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下来所认定居住的空间，即为世；而界，是限度。那么人的悲喜、恩怨、生死，就只能发生在此世的界内了。
于是人生来就要与世相处。
处，是时间对空间的介入。但就生活而言，它主要是一种方式和准则。
每种方式由各人自己的人格和理想所规定着，而它的结果，就是每人各自不同的命运。
因而，处世即使不是人生的总命题，也是其中的大命题。
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读书、致仕，然后浮游于宦海之中。这一生所有兴衰的总命题，解的就是处世。
对有人来说，处世最要紧的是“术”，而善恶、进退则是次要的事情。无论权术、纵横术、远交近攻术，总是一种打击别人和保存自己的密不可传的招法和诀窍。作为术，和拳法中的招数自然不同。前者是隐密和莫测的，譬如心术、捣鬼术和造谣术。
挑一件事说，明朝万历宰相严嵩是害人无数的大奸人，用杀人不见血和吃人不吐骨来形容他都很贴切。但是，没有人抓到过严嵩害人的把柄，也没有人说得出他干过的什么坏事。严嵩历来是黎明即起就上早朝，冬夏皆如此，可谓兢兢业业。他待人总是一副忠厚诚恳之相，也不贪赃，只是害人。后来皇帝从他儿子家里抄出足可敌国的巨资，但严嵩自己却不敛财。他害死的名人之一有学者王世贞。当王世贞的儿子跪地哭求严嵩网开一面时，他当时也老泪纵横，表示能力单薄但必冒死相救。尔后，严嵩却向皇帝建议诛杀了王世贞，可见其两面三刀。
虽然民愤鼎沸，严嵩还是以80多岁高龄安然死在家里。而天下人都想对其食肉寝皮，以解心头之恨。
严嵩这杀人不见血的整人方法，终于被历史证明为大恶。这种愈是害人就愈是忠厚的方法，就是术之一种。当然，术也有用于治国方面的招法，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清朝300年间用下嫁公主和推行喇嘛教的政策来摧毁蒙古人之强悍性格。术数与使用的当否和利益的大小有关，与善恶无关。
对于谋求事业成功的人来说，发奋努力的毅力，锲而不舍的韧劲都不能缺少的。但无论著书立言也好，施善立德也好，搏击立功也好，除了自身努力，又要有对客观时势的观察和适应。因而处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法。其优劣关系成败，亦属人生大命题。对成就事业者说，处世并不是他们活着的全部目的，至多是使社会容纳自己的方法。因而用不着把它搞成像“术”一般的鬼祟和高深，也用不着以此整人树己，因为没有任何一项事业是靠“术”来建立的。但为了抗击社会恶势力，处世也不能不讲些韬略。哥白尼愈是研究科学，就愈是强烈地相信日心说。但他的学术成果公布出来，就无异于投向教会的炸弹。哥白尼于是沉默着研究到死，身后才印行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文人吟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亦是一种既保全自身又不同恶人同流合污的操行气节，当然也是处世之法。中国书法中两条著名的原则“违而不犯、合而不同”（孙过庭《书谱》）即是此类处世原则的生动写照。
还有一种人处世不以术纵横，也不以法规矩，只本着道德和理想。他们是人类的优秀分子，却往往是牺牲者。梵高是一位用油画来衡量生命的人，但他生命中最强烈的是人的尊严，是对人类的爱。而绘画，只是他最有力的语言。他出于同情，可以将一个又丑又脏的妓女养在家里，并照料她的孩子。最后又被这个人坑得一塌糊涂。这也许说明梵高爱心的纯度和爱之方式的不合时宜，但证明不了梵高会是一个愚人。他在疾病和贫穷的折磨下，比任何人活得都艰难，但终于一步一步登上了比别人都辉煌的生命之巅。从处世说，梵高或许不宜仿效，但精神粲然可敬。
当美国总统林肯签署解放黑奴的宣言时，冒着前无古人的风险。若从利害说，黑奴解不解放于林肯本人无甚干系。而作此议，则会招人怨议以至生命受到威胁。但林肯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真理在呼唤着他。做了，即使丧失生命也会使生命更加辉煌。这如同用板斧劈开生死路一样，是创造，而处世不过是一种遵循。
如果说这算一种愚，也是大智若愚，是俗人眼中看到的愚。这与严嵩等人的笑里藏刀恰成对比。
对于那些受欺凌与侮辱的杰出人士说，世道黑暗，无可处之。他们的处世就成了一种嘲弄、谐谑和自嘲，总之是一种反抗。好不容易当个潍县县令又被罢免的郑板桥，以足够的才智调侃当局。顽皮本是儿童的本事，但他过60大寿时，仍声称“皮要顽、兴要阔”。既然当不上官，他却看重自家的眼耳鼻舌，说“五官灵动胜千官”。
阮籍在动辄掉脑袋的晋代活得更是不易，但有一套高远的处世法。见喜欢之人，以眼仁待之，见不悦之人，就用眼白侍候。此谓“青白眼之分”。他为了躲当权者强加的一门婚事，一醉竟达二月。平日，他赶着牛车，边弹琴边唱歌边沿路而行，至于到哪里去是不重要的。如果道路中断了，阮籍则“大哭而返”。这种作人意韵曾被鲁迅先生称为“魏晋风度”。
然而郑燮和阮籍并不是故作奇行以矫情，这种怪异只是他们内心极度痛苦的流露。尼采曾经说过“丑陋也是一种反抗”，这是极其深刻之语。当你努力以善去处世，世道却不相容，那么索性不处，反是一种解脱。
虽然这样做，付出的代价会更高一些。
黄宗羲说过：“大丈夫行世，论顺逆不论成败，论是非不论利害，论万世不论一生。”
这是金石之言，其凛然直逼读者眉宇。
顺逆是指历史潮流，成败只是自家事业。是非是天下公理，利害则是一己得失。万世是流传青史，一生是闭眼拉倒。
黄宗羲的处世原则可以“忠烈”二字评之。但一般的民众，考虑人生短暂，过活先想的就是利害、荣辱，这也是一种无奈。
我们可以不要求自己用顺逆、是非和万世来做处世准则，但一个民族则要求产生这样的伟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都在此列，这是一个民族的光荣。
现代人常常说“活得太累”，其实活本身并不累。因为血液循环、心脏跳动和肺叶呼吸这些生命过程最繁重的事情，人本身并感觉不到。累就累在处世上面。
处世之累，千说万说莫过于用心过多，以及用心过多而得不到相当报偿的顿性之感。人之欲壑难填，得不到的就想以力谋之，力够不着的就以心谋之。心之累比身之累更甚。
那么，处世无心对普通人来说，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愉悦。该来的一样也少不了，如同春之来临，每株树都绽出绿叶，并无彼此之分。
处世无心，但谁都怕因此遭人暗算。实际上，诡计这东西对天真的人来说是毫无效用的，只有你费尽心机去迎接时，它才奏效。再者，所谓暗算能算去人什么？算不掉人的笑容，也算不掉人的品德。
倘若只算去一些可有可无的钱财名誉，就不如随它算去。因为你照样可以在每天早上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
因而无心只是弃绝名利之心和烦恼之心，于是浑身轻松。
那些仁人志士处世作人，都是坦荡无心的。他们的心是苏东坡说的“以天地为心”。
这是一颗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