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逼着别人问“时装到底有什么用处？”是一种农民的思维方式。
这样说，并非是贬抑农民。事实上，由土地进入城市和由农民进入市民，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不可避免的进程。
那么，当农民就没有什么不好。
福克纳曾说自己是“写作的农民”，使闻者钦佩极了，也仰慕极了。
清代画家赵之谦也自命“识字农夫”，仍不掩大家本色。
更不必说农民是为所有活着的人提供粮食的人，这种伟大已经有了恩主的地位了。
但是农民的思维方式仍与市民不同，这与生产者和消费者想法的不同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对穿的要求只在其实用性与适应性上，因此他几乎每日每时只充任一个生产者的角色。作为农民的业余生活和生产时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像吃饱一样，穿暖已经是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他们即使有余钱，尽管是很大一笔余钱，也只愿投入生产过程中。
对市民来说，穿得好是在穿得暖（包括穿得凉爽与舒适）基础上的一种提升。因为他们的职业要求在穿戴中显示出身分。土地并不因为农夫的褴褛而拒绝生产粮食，但市民面临的对手更主要的是人。人是有鉴赏有品味有挑剔的特殊生物。
因而市民的衣着更多是为了别人，通过别人的认同甚至赞赏来肯定自我。
同时市民的工作与消闲是截然分开的，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把工作服带入社交、逛街以及其他属于个人的生活领域。
穿戴的多样化是市民的需求。
时装的产生，却不止是为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阶层的。它是属于全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
严格地说，真正的时装并不是人们想穿的那种样式，而是人们想看的那种衣服。在某些时候，它的表演性超过了实用性，而在另一些时候，它几乎忽然介入大众生活，成为实用服装。
最高档次的时装，是常常出现于巴黎的那种代表世界时装潮流的几种样式。当人们为其款式的新潮而惊异的时候，没有人想要立刻去穿它。而这种时装本身却正已极快的速度用墨渍的方式分解到全球的服装领域。
在这种时装背后，是发达的纺织工业和服装工业。
时装作为独立的表演形态，也早已跻身于和摇滚乐演唱会、歌舞和体育表演同等的地位。对传播媒介来说，极高的收视率就意味着成功。而高收视率又意味着时装融入了大众的碗文化消费。
当我们从电视机屏幕上看到标准身材的模特儿，带着墨西哥大宽沿帽，耳坠非洲巨型环，身穿阿拉伯式的条纹长袍时难免会目瞪口呆。你可以说这是无根底的文化拼凑，也可以说是开放性的文化交融，最明智的说法是：时装。
随机性和融和性是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时装也不例外。它令人庆幸之处是丰富了人们的视野和迅速从视野中退出。
人的文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看”字。过去的人们阅读书籍和看戏，是看的过程。现代人看电视看球赛看时装表演更倚重看的功能。但是传播载体的改变，也改变了人们对观看内容的尊重。现代人不大看重在观赏古希腊悲剧时的崇高之美和欣赏大师油画作品时的庄严之美。生活化和多样化的内容如洪水一般从电视机中涌出，这如同观看街头车流一样，挑剔是没有用的。人们正是从这种和生活贴近的琐碎绚丽中获取了满足。因此，人们对时装的认同，同时也标志着人们欣赏标准的开放性。
作为多功能的艺术，时装也给人提供一种高度情绪化的文化理想。当人们花费精力和金钱弄到一张时装表演的票券后，几乎全在目不转睛地观赏着表演的全部内容。在这里，超出对服装面料诱惑的是模特以衣装、音乐、身材、气质和灯光综合而成的高贵氛围。这里有使人感到人活着有劲和无劲之间的差别。那么，观众在自惭形秽之余又往往产生一种振作。这与服用麻醉剂的效果仿佛，又没有不良的后果。
对制造厂家来说，设计时装的目的只在促销。他们举办一些并无直接销售价值的时装表演至少是为了提高名牌的知名度，使名牌反复在人们眼中和耳边出现。这时，文化和企业生产已经是难解难分了，而创立一种名牌又意味着大量利润。
从可以进入实用领域的时装来看，又有以下意义：
反普及趋向。为了满足一些富人与众不同的消费心理，精心设计一套时装又尽量减少销售量，甚至保证不向他人出售同样的服装。这就实现了时装的另一个功能，即使不是穿得最好，也要穿得别致。当然这种穿着的别致，要依靠支付相应的钱来支撑。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单一化是一种危险的构成，危险在于缺少个性。在服装高度单一化的社会，犯罪率也会随之上升。因而服装的多样化，适应了人们不同的审美层次、文化背景、年龄阶段、消费水平以及个性。
因而时装渐然迫近生活。作为实用性时装的含义只是多样性。
人们更多地把服装作为文化工具来使用，而且需要变换方式天天使用。
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
那种用“好看”和“不好看”的标准来看待时装的眼光，同用“实用”与“不实用”来看待时装的尺度一起落伍了。丘吉尔曾经气愤地说“时髦是傻瓜们常常用来为自己的愚蠢辩解的术语”。现代社会的生活已经证明，丘吉尔的话至少是不明智的。
克莱布说过另外一句话：“时髦是愚蠢的产儿，但总是左右着聪明人。”
这话似乎更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