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岳钟琪成功地使用了奇谋，不仅保住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地三巴桥，而且兵不血刃地收降了察木多地区的叛军，真可谓用兵如神，出奇制胜。
保成审“皇孙”
有一年春天，乾隆皇帝南巡回銮，驻在涿州行宫。这一天，有一位僧人带领着一个小孩来到行宫大门外，说这个小孩是乾隆帝早年遗弃的皇孙，要前来与皇祖相认。僧人见门官不信，不给通报，便说出了事情的缘由。据僧人说，这个小孩是履端王永诚（即乾隆帝之第四子）的次子，是王爷嫡福晋所生。而深受王爷宠信的侧妃王氏乘王爷不在府中的机会，派人把这个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在野外，幸好被僧人搭救，把他抚养长大。门官听他说得有板有眼，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怠慢，急忙报了上去。
乾隆知道永诚的次子早年夭亡，也听说过永诚侧妃王氏出于嫉妒，把这个孩子遗弃的事。当他得到门官的报告后，不免有几分相信。然而他又怕其中有诈，因为曾经出现过几起有人假冒皇孙的案件。于是他决定先把前来的僧人和小孩带回北京，弄清他们确切的来历再说。
回到北京后，乾隆讯问了永诚的嫡福晋。据她说，永诚的次子的确是出生后夭折的，死时，她还抱着痛哭。可是乾隆又听到有人报告说，永诚嫡福晋怀抱的死婴正是被王氏掉了包的。弄得乾隆半信半疑，一时难于断定。最后，他把审明此案的任务交给军机处的一班大臣去办。
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是清代有名的大贪官和珅。和珅带着军机处的全班人马，在皇宫的一座大殿设堂会审。会审殿堂又高大，又森严。军机大臣面无表情地端坐在正中，两旁站立着手持各种兵器的武土，一直排到殿堂外面的大门口，形成一条人形甬道。待一切准备停当，和珅便下令把那个小孩带上。这个自称为皇孙的小孩长得五官端正，眉目清秀，一副富态样。他的举止也很大方，进来之后，对会审殿堂的森严场面并不怎么害怕，很从容地走过武士林立的中央大道，直奔殿堂正中的座位而来。他见当中有一个空位子，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上面，并厉声说：“和珅过来，你是皇祖的近臣，现在皇家骨肉被拆散，咫尺之间不能相认，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
小孩的这一发问，倒使和珅等一班人发了怔。原来自打一开始看到这个小孩后，和珅等人就犯了嘀咕，心里想，这个小孩的长相、举止果然不凡，竟然在御林军面前也毫无顾忌，如果不是天潢贵胄，如何能有这般气度？刚才的问话，俨然是主子对奴才的口气。他们生怕万一是真的，怠慢了，不仅会得罪眼前这位“少主人”，而且还会触怒皇帝，一旦怪罪下来，吃不了可要兜着走。一时间，大家谁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样子十分窘迫。而那个小孩却坐在当中的椅子上越发得意起来。
正当盘询无法往下进行的耐候，突然在军机大臣的随行人员中走出一个人，带着满腔怒气，大步流星地走到小孩面前，重重地抽了他一个嘴巴，大声吼道：“你是哪里来的野孩子，受谁的指使，假冒皇孙，欺骗皇上，干这种灭门九族的勾当？”大家定睛一看，这个人原来是军机章京（清代军机处的官员分两种：一种是军机大臣，是主事的高级官员，另一种是军机章京，一般由中级官员派充，是军机大臣的副手）保成。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一下把那个小孩从座位上抽到地下。只见他一手捂着留着红指印的面颊，一手支撑着地面，眼中噙着泪水却不敢哭出声来，刚才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气消失得无影无踪。保成继续厉声追问，终于迫使那个小孩说了实话。
小孩供认，自己本姓刘，是某地树村人。不久前偶然遇见一个僧人，教他假扮皇孙，直接拦驾见乾隆帝。还说一旦事成，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小孩年幼无知，经不起僧人的威胁利诱，便答应了。僧人还给他讲了好多关于皇宫的事情和规矩，告诉小孩，只要记住他讲的话，临事镇定，摆出皇孙的派头，保证万无一失。这个小孩刚才的举止神态和问话都是故意作出来的，并不是天潢贵胄的遗传气质。
案件审清后，军机大臣把结果上报乾隆。皇帝闻听大怒，立即传令将那位设骗局的僧人极刑处死，至于那位假皇孙，令念他年幼无知，免去死刑，被罚流放边疆。而在审理此案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保成，以机智、善断，受到皇帝的赏识，后被提拔为侍郎。（清朝中央政府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的首长为尚书，次长为侍郎。属于官场上的高级职务。）骗局是奸谋，识破骗局要用智谋。假皇孙被带进之后，保成对他作了仔细的观察，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从未到过皇宫，见过大场面，年龄不到十岁的小孩，在气象森严的会审殿堂竟然会毫无惧色，这难道不是有意做作吗？骗局演得过于真实就会露出马脚。保成据此断定这个皇孙是个冒牌货。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小孩连蒙带唬，终于“诈”出了实情。他用的是“以诈破诈”之计。只不过保成的“诈”为“实”，僧人小孩的“诈”为“虚”。大凡搞欺诈的无不色厉内荏，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空虚得很，生怕骗局被人揭穿。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保成不仅没有被假象所蒙蔽，反而紧紧抓住对方内心胆怯的心理特点，以“实诈”的方法，把骗局当众戳穿，显示出他具有过人的断案才干。
曹振镛明褒暗贬阮元
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又皆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道光朝时，阮元正任云贵总督，他不但学问渊博，精于金石文字，在文人学者、官僚士大夫那里极负时望，而且深得道光的信任与尊重。曹振镛当时正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也深得道光帝的宠信，但他同阮元面和心不和，时时伺机对阮元进行贬抑排挤。
有一天，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帝问曹振镛说：“阮元很年青时就中进士，入翰林，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究竟有些什么超人的才能呢？”曹振镛听后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和颜悦色地说道：“阮元的才能皇上可能尚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学问优长。”道光帝接着问曹振镛：“何以见得阮元学问优长呢？”曹振镛对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政务繁忙，百业待兴，若是其它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决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却不然，他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文说字，考据古籍，日以继夜，孜孜不倦。”道光帝听后脸色大变，默默不语。曹振镛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微笑。不久，道光帝以明升暗降的方法，将阮元调至朝内做了一名有名无权的大学士。
曹振镛并未说及阮元一句坏话，道光帝为什么对阮元的印象变坏了呢？这正是曹振镛高明阴险之处。曹振镛与阮元素有矛盾，他若在道光帝面前公开明确地贬抑阮元，不但有可能给人以挟嫌报复的不良印象，难于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可能会传到阮元那里，使双方更为水火。曹振镛常在道光帝身边，深知道光帝久欲整饬吏治官风，最恼恨的就是各级官员因循疲玩，不能妥善处理地方政务积习。他明为褒扬阮元好学，实则故意触发道光帝不满之处，巧妙地达到中伤他人而不留任何痕迹的目的。
和珅计陷尹壮图
清代乾隆朝后期，大贪官和珅受宠专权。他结党营私，贪污行贿，把朝廷上上下下搞得乌烟瘴气。俗话说，做贼心虚。为非作歹的和珅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和亲信们干的坏事让皇帝知道。尽管他百般掩盖自己的丑行，然而总有一些富于正义感的士大夫不怕他的打击陷害，上书朝廷，揭发他们的不法行为。为了对付这些敢言的士大夫，他想出了一条极其阴险的诡计。
内阁学士尹壮图是一位正直敢言的官员，看到由于和珅及其亲信贪挪公款，各省库藏普遍空虚，非常气愤，决心向朝廷揭发。他的弟弟英图规劝说：“和珅现在是皇帝的红人，一手遮天，你位卑言轻，怎能参得倒他。弄得不好，反而会有杀身之祸。”尹壮图坦然一笑，回答说：“你不必为兄长担忧，我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要代我奉养父母双亲。”于是他发愤挥毫，写了一道长长的奏折，把各省库藏亏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皇帝作了报告。
乾隆皇帝看了尹壮图的奏折后，着实吃了一惊，急忙召来和珅询问。巧言令色的和珅早就准备好了敷衍的辞句，他说：“现在是圣天子临朝，天下太平，海内富足：内外臣工无不忠心耿耿地事奉皇上，哪里会有库藏亏空之事。尹壮图所奏不过是小题大作，为了沽名钓誉而已。皇上若是不信，臣保荐侍郎庆成与尹壮图一起，到各省盘查一下库藏，不就知道实际情况了吗？”乾隆帝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点头同意。其实庆成一贯贪黩成性，正是和珅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
每到一个省会，庆成秉承和珅的旨意，先不忙于盘查，而是大摆酒宴，招待当地的达官显贵，尽量推迟盘查的日期。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宴会显示和珅的势力，笼络当地的官员；二是有意拖延时间，给主管库藏的官员提供掩饰弥缝的机会。等到盘查时，所有的亏空全部被补齐了，最后只能得出“出入相抵，库无亏空”的结论。这时，庆成把脸一翻，指责尹壮图“妄言欺上”，“诬告命官”，并上书严参。蒙在鼓里的乾隆帝信以为真，也认为尹壮图是无事生非，于是降旨严责，给尹降职的处分。和珅阻遏人们言事的企图终于得了逞。
在这个故事中，和珅所耍的花招是“欲擒故纵”之计。这个计谋的意思是为了达到“擒”的目的，先让一步，创造制胜的机会，而后乘机图之。在这里，“擒”是目的，“纵”是手段，“纵”为“擒”服务，为“擒”创造条件。尹壮图上奏后，和珅并没有立即反击，而是先让一步，安排自己的亲信陪同他去各省盘查，然后借机大做手脚，使盘查毫无结果，反而给正直的尹壮图制造了一个“妄言欺上”的罪名，达到了“擒”的目的。
肃顺智救左宗棠
肃顺是清代咸丰朝的一位权臣。他虽然性格暴躁，专横跋扈，然而在一班满族王公贵族当中，还是算有见识，有能力的人物。这一点，可以从他保护左宗棠一事反映出来。
左宗棠曾经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当过幕僚，总揽幕府大权达六年之久。然而，幕僚侵犯主官的权力，把持政务，在清代是很大的罪名。这件事被已革永州镇樊燮控告到都察院。湖广总督官文与骆秉章不和，也把此事报告了朝廷。咸丰帝大怒，密令官文查办，并指示，如果发现左宗棠有不法行为，可以立即就地正法。左宗棠才干大，毛病也多，要找过失真是太容易了。皇帝的密旨等于是左宗棠的一道催命符。
左宗棠的同乡好友郭嵩焘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闻讯后心急如焚，苦苦思索着救左的办法。突然，他眼前一亮，想到王闿运这个人。王闿运是湖南的名士，擅长诗文，又与肃顺的关系相当密切，让他去找肃顺，或许会有一些办法。王闿运见到肃顺后，说明了来意。肃顺对左宗棠早有耳闻，印象还不错，便说：“给他说情可以，只是得有一个借口。如果能有大臣保荐他的奏疏，我就好启齿了。”王闿运回来后，告诉了郭嵩焘，急忙物色写保荐疏的人选。结果京官潘祖荫、湖北巡抚胡林翼都给朝廷上了保荐左宗棠的奏折。胡林翼上的《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中称左宗棠“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评语。
咸丰帝见到他们的奏折后，才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了左宗棠。他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真长于军事，可不可以弃瑕录用？”肃顺乘机为左宗棠说情道；“听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出谋划策，迭著成效。骆秉章的功劳都是在左宗棠帮助下建立的。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把群臣保荐左宗棠的奏疏抄录给总督官文，请他察酌情形办理就成了。”咸丰皇帝点头称是。
官文接到密旨，知道朝廷有启用左宗棠的意思，遂停止了对左宗棠不利的查办，不再追究左的过失了。不久，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获得了正式的官宦身份。
肃顺想保左宗棠过关，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理由和机会，就会引起皇帝的怀疑。于是他提醒王闿运找人上保荐疏，制造说情的机会，巧妙地使用了“借花献佛”的计策，使皇帝接受了保全左宗棠的建议。
慈禧挟天子以令诸侯
1861年8月22日，清咸丰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遗诏由其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尽心辅弼载淳。这样，肃顺等八大臣就掌握了清廷的重要权力。但是，这种顾命制定引起两个重要人物的不满，一个是咸丰的懿贵妃，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一个是咸丰的六弟奕忻。慈禧太后具有极其强烈的权力欲，经常帮助咸丰帝批阅各省奏章，咸丰死后，力图垂帘听政，直接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而奕忻在北京同英法侵略者的议和交涉中，权力也越来越大，在他的周围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他又是咸丰的亲弟弟，此次被排斥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自然也心怀不满，于是以“奔丧”为名赴热河，与慈禧太后秘密决定尽速回銮北京，政变夺权。
奕忻从热河回京后不久，御史董元醇受慈禧太后的唆使上疏，要求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结果遭到肃顺等人的强烈反对。慈禧太后的此次舆论试探虽受到挫折，但却使她看清肃顺等人在热河具有很大的势力，在此不可随意发难，必须紧紧抓住小皇帝载淳，利用皇太后的有利地位待机而动。而肃顺等人则因此次胜利而麻痹大意，盲目自信，疏于防范，甚至上折自请解除他们的兼差。肃顺等人本意是要显示他们职事殷繁，卓著劳绩，但却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失败命运，而慈禧太后则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将载垣的銮仪卫，端华的步军统领等职免去，排除了她发动政变的重要障碍。接着慈禧太后又命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护送咸丰帝的梓官，而令其它七人随自己先行回京，结果使肃顺一人在后，孤掌难鸣，其它七人离开肃顺而群龙无首。
慈禧太后早肃顺四天到达北京。第二天正式召见恭亲王奕忻等文武大臣，利用自己为载淳皇帝生母的身分，哭诉肃顺等人藐视欺蒙太后及皇帝，无人臣之礼的罪行，以载淳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命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严行议罪。不久，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斩首。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封建社会中制服政敌的一个重要政治谋略。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发动政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充分利用了其子载淳皇帝的权力及名义，号令其它满汉重臣为我所用，利用当时的正统皇权思想，置肃顺等人于无视君上的叛逆地位，说到底还是充分运用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
曾国藩的用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