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十年诗歌的主观观察与简短描述
张伟栋
对近十年诗歌进行总体性的观察，对我们来说还为时过早。但学院化的知识生产机器已经把这个期限大大提前了，它们需要的是标签和签名的权力，机器力比多鼓动着欲望化的生产，诗歌在这里不过是临时性的替代之物。我自己对这十年的诗歌读的很多，绝大部分是出于编辑和推荐稿件的需要，很少一部分是对朋友们诗歌的关注，但能记忆起来的很少。就我所知，周围的大部分朋友已经不读当代诗了，这其实是对诗歌绝对性的肯定。我是两种态度都有，自然是难以做到客观。
我的理解是：“新十年诗歌①”的起点是突围，对上个年代的作诗法和观念的突围，但一旦那个年代的诗歌写作与文学史写作、大众传媒形成一种纽结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诗歌传统，突围则需要天才之举。相对于八九十年代的诗人迅速成熟，接下来的诗人可能需要的更长时间的摸索期和沉默期，无论是对于功成名就的诗人，还是怀着梦想的后来者，诗歌地图已经被描画完毕，任何扩展必将制造出一个新的大陆。因而一些诗人沉潜下去了，试图在田野经验、都市景观、古典话语、革命意志之间发寻；而另一些人则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在媒体、网络、地方生活、私人空间的结合点上，找到了一个身体的意识，而且虚构着自己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在这个结合点上，身体其实并不存在，它依赖于网络幽灵、媒体资本、名声意志的召唤；另一些人依据学院知识生产系统，雄心勃勃结构着话语之网。但突围最后变成困惑，或许已经不需要突围，那个年代自己已经远去。困惑的原因当然不一而同，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诗歌写作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已被无聊架空。诗人萧开愚在《今年春天的诗歌时髦是什么？》一文中，精准地概括了九十年代诗歌以来的这种变化：
过于有所依赖，不依赖战争和丑闻，但依赖日常生活的纳粹。现在日常生活的纳粹在哪里呢？在房价里吗？在馆子里吗？在沙滩上吗？在外国吗？宋代诗人陈师道说“灾疾资千悟”，众多的“悟”为我们积累了按部就班地应付每天的困难的办法。没有什么解决不了，习惯和法律替我们准备的回避和逃避方案，用也用不完。失去日常生活的纳粹，我们的精力无法凝聚，于是无聊。
按部就班的制度化牢笼，在这新十年前所未有的掌控着才华的生产方式，它依然依赖着日常生活的纳粹，但暗中塑造着集中营的景观。九十年代国家资本的运营方式并不要求个体以生命作抵押，经过大规模的资本扩张之后，个体生命只能以借贷的方式来使用，《黑客帝国》的“母体世界”中，每个人只是被设定好的一个程序，被巨大的主机所计算和控制，可以算作是这种集中营景观的影像效应。逃离“母体世界”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变成病毒，被主机自动清除，另一个是逃到“母体世界”所试图毁灭的空间和世界。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安稳地在这个“母体世界”中着陆，它没有变异，也没有逃离，语言的突围被制度化的栅栏所限制，外加高额的生存遭遇，无聊是其直接的情感反应，在种种的“不可能”的落差中，无聊和虚无以至于构成了生存的基调。诗歌的语言依赖价值，一种肯定价值所激发的天才想象，必定包含着救赎与解放之路，九十年代诗歌所肯定的现代主义诗学价值，在这种集中营景观中走到了它的终点，同时也撤销了它允诺通往道路的梯子，无聊和这种旧的价值观捆绑在一起，它是旧时代的新哀悼。
无聊跟枯竭一样是个判断，证明我们根据我们认可的价值观评价现状，证明我们还有并且依赖着某个旧的价值观。这个仍起支配作用的价值观现在只供应它的否定价值，也许它的肯定价值已经耗尽，仅存剩余的否定价值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它的的余热中过多久，等待新的肯定价值的诞生，还是等待旧的肯定价值的死灰复燃。②
继续开愚的这个判断，我们不妨引入一种远景式的观察。鲍德利亚所言，使用价值和其衍生的符号性价值占据了“上帝之死”所留下的空白，日常生活掉转目光，倾注全力向这个空白处站起来的祭司献祭。九十年代诗歌的价值观，在新十年并没有被否定，或是变成仅存剩余的否定价值，它的基本元素、叙事方法、隐喻逻辑变成了一种使用价值，来创造新的诗歌，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在我的注意力中，新十年诗歌的创作数量之多，令人感到厌烦，原因在于这些诗歌大多数遵循着“九十年代诗歌”风格化的要求：要写的不一样，要有变化，要写的新鲜，要写的自我，要有地方性、要有古典性，这种要求也使得这些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在同一个时间带上。
突围与困惑的悖论，遭遇到的集中营景观，其实也已唤起一种远非自觉的自省，诗歌被卡在这里，对语言描绘出新的指令。有这样一个故事，是丁玲在其二十年代所写的小说《梦珂》中为我们讲述的：在上海读大学的女学生梦珂，厌倦了学校的生活，搬到她上海的姑妈家去暂住。那是一个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家庭，姑妈、表哥、表姐、表妹围绕着餐桌、舞厅、商场、电影院、酒楼所展开的生活，对于梦珂来说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抚慰。她深陷于这种生活的关系之中，在时装、电影、茶点、牌局、男男女女的关系之中，获得生之快感。在小说中，梦珂后来发现了这种生活的虚无和无聊的一面，她从姑妈家出走，当她站在马路上的时刻，她变成了“游魂”，“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她简直疯狂般的毫不曾想到将来”。小说《梦珂》所书写的二三十年代的生存结构与“新十年”的生存结构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游魂”是其根本的表征。小说中的梦珂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行动，去参与事件的创制和占有主体的位置，梦珂曾被她的同学带去参加地下党的接头，在黑乎乎的弄堂，油浸浸的布帘背后，突然亮起的灯光，对她构成了一种召唤；另一个是去当女演员，去挣钱，去活下去，去做资本的主人，梦珂是选择了后一种，“以后，依样是隐忍的，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对梦珂的书写，并不是对社会问题的改造，而是基于一种政治想象的语言想象，突围与困惑的悖论，其实早已给出了基于各种晦暗的要求的语言想象。
在新十年中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境况与选择，资本逻辑与政治管理术所营造的景观社会，日益凸显其集中营的形态，资本的编码方式与政治的调控方式成为最真实的真理的创制逻辑，在这一真理逻辑中，个体被还原为身体的存在物，生产、消费、欲望、交换的身体，从而丧失行动与寻找主体的位置的时间带；另一方面，这个无法行动、与真理本身无法亲近的身体充满着巨大的焦虑和空虚感，它随时随地地等待被征用，结果只是被各种中介和媒介物所征用，生命的全面政治化，塑造了更为精确的计算法则，也将所有的物身体化，因而所有事物的实现被无限地延期，我们的手里塞满了承诺，却没有机会去兑现。在这种语境里，写变成了一种不可能，因为写从来都是一种被写，问题的重要在于是要被谁来写。另外，写也从来都是一种行动，一种依据于语言的真理，创制语言的真理的行动。因而写的不可能在于创制语言真理的不可能。“孤绝”作为一种面相，作为摆脱计算法则的面相，在这种景观中被孵化出来。
多多的一首名为《白沙门》的诗歌，多少唤起我对这种“孤绝”的体验感和急迫的认识渴望。我是前两年才认识多多的，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信息，使我感觉到他可能处于一生中最好的阶段，对道的践行与对肉身的修为在他的诗歌里反馈出一种“无人”的空旷感。
台球桌对着残破的雕像，无人
巨型渔网架在断墙上，无人
自行车锁在石柱上，无人
柱上的天使已被射倒三个，无人
柏油大海很快涌到这里，无人
沙滩上还有一匹马，但是无人
你站到那里就被多了出来，无人
无人，无人把看守当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