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襟饮酒，放眼读书”。是清代才子袁枚所语，道尽了诗酒风流。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古代仕途失意的读书人，与外域的学人总有些不同。除了不得不去读经之外，还要抒发性灵、纵情山水，也就是时有入世之念。在唐宋之时，学人甚至挂三尺剑、陆离于腰间，除了儒风之外，又添了许多的侠气。李太白的剑术是极可以称赞的，陆放翁毕生耽念的就是上马击胡。这是说读书人不可能只读书。
在旧时，大丈夫除了在乱世可以凭着武将甚至屠户与土匪出身觅侯封官之外，盛世之时只好借读书来谋个前程，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去读。说起作官，晋时只重门阀，而唐之后便是科举了。然而历代的君王有哪一个只看重学问而擢拔官吏的呢？攀龙附凤、卖身投靠、互相倾轧这些官场上的龌龊总是免不了的。于是读书人、特别是耿介中正的读书人就永远在潦倒。在遭受了种种挫折以后，文人自然要寻找另外的慰藉了。这就是所谓的出世之念。
正像“儒道互补”一样，入世与出世总是毕生折磨中国读书人的两大课题。依照儒家教义，学而优者理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像一条链环一样，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政府都井然有序地结合在一起。又将个人的学养操行和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但能够辅助君王经邦济国的还是少数，多数不得意的儒生除极个别贤人像屈原那样愤而自决之外，只能谋其它的出路。那么道家的观念此时便能出来拯救这些失意者。道家重生而轻利、崇尚自然而鄙夷人世利禄。这种观念对仕途上的败者既是一种安慰又是一种堂皇的借口，表示官这种东西，并不是当不上，而是不屑于当。于是又有一句话可描画出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其实出世者未必真的能出什么世，出了官场（或被挤出了官场），则入风月场、或者什么别的场。宋朝有名的词人柳永在屡试而无法及第的情况下，便与众多妓女们搞起了横向联合，并愤愤然写下“忍把浮名，换取浅唱低吟”的不满言论。这词传到皇帝老子那里，龙颜生嗔，说你小子既钟情浅唱低吟，又图什么功名呢？此语即出，等于宣告柳词人被剥夺做官权利终身了。但柳永最倔，自号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在种种唐突滑稽之外，总能看出文人没有出路的凄凉。
在外国，像荷马这样的行吟诗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像做过大教长的斯威夫特，做发明家的爱迪生，兼做发明家和政治家的富兰克林，境遇似乎好得多。至少他们在不作官或做不了官的时候尚有事情可做。而中国的儒生如不被权贵赏识，几乎就一无所长了。本来像农耕、桑麻、机械、水利这些事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维系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的命脉所在，但读书人极少问津，因为怕被人所瞧不起。而中国对世界科技史贡献最大的四大发明，也属于技术一类。这在过去被斥为机巧，以为是同巫术同样蛊人心智的左道旁门。
如此，中国的读书人除了诗文书画之外，毕生相随的唯有读书与饮酒，这已沿袭成为文化传统。中国文学史上最善饮者，首推李白。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地认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喝到了什么程度呢？“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不独李白，就连素来谨严的杜甫在用小米饭和韭菜招待卫八处士的造访时，亦是“一举累十觞”，豪饮得很。
从读书可见文化人对事业的敬重与理想的不灭，而饮酒可窥他们心中的苦闷与浪漫的情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特征。
读书与饮酒，都不在于量的大小，也不在怎样的读法与饮法。在这里，它是一种心灵的徽记和文化的标志。俄罗斯人善饮者多是船工与囚徒，蒙古人的醉汉只在牧人与猎手，这只是生存需要。而在中国落魄的书生中，这是心灵的需求，同读书一样，步入诗意化的人生。
饮者的最高境界是敢醉，这如佛家的忘我一样，既要有勇，而且要有智。那么开襟饮酒，如何不是令人神往的大气？而读书不仅在多读、善读，还在博览。什么书都读，似有些盲目，然而胸中有数，遍阅群籍总是有益的求知。而放眼读书，在前贤看来，不仅是求知，而且是难得的享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