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当共产党中央、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从巴西地区北上后，张国焘大张挞伐，公开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命令，率左路军并强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再度过草地南下，公然打出分裂的旗帜，与党中央、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抵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放在心上一样。
这场北上与南下，正确与错误之争及其所导致的后果，来得既突然又神秘，叫人措手不及。当时，这场路线斗争的内幕情况，竟连红四方面军的军一级干部也不知其所以然。
张国焘明知他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会遭到全党全军的一致反对，为了欺骗和蒙蔽群众，便在部队中公开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恶意挑拨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并加强了军阀主义的专横统治，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对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对其反党错误所作的决定则严加封锁。
9月中旬，四方面军以及左路军的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
第二次过草地，已是秋季，金风萧瑟，天气转寒，战士衣单鞋缺，大军再经草地，粮食更缺乏，比第一次过草地更为艰苦。同志们毫无准备，情况不明，思想一度混乱，许多人想不通，有意见：为什么不北上而要南下？为什么要和党中央分开？南下到哪里去？但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无法得到回答，大家只有闷着头，跟着走。
由军委1局局长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张宗逊，在返归总部的途中，阴错阳差，终于失去了跟随党中央、毛泽东先期北上的机会。
杨成武在红四军工作不安心，写信给右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请求调动工作。当时，右路军总指挥是徐向前，政治委员是陈昌浩。9月9日晚饭后，杨成武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接到电报后，杨成武立即启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10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当时，没有见到叶参谋长，杨成武就在司令部休息。
第二天，杨睡醒起来，看到刘志坚和李伯钊，才知道张国焘阴谋用武力裹胁毛泽东、党中央南下，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张国焘反党事件。后来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已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开往俄界，脱离了险境，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反对张国焘南下把红军带到战略上极为不利的地区、反对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刘志坚、李伯钊等是带着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到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来慰问的，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赶上红三军团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人说，毛泽东曾亲自对在红军大学工作和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同志说：你们想回去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是要北上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1935年9月12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开始南下过草地。就在这一天，杨成武和彭绍辉被调到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的学生队当教员，学生队有学员100——200人。南下的路线仍是北上时走过的路线，由巴西过草地，经过毛儿盖，上下打鼓、黑水芦花、马塘、卓克基。红军大学学生队在9月30日到达松岗附近的邓家桥休整。
猜测、怀疑、仇恨所造成的对立情绪，在南下的红军队伍中弥漫。不仅下层指战员间由于一、四方面军隶属不同而产生矛盾、磨擦，即便是高层指挥员之间，也经常闹得剑拔弩张。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李聚奎，回忆了这个由张国焘主持的、围攻朱德总司令的“斗争”会：
10月间，部队到达大金川东北的卓克基地区。一天，王树声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纵队司令部准备和你们三十一军司令部合并，军长余天云调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由我兼三十一军军长，王维舟同志任军参谋长，你当副参谋长。”并通知我去参加当天晚上总直属队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会议地点是在一个大喇嘛庙里，到会人员除方面军总部的负责人外，还有挑夫、马夫、炊事员等勤杂人员。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整个会场乱哄哄的。我进入会场后，就和李井泉同志同坐在一个角落里。会议一开始，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讲话，他一开口就说：“自从毛周张博率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一个多月来……”我一听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了，心头不由一阵紧缩，就和李井泉同志悄悄地议论：“党中央北上了，红一方面军北上了，那就说明红四方面军这次南下是有问题的。”不久会场上出现了一阵骚乱，各种叫喊声混成一片。原来是有人要朱总司令站出来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只见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军北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你们要我发个声明反对毛泽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不但全中国知道朱毛红军，就是全世界也知道朱毛红军……”朱德同志的话音刚落，有一些人就围攻他。刘伯承同志见他们围攻朱总司令，就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火力”就又转到刘伯承同志身上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红军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过后，就听说张国焘自称“主席”，另立“中央”。
那次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当晚我没有回三十一军军部，而是和李井泉同志在一个喇嘛庙里，睡在地板上，我们两个人合盖着一条毯子，一夜没有合眼，都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
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部队南下之后，张国焘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野心和权力欲望了，于是便匆忙地导演了这出中共党史上另立“中央”的分裂闹剧。
10月5日，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张国焘另立“中共中央”。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下令通缉，还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借以进行拉扰和诬陷。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这种错误做法，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反对。我们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同中央对立。”他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又变换手法，除平时加紧对朱德的监视外，还别有用心地诬陷原一方面军的1个营有“叛变”行为，说要缴他们的枪，企图制造事端，造成武装冲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个人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人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徐向前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当时就是那样的水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徐的劝告。
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不少人，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主席”的盲目崇拜心理，开始怀疑动摇，窃窃私议之风，不可遏止。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不满情绪尤甚。调来四方面军任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就曾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他是黄埔五期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任过红军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他秉性刚直、豪爽，敢于坚持原则，陈述己见。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调红军大学执教，一面培训干部，一面积极支持刘伯承对张国焘的斗争，表现不错。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由于人为的原因，与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了。在张国焘及其少数分裂分子的威逼利诱下，随四方面军南下的同志和一方面军处境艰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同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
利用手中的生杀大权，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张国焘终于朝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