宁后，早已同宁方打得火热，不再以双方使命为然，对汪不作同情表示。汪四顾无援，勉强同意由谭延闿、孙科提出建议：宁、汉、沪各自推举其执监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另三方共推出委员14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为临时最高中央权力机构，以统一党务。
这样便产生了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和候补委员9人，这个机构明显的是桂系人物和西山派占了优势，蒋、胡只是挂名委员而已，汪派干将陈公博、顾孟余等只能叨陪末座，当个候补生，即便如此，西山派人士仍未解恨，一再坚持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之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
汪精卫方感到无油水可捞，非去不成局。乃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引咎自责，同时以“患病”为托辞，同陈、顾等人一起悄然返汉。汪等一走，特委会中桂系和西山派声势更壮。
9月15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同时由特委会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义上国民政府有46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于右任等人任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有66人组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旨意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3个常务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为第一、第九军两个军，提拔刘峙、顾祝同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但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无权过问军事委员会的事。
李宗仁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头角崭露，不仅使蒋、汪均钝其锐，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是而起，声势日张，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汪精卫返回武汉后，即伙同拥有两湖军事实力的唐生智，打起“反对非法特委会“的旗号。唐生智拥有5个军的力量，在汪等去宁期间，他首先在两湖境内扫清了仅存的几支非唐系武装，而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当龙潭大战时，唐生智乘虚而入，以第三十五军军长为江左军指挥，三十六军军长为江右军指挥，率部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将桂系驻皖军压迫出境。这样，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和安徽3省。汪精卫与特委会破裂，正中唐生智下怀。唐乃拥汪自重，宣布“不受南京节制”，公然与特委会唱对台戏。
李、白对唐生智偷夺了“俎上肉”的安徽和拥汪自重，极为不满，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要对付手握10万重兵、且蓄意同自己一决雌雄的唐生智，须有一定的把握才行。于是，李宗仁利用特委会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酝酿对唐生智的武力讨伐，并设法在湘系军队中寻找反唐同盟军，除启用赵恒惕旧属叶开鑫、贺耀祖两部外，主要着力于争取颇有一定实力的谭延闿、程潜对讨唐的支持。
谭、程与唐素来不睦，谭此时又是特委会的要角，正要仰仗桂系鼎助，故愿主动为李宗仁与程潜合作牵线。程潜曾受唐生智排挤。他在汉重建为蒋拆散的第六军时，又受到唐的多方阻挠，一直积怨在心。程部兵士以湘籍为多，久存返归故里，以稳根基之心。李宗仁助程返湘，以主持湘政相许，颇使程潜动心。但程因在宁、汉分裂时所部曾被桂系部队缴械，对蒋、李都不能释怀。李宗仁看透了程的心思，向程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程遂慨然答应与桂系联手讨唐。
李宗仁为使出师有名，施出先礼后兵的手腕，先由谭延闿、孙科出面，向武汉发起谈判攻势，对汪、唐提出合作诸条件，遭唐坚决反对，谈判破裂。李便以特委会名义颁布了《中国国民党为讨伐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同时由军委会正式下达了“讨唐令”，西征军在李宗仁、程潜率领下，分左、右两路，沿长江南北岸向皖、鄂两地的唐军出击。
唐军在来势汹汹的西征军的攻击下，加上内有叛将，十余万大军不堪一击，一败再败，唐生智为保存实力，乃以“休息”为名，通电下野，并逃往日本，所部由何键、李品仙等率领，撤入湘境，相机行事。
李宗仁为取得讨唐全胜，率军向湘境进逼，白崇禧也赴湘挂帅，加上程潜、朱培德等部配合，退据湖南常德、沅陵之唐部复被压迫，势穷力蹙，败退衡州一线。李、白利用与唐部军人的老关系，多次派人去唐部军中接洽和平收编。唐部李品仙、刘兴、周斓在李保证留原建制，不予编散的条件下，联名发出“求和通电”。于是，李、白如愿以偿，唐部5个军全数收编，西征大获全胜。南京政府下令解散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
新桂系锋芒毕露，觊觎中枢的其他派系领袖心生不满。于是他们逐渐把攻击目标从蒋、汪等身上转向了李、白以及特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