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历史事件，总会在文字上留下痕迹。例如，当我走在开始经受金融海啸冲击的香港街头，看到一度火热的售楼点日益萧条下来，在密密麻麻的各种纸张贴出的售楼广告中，蓦然跳出几个字：“某某楼盘出售——雷曼价”。
只有经历了金融海啸，读者见到这样以“雷曼价”来形容不能再低的金融资产价格，才会会心一笑。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冷静地说：我等其实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我们正在亲历第一场真正具有全球范围冲击力的金融危机；索罗斯认定“我们处在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掐指一算，“百年一遇”。
中国古老的辩证哲学告诉我们：“危机”就是危中带机，就是危险和机遇并存，互为前提，互相依赖。
面对着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国是最有能力尽快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而面临并存着的危险和机遇，我们还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检阅这背后的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和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界还保持了一贯的谨慎与低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海外的学者似乎更为热情地看到了未来的信息。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佩佐夫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大国取代另一个领先的大国的模式。今天，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帝国。美国的帝国已经衰落有大概40年了。美国帝国即将倒塌，而必须有人站起来，推一把，使之发生。这是中国的使命所在。中国可以在它希望的时候做到这一步：中国要做的是卖掉他的以美元标价的资产，卖掉所持有的美元，把资本返回国内。但是，中国等待时间越长，积累越多，它令美国迅速而致命倒塌的机会就越大。”
基于对中国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期待，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把China和America合并出Chimerica这个英语新词。刚刚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刊登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于当前中美经济格局的评论。他说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婚姻关系，一个人存钱另外一个人花钱，现在大概只有中国能够救美国了，但是中国还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中国转而主要用扩大内需的办法来应对危机，则是需要向全球化说再见的时候了。
金融海啸也促使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流更为直接，不少金融机构直接到美国等海外市场考察交流，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也通过视频与中国的投资者对话，在介绍了他的反身性理论和悲观的预测之后，他说：“在推动全球经济方面，中国要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
在此我们且不必论奥地利学派的是非，也难以评价弗格森或者克鲁格曼的对错，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保持着务实和理性的态度。
在这样一个全球大洗牌的时刻，2008年将是一个终点，也将是一个新的起点。经过改革三十年的纵横激荡，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更需要大思路、大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