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音乐待人最宽厚。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在音乐中获得愉悦。
所以有人说音乐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浅易而令人愉悦的音乐如中国的《五哥放羊》和俄罗斯的《三套马车》等民歌。
深刻而成为革命之纪程的音乐，则有贝多芬和肖邦等人的交响乐和奏鸣曲。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称：“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f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57号）是奔腾于花岗岩砌的精美河道中的火焰之流。”
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评价的语言又何其精美。
《热情奏鸣曲》之所以是“火焰之流”，在于作品体现了贝多芬全面而彻底的反抗精神。
反抗什么？社会。
贝多芬当时所处的德国社会，用恩格斯的话说，是“一切都烂透了，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体的力量都没有”。
也就是当革命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没有成熟壮大之前，封建制度在其灭亡前夕所处的最黑暗也是最丑恶的阶段。
然而恩格斯还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
恩格斯说的德国文学，也包括音乐等艺术作品。
在创作《热情奏鸣曲》时，贝多芬在一封信中说：“我像沙滩上挣扎的鱼，翻来覆去挣扎也逃不出这个圈子，直到慈祥的嘉兰蒂亚暗中将它推到雄伟的海洋。”
正是在这种心境的照射下，这部作品的整体倾向是热情而沉重的。至于“花岗岩砌的精美河道”则指它在艺术上的完美无暇。在奏鸣曲当中，它是最伟大的一部，突破了自海顿和莫扎特以来所有的奏鸣曲中的旧式。
贝多芬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成果，以及欧洲近代音乐的辉煌之作，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的成熟，对整个欧洲的社会发展和文艺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革命与开展启蒙运动的所有目标都是反封建，手里高扬的旗帜则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的精髓不外是自由、平等、理性与博爱。
自由。法国的启蒙运动大师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了作人的资格，是放弃了一切道德”。这无异是石破天惊之语。
平等。废除精神和政治上的一切不平等，尤其要废除各种特权。
理性与博爱。恩格斯说：在那个时代“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而博爱实际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呵护苍生。
以上这些观念是席卷欧洲的滔天巨潮，贝多芬不仅接受了这些观念，而且是在音乐中最强烈也最深刻地体现人道主义思想的大师。
当时的德国音乐家多是宫廷仆从。贝多芬在维也纳的保护人是贵族，他接受他们的年俸，成为他们附庸风雅的摆设。贝多芬对此是极其痛苦的。他说“李赫诺夫斯基公爵把我封入玻璃钟，我痛苦不堪。既不能感触，又不能呼吸”。
贝多芬最珍视自由与平等。他把“自由看成是最宝贵的财富”。他给图克海姆男爵的信中说：“我虽然不是男爵，但是一个自由人。”他给李赫诺夫斯基公爵的信中说：“公爵，你是偶然出身造成的，我是由我造成的，而且贝多芬永远只有一个。”
贝多芬的道德观是正直、善良、仁慈的。他说“我最大的幸福是扶助他人。”他的人生观是处于艰辛之中有所成就。1816年札记中说，“卓越的人的优点在于，在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
他的政治观前后不大一致。他前期信仰约瑟夫主义，既又要发展资本主义，又不想完全推翻封建主义。这种妥协性与德国启蒙运动自身的软弱（讲究宽容）和理性有关，这种主义的特点即开明专制。在后期，贝多芬彻底地皈依了共和主义，不再对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晚年曾说：“我是一个穷苦的遭到迫害的奥地利音乐苦工。”
那么在作品中，贝多芬则诚实无欺地抒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悲怆奏鸣曲》（C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3号）是在贝多芬之前的德国与奥地利音乐中从未有过的充满阴郁和反抗情绪的作品，主旋律始终在痛苦中起伏。
在《月光奏鸣曲》中（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27号之Ⅰ）他找到了自己的刚劲的音乐语言，是一种由宁静恬淡到狂放冲动的情绪表露。
虽然在黑暗中仍然看不到希望，但贝多芬又不肯放弃对光明的追求，他创作了《热情奏鸣曲》。在这首钢琴奏鸣曲中，《悲怆奏鸣曲》结尾的清明和《月光奏鸣曲》里面的恬淡之情都消失了。更热情与更痛苦，这恰是贝多芬当时思想的写照。
标志着他的政治观由伪善的约瑟夫主义进入彻底革命的共和主义的作品，是《英雄交响曲》（第三交响曲，曾准备献给拿破仑，因此公取消共和制度，贝多芬抹去他的名字）。这首交响曲热情讴歌了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之下的法国革命。音乐形象豪迈而悲壮。
英雄，是贝多芬生命之中的重要观念。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含义呢？恰如德国诗人席勒说的：“英雄也和一般人一样表现出痛苦。英雄之所以英雄，在于对痛苦感受得最强烈、最深刻，但决不会被痛苦压倒。”
贝多芬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
按席勒的定义，他也无愧于一个英雄的称号。
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中，将豪迈悲壮塑造的音乐形象尊为自己心目中最崇高的“人道主义者”。在欧洲音乐史上，这首交响乐标志着政治题材第一次进入交响乐。它突破了传统交响乐曲快板音乐奏鸣曲式的老框子，戏剧冲突更加开阔，调性布局更复杂。
贝多芬另一部交响曲为《命运》（第五交响曲）。在这里，他终于从社会的种种不公的生活遭遇以及德国的黑暗中找到了一个主题，他名日“命运”。是“命运”妨碍着他对光明与自由的追求。贝多芬的伟大在于，他决不认为（也决没有向）命运低头。他将命运主题和反抗力量主题相对立，经过展开和再现，最终反抗力量获得胜利。
正如他自己说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这就是英雄。虽然他毕生困顿，饱受疾病、轻蔑和饥饿，但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个英雄。
《田园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与“命运”恰好相反。贝多芬平和了。他丝毫未向黑暗势力低头，而以宁静的微笑看着世间不平。这部作品是明朗与清新的，是森林、农舍和牛群的抒情诗。他说：“没有人像我这样热爱乡间。在自然界，没有忌妒、没有竞争，也没有不诚实”。
人们真不明白刚肠激烈的贝多芬为什么如此柔和，而柔和中又没有妥协。
《庄严弥撒》是贝多芬用5年时间创作的有宗教内容的作品。德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弱点就在于对宗教缺少彻底的批判。他们的人道主义中包含着宗教。
贝多芬在这部作品首页的眉注上用小字写道：“恳求内心和外界的和平。”
贝多芬最伟大也是最后一部交响曲是《第九交响曲》，他也恰好在这部作品中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在痛苦和矛盾中挣扎。
在严峻的时势里进取。
在苦难中希图获得内心慰藉。
最终解脱了一切，迎接欢乐。
这部把席勒的诗篇“欢乐颂”作为合唱放在其中的交响曲，是贝多芬对自己毕生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最后和最有力的一场讴歌。
叔本华说：
“音乐像一个亲切、永久和遥远的乐园在眼前一一掠过。它多么容易领会又多么难以解释”。
解释贝多芬也是困难的，不管人们从他的作品中能不能理解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内容，但都可以从中获取各自不同的愉悦和美感。
因为那是他灵魂的声音。
倘若贝多芬真有天上之灵，或许会听到许多中国人亲切的赞语：
贝多芬，我们都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