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合唱的又一次活跃期是从1971年开始的。随着政治形势的某些松动，这一年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填词、编写了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合唱的曲调来自陕甘民歌，填入了新编的歌颂毛泽东的、更加“革命”的歌词。合唱的手法十分简单，例如，第一段音乐主要是女声独唱，合唱以轻淡的背景为独唱作陪衬。这种手法类似五十年代的“民歌合唱”，技法上并不新鲜。但是在“文革”中天天被生硬、枯燥的“革命歌曲”折磨了多年的人们，一旦听到由民族唱法演唱的高亢、清丽的陕甘民歌时，就像在戈壁中久渴的人们见到了甘洌的清泉。因此，《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类似这类的歌曲还有《三湾来了毛委员》（焕之、颂刚编曲，山樵编词）、《浏阳河》（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浏阳河》一歌原是由唐碧光作曲的。后因唐碧光在“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浏阳河》一歌一直署为“湖南民歌”。）等。
1973年上海乐团创作、演出了名为“革命交响音乐”的《智取威虎山》。它取材于同名京剧“样板戏”的主要唱段，由合唱、独唱、重唱、乐队等形式来表现，实际上也是一部清唱剧。它在艺术上承袭了《沙家浜》的模式，并进一步与“四人帮”倡导的文艺创作原则结合，“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出发”，充分体现了“三突出”的僵化的文艺创作框框，并自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又一胜利成果。”参看上海乐团：《为创造无产阶级的交响音乐努力作战——创作、演出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一些体会》。载《人民音乐》1976年第2期。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与《沙家浜》相比已缺乏新意，在思想上则更体现了“文革”的创作理论。
“文革”后期的影响较大的大合唱主要仍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和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大合唱，如《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田丰曲）、《长征路上》（郑律成曲，毛泽东词）、《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广东省《农讲所颂歌》创作组集体创作）等。其中田丰创作的大合唱由《沁园春·雪》、《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这几首歌曲吸取了京剧音乐素材和传统手法，在艺术上处理得比较细腻，气势比较雄伟。郑律成的《长征路上》虽定稿于1975年，但五首歌曲大多是在1958—1970年间谱写的。五个乐章的顺序为《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和《念奴娇·昆仑》。这五首诗词都与红军长征有关，因而定名为《长征路上》。它的总体构思及所选诗词与朱践耳的交响乐一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有些相似，但作品的艺术风格绝然不同。郑律成发挥了他创作群众歌曲的丰富经验，着意于通俗浅出的艺术手法，是一种大写意的笔法。例如第二乐章《忆秦娥·娄山关》合唱开始的地方，出现了冷峻奇特的旋律和尖锐紧张的和声。这反映了作曲家对历史紧张关头的深刻的感受，作品带有一种深沉的、难于言表的历史感。
在“十年浩劫”这特殊的年代中，大合唱艺术遭受了严酷的摧残和蹂躏。林彪、“四人帮”一伙将这一艺术形式捆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因此，许多作品都属于真正的“文革音乐”，是为“文革”政治服务的。例如，就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夜，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斗争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时候，很快就产生了两部配合政治任务的大合唱——大型组歌《天安门战歌》和交响合唱《保卫天安门》。这些都成为当代合唱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整个“文革”期间，仅有少数凭着艺术家的良心而创作的作品，还保留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新时期的合唱创作
“文革”结束以后的十余年间，合唱艺术一直没有从深重的创伤中得到充分的恢复。开始几年中，合唱创作仍在旧的框框中打转，作品缺少创造的新意。后来它受到商品经济的牵制和通俗歌曲的冲击，专业合唱团的活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群众业余的音乐生活几乎全被通俗音乐占领，业余合唱团的活动已十分稀少，这与五十年代蓬勃兴旺的群众合唱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阵地缩小，队伍老化，作品稀少，观众零落。合唱艺术正处于萧条的时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为了扭转合唱艺术的不景气状况，有关方面曾作了一些努力。1979年我国合唱团体首次参加了菲律宾的亚洲国际合唱节，1988年中国广播合唱团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五届室内合唱比赛”，并获得混声合唱和女声合唱的金牌和总分一，合唱艺术国际交流的门窗开启了，1982年和1986年举办了两届“北京合唱节”，1986年还举行了“全国第五届音乐作品（合唱）评奖”活动。在这些活动的推动之下，八十年代中、后期产生了一些较有新意的合唱作品。
新时期合唱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一定的创新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作品题材比以前多样了，创作手法上的探索也更为明显和大胆了，合唱艺术开始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束缚中挣脱出来。
新时期合唱创作题材上的扩展，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产生的几首小型合唱作品中即有所体现，如《周总理，您在哪里？》（施光南曲，柯岩词，1976年）、《密林深处的歌声》（刘敦南曲，王森词，1978年）、《把我的奶名儿叫》（瞿希贤曲，黄宗英词，1980年）等。上面三首作品，第一首表现了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第二首歌唱了地质学家李四光的重大科学贡献。与以往只允许歌颂毛泽东一个人的情况相比，它们已经是属于闯开禁区的作品了。第三首歌表现了侨胞对祖国母亲的骨肉深情，也属于以往合唱作品中所没有出现过的题材。
施光南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产生的第一首影响广泛的合唱。这首作品成功地吸取了生活中呼喊、倾诉性的音调，在该曲的中段，合唱队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的四次呼喊处，作曲家采用了“回声”的效果，好像群众呼唤周总理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接着是一段进行曲风格的旋律，各声部运用“卡农”的手法，表现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合唱在这里形成了最高潮。《周总理，您在哪里？》从头至尾贯穿着优美的曲调，因此它的主旋律经常成为独唱家的演唱曲目。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周总理）》（贺绿汀曲，芦芒词，1978年），《为周总理早期诗歌谱曲（四首）》（邹辉明曲，1978年）等。
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86年全国合唱音乐评奖前后，产生了几部不同题材和不同艺术风格的大型合唱作品，例如：
合唱组歌《云南风情》，田丰曲，张东辉词。
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王祖皆、张卓娅曲，向彤、贺东久词。
民族交响合唱组歌《诗经五首》，金湘曲。
音乐抒情诗《蓝天，太阳与追求》，陆在易曲，廖代谦、任卫新词。
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选自《胡笳十八拍》），李焕之编曲。
合唱音诗《森林日记》，张敦智曲，于之词。
清唱剧《大劈棺》，瞿小松曲，高行健词。
清唱剧《生命宇宙的春天》，刘念劬词曲。
田丰的《云南风情》由《洱海渔女》、《赶摆路上》、《摩梭葬礼》、《舂米谣》和《火把节之夜》五段合唱组成，分别反映了云南白族、傣族、纳西族、景颇族、彝族人民的风俗情趣和生活风貌，用富于色彩的音调展现了五个民族不同的音乐风格。其中第二曲《赶摆路上》是女声独唱与女声合唱曲，傣族风格的旋律加以大量富有民族特点的衬词，刻画了傣族姑娘兴高采烈的可爱形象。根据乐曲情绪的需要，《云南风情》中采用了一些离调、多调性、多种奏叠置、运用人声的呼叫声等一些新颖的表现手法，由于与歌曲内容的表达结合得很紧密，获得了别致而生动的效果。
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的《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是一部军事题材的作品，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它由《序曲》和八个乐章组成，全曲以苍郁广袤的森林来比喻我们的军队，通篇真实地、大胆地表现了战士和人民的内心感情和人性之美，因而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第三乐章《两地书，母子情》（男、女声对唱、合唱）表现除夕之夜相隔干山万水的母子之间苦苦的思念，带有山西民歌音调的绵延委婉的旋律，扣动了听众的心弦。第五乐章《假如》是由吉它伴奏的三重唱，这一首吟唱性的通俗歌曲段落插入庄重严肃的各乐章之间，求得了艺术上的对比效果，也获得了生活的真实感。这部作品在舞台演出时还配合朗诵、舞蹈造型和灯光等作辅助手段，从这里也可看出《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与《长征组歌》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们是我国当代军旅题材合唱创作的两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金湘的民族交响合唱组歌《诗经五首》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较别致的作品。从内容上说，作曲家选择了《诗经》中的《天作（周风）》、《葛生（唐风）》、《十亩之间（魏风）》、《采薇（小雅）》和《良耜（周颂）》这五首古诗作为歌词，并以现代人的感受来追溯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生活与劳动场景，从中探索古代题材与现代意识之间的交融点。从形式上说，以民族管弦乐队为一个民族合唱队伴奏，合唱与乐队都获得了较大的展开。从创作技法来说，《诗经五首》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而采用了双调性、点描法、偶然音乐、吼喊等不常见的手法，获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诗经五首》的艺术风格总体呈现一种原始的、粗犷的阳刚之美，它是新时期大合唱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部。
这一时期的其他合唱作品在艺术上也各有其追求的目标，如李焕之改编的《胡笳吟》追求一种古典音乐的意蕴和气质。李遇秋作曲的通俗合唱《城市之声》（晓岭词）将日常生活音响（包括钟声、车铃声、哨声、谈笑声等）糅进合唱作品，表现了城市生活的几个侧面，洋溢着生活的气息。瞿小松的清唱剧《大劈棺》借鉴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手法，采用了川腔、川腔韵白、吟唱等素材，创造了“中国新型戏曲”这一特殊的艺术品种，其大胆的创造精神，说明《大劈棺》属于新时期的“新潮音乐”之列。此外，王酩作曲的《草图三首》，贾达群创作的无伴奏合唱组曲《三种气质》，都对合唱创作的新题材、新技法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合唱创作中的新探索往往比其它音乐体裁更难于被人们接受，因而这些探索性的作品的实际影响也很微小。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中、小型的合唱作品受到人们的瞩目，如陆在易的《雨后彩虹》（于之词），张龙的童声合唱《哈雷彗星，你好！》（田逢俊词），彦克的《把祖国打扮得更美丽》（陈克正词），鲍元凯的童声合唱《景颇童谣》（张俊词）等。
新时期的合唱是一个受冷落的艺术品种。以上这些作品的出现，是作曲家和歌词作家在艰难条件下为发展我国的合唱艺术而作出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实际存在着的合唱艺术的严重危机。以上这些作品中也还缺乏能深刻反映时代精神，并在艺术上具有重大突破的划时代之作。因此，“合唱危机”依旧存在着。合唱艺术是代表一个民族音乐文化水准的艺术门类之一，它的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府的合理扶植。得不到思想上的重视，不能解决经济上的来源，合唱事业是难以获得发展的。
小结
《黄河大合唱》诞生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我国当代合唱的道路也已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如果说五十年前的《黄河大合唱》是黄河流程中的“壶口”，那么，这四十年间合唱艺术恰如壶口以下的河段，虽有干回百折的滚滚波涛，却再也听不到那惊天动地的急流飞瀑。无论是音乐或歌词，都缺少像冼星海、光未然这样的艺术巨笔。我们所长时期期待的合唱创作的新高峰终未出现。
建国初期的“民歌合唱”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它在世界合唱之林中也称得上是一朵奇葩，至今外国合唱团演唱的我国合唱作品大多仍是这些乐曲。但六十年代以后这朵花渐趋凋谢了。是中国民歌已经挖掘尽了？是人们对这种形式已不再感兴趣了？都不是。是步步强化的“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扼阻了民歌合唱的进一步发展。
从“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当代合唱作品中“政治”的成份越来越多，艺术的成份越来越少。以至合唱作品被称为“标语牌”，成为各项政策的解释词。合唱在一度只具有一种职能——歌颂，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祖国，歌颂革命。在音乐会上，合唱节目是“饺子皮”——放在一头一尾以体现“政治挂帅”。而类似的现象至今也不能说已完全消失或改变了。内容上缺乏深沉的哲理思考，艺术上缺乏史诗性的大手笔，大合唱的巨大的题材容量和丰富的可塑性未能获得充分的发挥。这是我国当代大合唱的明显的不足。
我国当代合唱沿着《黄河》的航道，四十年来形成了合唱的两大种类，一类是戏剧性的大合唱，一类是抒情性的大合唱。前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情节展开，或接近清唱剧的形式，乐曲发展时常采用交响性的手法，代表作品如《红军根据地大合唱》和《英雄的诗篇》。后者往往溶抒情、叙事、歌颂为一体，以丰富的色彩和优美的旋律为特点，曲式上常采用歌谣体的组歌结构，代表作品如《金湖大合唱》和《云南风情》。有些作品则将戏剧性和抒情性结合在一起，例如，《长征组歌》和《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
从合唱作品内部的音乐材料联系来说，当代合唱作曲家也喜爱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音乐主题贯穿发展的套曲形式，如《红军根据地大合唱》和《英雄的诗篇》等，另一种是没有主题内在联系的联曲体的组歌形式，如《长征组歌》和《云南风情》等。
历史证明，不论是戏剧性的大合唱或抒情性的大合唱，也不论是套曲形式的大合唱或组歌形式的大合唱，都可能出现受人欢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问题是要看作品的内容是否深刻反映了人民的思想，艺术上是否反映了群众的审美爱好，是否具有对合唱艺术的实质上的创造与增添。
合唱艺术那丰富的人声色彩，那奇妙的多声思维，正有待中国作曲家来进一步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