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末咸同年间的“中兴”名臣，十分讲求用人之道。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理论，而且还从自己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中总结出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方法。
曾国藩很重视对人才的招揽，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强调人才的互相吸引。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曾文正公书札》卷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访求人才不仅要像战国时代的白圭经营商业，雄鹰捕捉猎物那样全力以赴，不遗余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还要像青蚨之母子相依不离，家雉招致野雉那样，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使其能够结伴而来。青蚨是古时传说中的一种能飞的小虫，繁殖在草叶之上，其子大小类似蚕卵。青蚨的一个重要习性就是母子相依为生。如果得到其子，其母无论远近都会飞来。据说古时有人根据青蚨的这种特性，分别把青蚨母子的血涂在钱上，购物时，或先花带青蚨母血的钱，或先花带青蚨子血的钱，最后都可以使花出去的钱再飞回来，从而产生了“青蚨还钱”的说法。曾国藩的这一比喻是十分恰当的。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才中间也是如此。他们之间往往由于兴趣、爱好、专长的相同而建立起各种不同的联系，形成相应的人才群体。利用这种联系招揽人才，通常会取得呼一进百，相踵而至的最佳效果。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的确是广收智士贤人的一条重要的策略。
曾国藩不仅提出了注重人才相互吸引的招揽人才的策略，而且在他的实际活动中实行了这些原则，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湖南名士罗泽南不仅学术精释，而且很有经世才干，曾经长期为师授徒，弟子门生数以千百计。曾国藩接纳他之后，通过师生关系，招来了罗的大批弟子，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礼、钟近衡、易良干、王开仍、刘腾鸿等。他们都投笔从戎，成为湘军的骨干人物。徐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投奔曾国藩之后，又将华蘅芳介绍过来。徐、华不仅在学术上齐名，而且还是同乡。曾国藩在结识了李鸿章之后，又把他的兄弟李瀚章、李鹤章吸收到自己的门下。他利用乡籍关系对湖南人才的罗织更是不遗余力，除了接纳了罗泽南师弟之外，还招揽了郭嵩焘、刘蓉、李元度、彭玉麟、左宗棠、王闿运等人，这些人在后来有的成为统兵将帅，有的成为封疆大吏，有的成为驻外公使，有的成为学界名流，都是清末政界的知名人物。以上所举，仅反映了曾氏广收人才的部分内容。由于曾国藩讲究广收人才的策略，他的幕府在当时清政府高级官员中是最庞大的，集中了各个方面的能吏干员，堪称当时中国人才的大本营。据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西学东渐记》这种说法不免带有溢美之辞，但大体与实际相符合。
曾国藩办练湘军虽初只有不到两万人的兵力，后来规模越来越大，竟然取代了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所依赖的主要支柱，究其原因，善于招揽人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刽子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但是如果剔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成分的话，他提出的人才思想和策略难道没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吗？
曾纪泽力挽国权
19世纪70年代，沙俄利用畔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占中国新疆的混乱局势，悍然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伊犁地区。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兵消灭了阿古柏侵略者后，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前赴俄国首都谈判收复伊犁之事。崇厚在沙俄的压力讹诈之下，独断专行，擅自同沙俄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据此，中国要向沙俄割让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南境特克斯河流域；赔付沙俄兵费500万卢布（合中国白银280万两），俄国商人可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俄国可在新疆七个地方设立领事馆等等。这样，中国丧失了很多主权，付出了巨大代价，仅仅收回了无险可守的，残破不堪的伊犁空城。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清廷将崇厚拿问，令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条约的问题。
曾纪泽此次谈判是极其艰难的，他说：要想改变两国已订的条约，就是对于一些弱小国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此次修改条约所面对的正是强悍的俄国，同他们讲道理，他们必不肯听，同他们强硬，他们必将更加强蛮无理。他在给主持外交事务的清总理衙门的信件中说，他此行如同“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但曾纪泽为挽回国家利权，毅然受命，决心利用个人的法学知识与外交才能，与沙俄谈判代表折冲樽俎，待凭口舌巩河。
谈判一开始，沙俄谈判代表就企图给曾纪泽一个难堪，难为曾纪泽说：“崇厚是头等使臣，而你不过是个二等使臣，头等使臣所定条约，二等使臣岂能改定？”曾纪泽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无论是头等使臣，还是二等使臣，都必须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有损害国家利权之处，无论头等、二等，皆需力争修改。”然后，曾纪泽据理争辩，要求收回崇厚割让的部分领土。沙俄代表在曾纪泽口若悬河般的外交雄辩中理屈词穷，遂大耍无赖，说如果俄国归还特克斯河流域，中国则必须割让西北边界或沿海某地为补偿，并追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以割让”。曾纪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土地，断无可让之理，再无可让之事。”另外，沙俄代表还企图逼迫曾纪泽同意中国赔偿沙俄兵费1000万到2000万卢布，曾纪泽反问说：“中俄两国并未打仗，你们为何向中国勒索兵费？”沙俄代表竟无耻地说：“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俄国要钱。”并进一步威胁说：“如果中国不付兵费，俄国则将对中国一战。”曾纪泽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中国实不愿与俄国失和，但如果中俄开战，则胜负难测，如果中国获胜，那么俄国也须偿付给我国兵费。”在曾纪泽坚忍不拔，酌情据理的外交努力下，中俄经过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谈判，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以代替崇厚签订的《交收伊犁条约》，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利权。
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如同两军对垒，既须有折冲樽俎的雄辩之才，也必须有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胆略，只有无私无畏，国家民族利益至上，才能在同对手的舌战中最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智谋与谈判艺术。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智勇相生”。
杨秀清洞奸察伪
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队伍发展很快，并于1851年9月攻克广西省永安州。太平天国在永安屯驻半年之久，进行了各种军政建设。清帝咸丰命帝舅、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亲赴广西督师。赛尚阿指挥手下的两员主将向荣、乌兰泰率数万名清军四面围攻永安。因太平军依托于永安城墙，无利则固守不出，有利则突出袭击，使清军的进攻久久不能奏效。清军都统乌兰泰意欲计取，于是派人向太平天国领导人送去书信，表示愿意叛清降服太平天国，但在书信中密藏炸药，企图利用太平天国领袖们拆视书信之时加以暗害，然后乘乱强攻。杨秀清本来就感觉事情有些蹊跷，又敏锐地发现来信较为沉重，料定其中必有诡秘机关，遂假托天父下凡，指出信内藏有炸药，命手下人将信远远投掷于地，结果，“炮火即发”，除冯云山右肩略受轻伤外，其它太平天国领袖皆安然无恙。
人们只有遇事冷静、临危不乱，才能头脑清醒，洞奸察伪。杨秀清识破清军诡计的原因亦正在于此。
张之洞、刘坤一抗朝命反得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