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山城重庆已经是烈日炎炎了，浓雾和嘉陵江上散发的水气使得空气越发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这预示着，一个难挨的夏天又来了。
赫尔利依然忙得很，他不能像蒋介石那样三天两头往重庆郊外的避暑别墅跑，他负有前总统罗斯福的使命，帮助中国战后的统一与重建。他是军人，相信军队和警察的作用，他认为要使蒋介石在战后依然主宰中国，这是两块使之不可动摇的基石。
这一天，赫尔利来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训话。这次不同寻常的活动是由戴笠建议并得到蒋介石批准后进行的。赫尔利挺着胸脯站在讲台上，以一个救世主的姿态，拉着大嗓子说：“在日本被打败之后，美国将帮助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帮助贵国政府统一政令和建立法制和警察制度。”
讲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是仆人对主子慷慨施舍的感激。
躲在黄山别墅的蒋介石这时从浓浓的绿荫丛中向外张望，他也看到，日本的战败不过是时间问题了，美国的撑腰和苏联的保证，使得他不用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可赢得抗战的胜利，他只要快步从山上下来，抢摘胜利之果就行了。于是，他把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西北，集中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他不能容忍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来主宰中国，甚至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与堂堂的国民党来平分天下，他要把中国共产党玩弄在股掌之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魏德迈于6月中旬对驻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视察。
6月22日，魏德迈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行9人，乘飞机于正午12时到达绥远。下午2点，他就由傅作义陪同，乘车前往城南大河畔参观某军团战斗演习。随后，又在另一处参观某部的大规模野战演习。
6月25日，魏德迈马不停蹄，又飞抵西安。这里是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指挥部的所在地。魏德迈在这里受到胡宗南的热情欢迎。当晚，他在战区长官官邸举行参谋会议，胡宗南及其高级军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研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秘密会议。
在随后的几天里，魏德迈又在胡宗南的陪同下，巡视某战区河防前线。6月29日，魏德迈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
国民党政府对于魏德迈不辞劳苦的西北之行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中央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除对罗斯福、杜鲁门的对华政策表示敬佩而外，还特别感激现在中国的两位美国朋友，一位就是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一位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最近我国战场的胜利消息，以及魏德迈将军这次访问西北的成就，都说明了中美合作的成功及其重要性。”
魏德迈对于蒋介石政府肉麻的吹捧报以妩媚的一笑。他说：“如果我们要反对派指命一人以代其位，则全国人士均不会赞同任何将他更替的主张。”
美国政府为了在战后让蒋介石仍统治中国，保护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1945年上半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美亚杂志》间谍案”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6月6日晚上，美国政府突然逮捕了六个人，他们是：刚从中国回美国的谢伟思、《美亚杂志》社的菲利普·贾菲、凯特·路易斯·迈克尔、马克·盖恩、中国科专员伊曼纽永·拉森、海军中尉安德鲁·罗思。
调查的事实说明这次逮捕事件是故意策划的。
《美亚杂志》是1937年创刊的双月刊，到了1945年，杂志的主编是一位名叫菲利普·贾菲的人。贾菲是个贺年片制造商，1897年生于俄国，11年后移居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曾在1937年访问了延安。当人们在延安把贾菲引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上帝保佑圣诞节贺卡生意兴隆。”
但是上帝不能保佑他平安无事。
1945年1月26日的这期《美亚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同战略情报局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问题是不在于这篇文章是否剽窃，而是那是一份机密的政府文件。于是，3月11日清晨，《美亚杂志》在纽约的办事处受到秘密抄查。
这时，谢伟思还在延安，当然谈不上和这事有什么牵连。当4月12日谢伟思回到美国华盛顿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月了。糟糕的是，就在联邦调查局同海军和国务院开会磋商的那一天，谢伟思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内一直设法摆脱的罗网便已开始形成了。富于新闻敏感的《美亚杂志》撰稿人盖恩给他打来电话，要对他进行采访。盖恩是专门写中国问题的专栏作家。谢伟思欣然答应了盖恩的要求，他认为实际上这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的那种非正式的情况介绍会。两人一边吃着午餐一边谈，盖恩说，要是谢伟思能到纽约去，他很乐意留他住在自己家里，谢伟思很高兴。当时，他的怀孕6个月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加利福尼亚，他参加社交活动是不受约束的。他在纽约有一些朋友，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落脚之地。
接着，海军情报员安德鲁·罗思打来电话，请他19日晚上到他的寓所去吃晚饭。这太好了，谢伟思单身一人在华盛顿，晚上免不了孤单寂寞。罗思在电话里还告诉他，晚餐上的其他客人中将有《美亚杂志》主编贾菲。这个人谢伟思从不曾见过。罗思说，贾菲希望同他谈谈中国的情况，当然，最好能再约一个时间。
如果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提醒一下谢伟思，不要同这些人来往，那或许就没事了。因为国务院的官员知道这些人已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日夜监视。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提醒谢伟思。于是，很自然地，谢伟思也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目标。
从4月19日到5月29日，谢伟思和贾菲总共会面七次，更糟糕的是，他毫不在乎地把留给自己的他从中国发出的几份报告的副本借给了这位主编，供他了解背景之用。这样，谢伟思就被列为间谍案中的情报提供人。6月6日晚，谢伟思吃完饭返回寓所，两个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人宣布谢伟思由于违犯间谍活动法而被逮捕。与此同时，其他五名受到监视的人也被逮捕了。
“美亚杂志》间谍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愤愤地说：“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政策。”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一个帝国主义反革命集团，已经代替中国的真正朋友执掌了美国政权。这个集团所执行的政策，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和暴君蒋介石。该社论还第一次使用了“赫尔利之流”一类的字眼，并警告说：“如果不悬崖勒马，中国人民就要给他们以应得的教训。”
共产党方面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挚友谢伟思，失去了一位能不带偏见地向白宫反映共产党地区情况的美国人。
在以“间谍罪”被逮捕的六个人中，谢伟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他的不幸，最令毛泽东感到愤怒和悲伤。
谢伟思是美国一位传教士的儿子，1941年他被任命为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从那时起，谢伟思就下了决心，集中精力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他们的关系。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干燥的黄土原野和延安的晴朗蔚蓝的天空。比起自然环境的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气氛的变化。震慑于日本攻势下的重庆的灰暗气氛，与延安的这种鲜明的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形成全面的对比。在延安，谢伟思强烈地感觉到，与重庆明显不同的是，中共领导人的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等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坚持它的一切特权。正如在华盛顿，看一个人桌上是否摆设有玻璃水瓶，地板上是否铺有地毯，或门牌上是否挂有名牌，你就可以断定他的官阶了。国民党对于等级和声望上享受特权是非常坚持的。如果你是大使馆的文秘，你可以跟政府外交部美国司的处长谈话，而不能和部长谈话。而延安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或朱德，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顺便到美国人住处访问，而且一聊就是几小时。谢伟思常常回忆：“如果你想办什么事，你到参谋长那里，他同意了，于是事情就会办到，而且办得很快。你不能想象何应钦会用叶剑英的办法来办事。这一对比是可笑的。何应钦：一身精心缝制的军服，腰身合体，熨得平直，完美无疵，浆得笔挺。一个自命不凡的矮子，夸夸其谈。叶剑英：纯朴，宽大的衣着，很直截了当，很豁达大度。”
给谢伟思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是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谈话。就是在通过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中，谢伟思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想凭武力来消灭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多次会谈中时间最长的，达6小时之久。
会谈一开始，谢伟思就问：“毛先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随着抗战即将胜利，似乎又变得厉害起来，您觉得我们美国应该为中国做点什么才对呢？”
毛泽东像往常决策重大问题一样，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将烟雾吐出来，神情凝重地说：“国共两党矛盾的尖锐化是必然的。抗战即将胜利，蒋介石怕共产党夺了他的江山，又不肯让共产党参政议政，自然得置共产党于死地。而我们共产党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不愿听命于国民党政府，不愿服从专制的蒋介石领导，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由多党组成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矛盾焉能不激化？所以，中国防止国共交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因而，”毛泽东略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的问题，它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相应地关切三个全面的问题。第一、美国有没有可能退回到原来的孤立主义和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美国人会不会闭起眼睛不管外界的问题，并让中国去自作自受呢？第二、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举例说，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国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它是否关心，它所承认的中国现政府没有以任何法律为依据的合法地位，因而，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它是否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抗日的军队？它是否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吗？如果中国爆发内战，美国对国民党和对共产党会持什么态度？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器来打内战，美国正在做些什么？”
谢伟思被毛泽东一连串的问题难住了，作为一个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他根本无法回答这样一些重大而尖锐的问题，他知道毛泽东不过是希望他将共产党关心的问题带给白宫，供那些决策者参考罢了。于是，他表示：“毛先生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国政府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我将尽快如实地把毛先生的意见带回美国。”
毛泽东摆摆手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是全国爱好和平的四万万人民的意见。无论美国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应该使之成为中国内战的催化剂。”
谢伟思是一个有良知的军人，在对国共两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他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他提醒美国政府，“如果以目前的对华政策走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这样一场内战会大大地有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还会受到很有道理的谴责，说由于我们现在武装国民党军队，所以促成了内战。”
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从重庆来到延安，毛泽东把他当作老朋友，和他进行了一次亲切友好的会谈。
这时与1944年相比，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了。毛泽东强烈地要求蒋介石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承认解放区是合法的地方政府。毛泽东还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召开多党派会议，着手组建联合政府。
毛泽东说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希望谢伟思能回去转告蒋介石政府和美国政府。但是谢伟思这时已是不受赫尔利和蒋介石欢迎的人物了。他回到重庆没多久，便被赫尔利打发回了美国。而且祸不单行，两个月之后，由于涉嫌“美亚》间谍案”，他遭到了逮捕。
当消息披露之后，美国右翼报纸立即喧闹起来，说“被窃文件……促使美国转向亲毛反蒋，而偷文件的主角则是谢伟思，他与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关系密切。”国民党的报纸更展开想象的翅膀，称谢伟思是个日本间谍。
司法部在8月份把这一案件交给由20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审理。由于证据不足，表决的结果是：14票同意对贾菲和拉森提出起诉，13票同意对罗思起诉，同意对迈克尔起诉的只有2票，同意起诉盖恩的只有5票。而在讨论谢伟思时，表决的结果是20对0，拒绝起诉。
轰动一时的“美亚杂志》间谍案”就这样了结了。全部事件的结果证明这不是一起间谍案。然而，当时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各种政治力量的表现，则充分证明美国的极端亲蒋分子已经不惜制造事件来达到政治目的了。
赫尔利就是这样一位极端亲蒋分子。他根本就不想面对现实，无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他在发回白宫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武装的力量曾被夸大；共产党统治的领土区域曾被夸大；依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数目也曾被夸大。国务院的官吏们、军官们、新闻报纸与无线电宣传，大都接受共产党领袖们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声明。”他固执地认为：“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因此，他悠哉悠哉地等待着，等待着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早日公开在大连的一个内部海湾内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只供中国和苏联海军使用。满洲铁路以及与该铁路有联系的企业（工厂、作坊、地产、煤矿、森林地带），都只属苏联，苏联还对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宋子文显然是没有胆子决策这样一些重大事情的，他把草案立即转给了蒋介石。第三天，蒋介石便回了电报，表示反对草案。他说：“为了回报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回报苏联取消对中共及新疆叛乱集团精神上物质上一切援助的明确协议，我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直至战争结束，届时举行公民投票。”谈到对草案的具体修改意见时，蒋介石说：“同意苏联海军有权将旅顺港作为基地与中国共同使用，但该港要由中国管理；反对将大连包括在海军基地地区之内。但可以使大连成为中国管理下的自由港，给苏联以商船租借码头，并使苏联有自由和充分的权利，通过该港进口和出口货物；同意将满洲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一个中苏联营的公司，其名称由中国政府决定。”
双方的条件距离太远，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劝告宋子文：“如果谈不成，宁可暂时友好地休会，决不要在此时与斯大林闹僵。”
宋子文采纳了哈里曼的意见，当他把蒋介石的修改意见告诉斯大林时，发现斯大林丝毫也不让步，于是他说：“我想回重庆去与委员长商谈之后再来答复您。”
斯大林非常不高兴地说：“我认为在去波茨坦之前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我要在波茨坦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
“不，我不能决定，必须回重庆请示委员长，我准备在您希望的时候再返回莫斯科。”
斯大林没有再说什么。
14日，宋子文启程回重庆，斯大林和哈里曼则分别启程前往波茨坦。
7月16日，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召开了。尽管会议的主题是处理战后的欧洲问题，但如何迅速击败日本也成为三巨头会晤的重要内容。
十天以后，发出了对日最后通牒：“我们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的诚意提供适当的充分的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灭亡。”
7月28日，美国国务院向赫尔利发去一份电报，督促宋子文返回莫斯科，恢复与斯大林的谈判。他强调说，迅速缔结中苏条约已显得非常重要。
7月29日，赫尔利向在波茨坦的贝尔纳斯报告说，宋子文不想再去莫斯科，他希望任命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代他去与斯大林会谈。
但是赫尔利非常欣赏风度儒雅的宋子文博士，他告诉蒋介石，宋子文是除蒋之外中国唯一能“以独特的手腕与斯大林谈判”的人。于是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任命王世杰为外长，协助宋子文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宋子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由于蒋介石已经决定对苏联的勒索作出更多的让步，宋子文增强了几分信心。蒋介石授权宋子文答应苏联在关东半岛以北直至沙俄前租借地一线有一个军事区，但不包括大连及连接大连的铁路。
但是当双方坐在点缀着鲜花的谈判桌前时，谈判并不顺利。斯大林坚持要获取对大连及进出大连的通路的控制权，并警告说：“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就要进入满洲了。”
宋子文这时已感到精力衰竭了，他抵挡不住斯大林咄咄逼人的进攻，终于同意将大连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
于是，在日本投降的前夕，8月14日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了。王世杰代表中国签字，莫洛托夫代表苏联签字。
国民党政府对条约的签订普遍感到满意。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条约的签订至少在三个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也认为，这一条约“是远东持久和平的一项保证，是对中国统一的一大贡献。”
十分明显，国民党政府所欢呼的，并不是条约中关于东北权益的规定，而是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具体承诺。
赫尔利是当时最得意的人。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而且在平时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他觉得他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他的口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