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个人回忆录
朵渔
一
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新世纪十年诗歌”这个巨大的话题。作为“新世纪十年诗歌”的参与者，无论如何谈论都难免沦为“个人回忆录”式的自恋与絮叨；而现在就开始回忆，仿佛一个梦还没有做完就被叫醒。再说了，“诗歌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份黑名单，还是一部思想录或美学变奏曲？如米兰·昆德拉所怀疑的，“当一个艺术家谈起另一个艺术家，他谈的其实始终是自己。”两个人都喜欢约瑟夫·康拉德，“可是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作者吗？我读了康拉德的两本小说，我的朋友只读了一本我不知道的。然而，我们两个都在极其天真的情况下（极其天真的鲁莽），认为自己对康拉德的想法是正确的。”（米兰·昆德拉《黑名单或向阿纳托尔·法郎士致敬的嬉戏曲》）是这样，哪怕我们在促膝长谈，我们也是在各说各话；哪怕我们谈起了一个巨大的、跟自己无关的话题，我们也会曲径通幽地回到自己身上。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们所写的评论，无论是向敌人派发大便，还是向朋友赠送玫瑰，其实都是一种自我辩护。老谈论自己，是一件让人脸红的事情。但也许在谈论自己的同时，会折射出一点时代的影子？
事实上，即便是一份“个人回忆录”式的无聊絮叨，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观察方式。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焦点：如果把诗坛（我们必须预设这样一个坛子）视做一个舞台的话，我们要知道到底是谁站在这个舞台上，又扮演了哪些角色，上演了哪些剧目；从这个焦点一层层漾开来，在新世纪十年的社会进程中，这个小舞台贡献了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东西，它在整个社会思想进程中表现如何。当然这个观察的圈子还可以继续扩展下去，随着观察视角的扩大，焦点必然会变得渐渐模糊，以致无足轻重了。
我的写作开始于1990年代后期，在所谓70后写作群体里，开始得不算早也不算晚。早慧的那一批70后写作者，在1990年代初期既已成熟，比如孙磊、杨典、王艾等人。事实上在整个1990年代中后期，我都在独自琢磨汉语诗歌的技艺，但苦闷彷徨，一无所得。直到新世纪将临，我的朋友们找到我，我才开始真正的自觉的写作。如此说来，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合“群”的。群居终日，议论纷纷，互相攻击或捧臭脚，对一个人的写作的开端绝对重要。在整个1990年代，我都是一个偏远的旁观者，以我的观感，1990年代真是过于沉闷了。我所能看到的，除了一部分体制的歌手，剩下的就是泛学院写作者或泛神化写作者。“今天派”隐去了，“第三代”作为整体也消失不见了，曾经的“灿烂”变得佶屈聱牙。当时，维持诗坛秩序的依然是传统出版物，期刊或选集。间或有一两个诗歌奖项，但也是秩序井然，趣味化、圈子化倾向严重。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当小康的幌子挂起后，日益僵硬和狭隘的“泛学院化写作”终于遇到了它宿命的对手——“民间写作”的强烈质疑。
1999年4月，一场名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的会议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被称为“民间立场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两派人物短兵相接，这便是后来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盘峰诗会”。一直以来，评论者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这两个概念都充满质疑。这的确是两个边界模糊的概念，相对于体制化写作、无限宽泛的虚荣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其实都属于“民间写作”这一大概念之内。发生在十年前的这场争论，事实上是一场先锋诗歌内部的争论。现在还沿用这两个并不准确的概念，无非是指称的方便，我们都知道每个概念的后面大体站着哪些人。无论其中夹杂了多少私心与恩怨，这场论战的爆发自有其诗学本身的合逻辑性。事实上，即便是意气之争，也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至今都觉得，当时那种意气风发的相互交锋、质疑甚或谩骂，那种搅浑一潭死水的叫嚣，都给人一种“灿烂”重临的感觉。论争犹如一次祛魅，再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再没有美学上的压迫感和焦虑感。论争之后，新一代的写作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诗歌领域，活力与创造永远大于标准和秩序。“诗歌争论最后导致的不是铁板再次焊接起来，而是呈现出更多元的局面，更多的诗歌面孔清晰起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好事。”（于坚语）这场争论，标志着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开端。
在那次争论中，王家新曾有一问：当历史“强行侵入”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当严峻的时代要求诗歌对这一切有所承担的时候”，你们又在干什么？写出过《帕斯捷尔纳克》的王家新理当有此一问，当然“《0档案》的作者”于坚面对此问似也无需气短。但“第三代”大部分写作者在1990年代的缺席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我在《重论韩东》一文中有过如下论述：通常文学史对“第三代诗歌”的表述，存在一个巨大的遮蔽，那就是在强调“口语化”、“日常性”、“反英雄”一维的同时，却遮蔽了自“今天派”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写作，或曰个人承担的写作，比如廖亦武、孟浪、俞心樵等人。这一脉写作的隐而不彰，其中既有“个人放逐”的缘故，也有意识形态的隐形压力使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第三代诗人”在整体上基本消失了。大批诗人纷纷选择下海，直接亲近“日常性”去了，少数则仍在坚持边缘化的“个人写作”。为什么“第三代诗人”没能整体进入九十年代？为什么九零之后“知识分子写作”会成为一种现象？这其中除了时代的严酷选择，难道没有个人的美学责任问题？中国诗学向来有变风、变雅之说，每当时代由盛及衰，国家政教纲纪呈现崩坏之势，诗的内容便由美及刺，这也符合我们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九零之后，当一个时代的铁幕重新开启之际，当欧阳江河们在中年的门槛上发出“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大致结束了”的慨叹时，“反英雄、反文化”的“日常性写作”被逐出主流之外，其实是时代与个人“相互选择”的结果。
二
新世纪之初，我和几个朋友搞起了“下半身”诗歌运动。如今谈起这个话题，并试图为此辩护时，相信依然会触怒一些人。在我这里，“下半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我甚至倾向于将它视为一场诗学-思想运动，而不仅仅是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非常好判断，他写了腰部以下，他就是下半身。我认为这个标准是错误的。有些写腰部以下的诗歌也可能是非常腐朽的，传统的。我理解的下半身在思想上是一种冒犯，在写作上是一种冒险，在精神上是一种自由。它反对一切不自由，反对一切教条、规矩、说法、主义，它很可能还会反对它自己。在此意义上，“下半身”就是“先锋”的一个极端代名词。我们在新世纪之初提出这个概念，当时我们的写作也都才刚刚开始，所处的写作环境已经有些板结，什么样的写作是好的，什么样的写作是先锋的、主流的、正确的等等，仿佛已有定论。我们讨厌这个，觉得如果这样写下去，我们可能就毫无出路，它与我们的心性不符。必须重新开始，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它不同于以往，不同于当下；它不理睬一切标准，包括世俗的、官方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等等。这个开端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晰。“下半身”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所找到的一个火山口。这个口子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火山内部所积蓄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喷发的能量是巨大的，影响力至今不退。也有人认为这种影响是一种灾难，“下半身”是一帮年轻人释放出来的一头诗歌怪兽。我对此不作争辩，时间会解释一切。在搞“下半身”之初，我们并没有预料到它的影响力会这么大，它绵延不绝的一波一波的高潮让我们这些参与者都感到惊奇。我们打开了一个盖子，让一些压抑已久的灵魂得到释放。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终于知道自由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接下来的写作路径其实就是沿着“自由”一路走下来的。所谓的“承担”“反抗”“耻辱”等等，其实都跟“自由”有关。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里写作，“承担”与“反抗”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事情。
我在“下半身”运动之初曾提出“下半身”是一种“行动的诗学”，现在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反抗的诗学”。在“反抗”的意义上，“下半身”理念依然是有效的。让写作与自己的身体发生关系，它更容易保持一种人性、现实感和常识感。很多没有身体参与的写作其实是在与词语交媾，美其名曰“语言的炼金术”，他炼出了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诗歌写作如果仅仅是与精神生活有关，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狂热的、高烧的精神巫术，它的归宿往往是虚无的、蒙昧的。我看一个人的作品，往往会联系上他的生活，如果他的写作和生活是分裂的，我会对此人的写作保持怀疑和警觉。策兰的写作难道与他的身体无关吗？他最后遁入黑暗，其实也是强大的现实感将他逼迫进那样一种疯狂的境地。
有人认为“下半身”这头诗歌怪兽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互联网”为它打开了魔瓶。这其实是一个鸡与蛋的辩证法，貌似很有道理。“当诗歌遭遇互联网”，这一话题已有多人论述。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诗歌本身不会随着呈现方式而发生改变。我不觉得李白当年写在墙壁上的诗和现在呈现在屏幕上的诗，在诗歌美学上发生了位移。诗还是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微博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该去写微博体的诗？诗歌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发生变化，它还是个人的创造物。
三
新世纪十年一晃而过。在这十年里，老“今天派”们重新出现在汉语的视野里，并为汉诗的经典化和国际化作着最后的努力。我将这一代诗人看做真正的拓荒者，值得我们加额致敬；“第三代”们纷纷回归，虽然群体性的持续精进难遂人意，很多人没能突破“中年”的瓶颈，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堪当导师。他们这一代诗人文本的经典化程度是最高的，他们也通常在剧场的头排就座；60后群体则涌现出一些面目清晰的成熟的诗人，无论在个人风格还是创造力上都已非常突出，他们承担起先锋之名；新世纪十年是70后诗人群体真正走向成熟的十年，是诗学理念和个人风格的形成期，也是群体开始分裂为个体的时期。我将赌注押在他们的下一个十年，那将是他们的黄金十年；80后诗人在这十年里逐渐丰满，他们是真正的网络一代，也希望他们是真正自由无牵挂的一代。
如此分层式的、整体性的观察，其实很难看清汉语诗歌创作的真相。事实上作为70后群体的一员，我都不知道这些年里别的70后们在做些什么。时间真是一晃而过啊。最近有些人宣布75年前的才算70后，论坛也搞了好几次，无非是我对你错你先我后的话题。争吵了半天，你到底为诗歌贡献了什么东西？你是贡献了思想还是贡献了文本？是贡献了一个意象还是一堆是非？这几年争论来争论去，其焦点无非是：诗是语言的艺术，还是心志或情感的表达？是“诗言志”还是“诗言体”（于坚语）？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