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博弈中，信息都是决定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我们应该在选择之前，尽可能掌握有关信息。
“先知”与“未知。”
在著名的童话《毛毛》中，有一只小乌龟，它行动迟缓，但从未被对手抓住，因为它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知道何时何地会出现危机，所以总能避开敌人的追捕。
其实想一想也真奇妙，如果我们真的具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也就用不着其他优秀素质了：我们知道哪支股票会一路飙升，哪个女人可以做合适的伴侣，从事哪种事业可以取得最大成功；我们可以预先知道哪次航班会出事故，哪个地方会发生地震，不但自己可以远离危险，还可以靠这个本事救别人的命……可惜，这种能力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既无法掌握所有变因，更无力预测未来，甚至连自己将来想要什么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作起选择来才会这样困难重重。
不管是对未来、过去及生命的意义，抑或是内心的渴望，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的部分，都称之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像生命和死亡一样，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正如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就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天文学知识赚到了一大笔钱。但是人类掌握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而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就更加有限，所以，这个“未知”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学会和它友好相处，我们真是别无选择。有些人喜欢扮演“无所不知先生”，结果往往是被人耻笑，可笑的不是他的无知，而是他居然以为可以掩饰他的无知。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拉底也说：“我的知识告诉我，我很无知。”这是面对未知的好态度。
作为一个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理性人，同样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理性、一致的决策，换句话说，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虽然没办法做到无所不知，但也不至于一无所知，而且应该或尽可能地有效运用自己所知的一切。
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博弈中（无论是政治、战争或者商业竞争），信息都是决定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我们应该在选择之前，尽可能掌握有关信息。人类的知识、经验等，都是这样的“信息库”。当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未来将会面对什么问题，但是你掌握的信息越多，作出正确决策的可能就越大。
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信息在决定战争成败中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中总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同时，《孙子兵法》还注意到：不但可以通过掌握信息帮助自己作出明智判断，而且还可以通过向对方传递虚假信息使之作出错误判断：“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显然，要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一方面要掌握对方的真实信息，同时要防止对方掌握己方的真实信息。这正是我们熟知的“信息战”，也是“博弈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何藏好自己的底牌我们已经知道，“博弈论”是由著名数学家诺伊曼创立的，而这个理论正是由一个典型的关于信息的游戏开始：那就是一个玩家在面对无懈可击的玩牌对手时，是否要夸大其词，次数又该多频繁？
在桥牌中，“叫约”是实力的体现，你有多大的牌，就可以叫多大的约。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你的叫牌会给对手提供你这手牌的信息，比如你叫梅花三，对方就知道你的梅花很多，至少是个七张套，而且其中有大牌点。其反面的意思就是：你其他的牌可能不怎么样。如果他的牌也不错，就可能叫更高的约，占据主动。由此可见，打牌其实从叫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信息战”，双方都要通过叫牌争取定约，同时要尽可能地迷惑对手，使之产生错误判断。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者，诡道也。”自然，策略的运用也就成为必然了。
诺伊曼发现，即使对手明知道你喜欢玩弄诡计，有时候你还是应该这样。他研究了各类的棋牌战术，发现“虚张”的频率一到某个程度，胜数最大，打老实牌和“虚张”次数太多的胜数机会较少。另外他也发现，玩牌“虚张”的频率在某种标准可以赢钱，低于或高于某个标准，输钱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这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适当地“吹牛”，别人就会信以为真，如果他玩得过了火，人们就会识破，而且，一旦获得了“吹牛者”的名声，那么他就成了那个大叫“狼来了”的孩子，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虚张声势归根结底就是要藏好自己的底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获得利益。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还有一定实力，通过迷惑对手，使之出现破绽，一击致命；二是没有什么实力，只靠大张旗鼓换取对方让步（正如诸葛亮的“空城计”）。总之，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一切策略都是为此服务的。
还要注意：“虚张”也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比如出“虚张”本是想迷惑对手，结果却使同伴被误导。所以古人说：巧诈不如拙诚。
信息不对称的“空城计。”
如果让我们选出最好看的古典小说，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但故事精彩，人物鲜活，而且是一部记载着许多博弈案例的著作。
《三国演义》中到处都充斥着“计”，什么是“计”？也就是策略。用计，即用策略赢对方。不要忘了，“博弈论”还有一个译名就是“对策论”，也可以说是“计策论”。双方较量，不仅要自己选择恰当的计策，而且要算准对方用什么计策，这不就是博弈？
现在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著名的“空城计”：街亭失守，司马懿引大军杀来，当时孔明身边只有一班文官，二千五百军士。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杀来。孔明传令众将旌旗尽皆藏匿，打开城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而孔明羽扇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自马上远远望之，见诸葛亮神态自若，顿然心生疑忌，犹豫再三，难下决断。又接到远山中可能埋伏敌军的情报，于是急速退去。孔明见魏军退去，拊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
这一场不流血的交锋以处于劣势的诸葛亮的胜利告终。事后双方都解释了自己的选择。司马懿回答儿子司马昭“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的疑问时说：“亮平生谨慎，不曾有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而诸葛亮对官员们说：“我们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去，必为之所擒；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
当然，“空城计”就如博弈论中的游戏一样，未必会在现实中出现。但是作为一个博弈模型，这个故事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空城计”博弈中，司马懿兵多将广，几乎所有“好牌”都抓在手里，而诸葛亮的“好牌”只有一张，那就是“信息”。问题的关键在于：司马懿不知道自己和对方在不同行动策略下的支付（成本），而诸葛亮是知道的，他们对博弈结构的了解是不对称的。诸葛亮拥有比司马懿更多的信息，他知道自己兵力微薄，但是司马懿并不知道。而且，为了让司马懿无从了解、判断，诸葛亮还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打起了心理战。他的“空城计”是降低司马懿进攻的可能收益，使得司马懿认为，后退比进攻要好。
司马懿错了吗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博弈参与者不是使自己的支付或效用最大，而是使自己的“期望支付（或效用）”最大。比如让你在“有50%的可能获得100元”与在“有10%的可能获得200元”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你当然选前者，因为前者的“期望所得”为：50%×100元=50元，而后者为：10%×200元=20元。理性的人是选择前者的。
在“空城计”博弈中，诸葛视了解双方的局势，制造空城假象的目的就是让司马懿感到进攻有较大的失败的可能。用概率论的术语来说，诸葛亮的做法是加大司马懿对进攻失败的主观概率。此时，在司马懿看来，进攻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而退兵的期望效用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即：司马懿认为进攻的期望效用低于退兵的效用。诸葛亮唯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让司马懿退兵。
司马懿想，诸葛亮一生谨慎，不做险事，只有设定埋伏才可能如此镇定自若。此时，司马懿觉得“退”比“进攻”更合理，或者说期望效用更大，于是退去。
司马懿对局势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对诸葛亮的判断是基于以前的认识，这就是“归纳法”。
简单说来，归纳法就是通过个别了解一般。司马懿因为诸葛亮“生平谨慎”，就料定他“不肯弄险”。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归纳法很有效，我们的所有生活经验，其实都来自于“归纳法”，经验当然不可能代替知识，但是没有经验帮忙，我们是很难活得下去的。
司马懿错失了活捉诸葛亮的机会，固然是个遗憾，但并不是致命错误。作为优势一方，他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拖垮对方，而后来他也正是这么做的。相反，如果他真的在局面不明的情况下冒险，中了对方的埋伏，这才是真正的致命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兵不但不是错误，反而可能是司马懿的“优势策略”。
掌握信息，破解难局我们已经说过，“空城计”只是虚构的故事，不太可能在现实里发生。你可能会想：如果换了我，尽管可能没有司马懿那么聪明，可还是能够活捉诸葛亮。
我们可以设想，其实司马懿完全可以派出一个小分队搞“火力侦察”，探明虚实再作决断。这样即使诸葛亮真的设下了埋伏，他的损失也不大；如果没有埋伏，就可以进攻活捉诸葛亮。姑且把中计的概率看成1/2，在一个对等赌局中，所得大于所失，这个风险是值得尝试的。
美军攻陷巴格达就是采用了这一战术。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经溃不成军，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得已的“空城计”。美军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于是就连续派出坦克分队试探进攻，几次以后，发现对方确实无力抵抗，于是一举占领巴格达。
这就是一个逐渐掌握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的过程。
一个商人贴出告示，要招一个伙计。来了两个应征者，他们同样勤快，商人决定不了要哪一个，他希望店里的伙计要精明一些，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把两人叫到里面，取出五顶帽子，两顶红色的，三顶黑色的，他要求他们蒙上眼睛后，三个人各取了一顶帽子戴上，他告诉他们：摘下眼罩后，谁先说出自己帽子的颜色，他就留下谁。
眼罩摘下，这两个人发现商人戴着一顶红帽子，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抢先说：“我的帽子是黑的。”
商人很满意，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戴着一顶红的，如果我的也是红的，他一定知道自己是黑的，可他没有说，所以我知道，自己戴的也是黑色的。”
这也是一个在决策过程中掌握信息并作出判断的例子，颇有博弈色彩。对手的反应其实是帮了他的忙。如果对手很聪明，就可能采取以下战术：根本不看对方，这么做似乎吃亏，其实正好相反。因为如果自己戴的是红帽子，无论知不知道对方帽子的颜色，他都会输（因为他总要开动脑筋思考，而对方可以马上作出判断）；可是对方如果不能作出判断，那他就可以判断出自己戴的是黑帽子。
还有许多情况是，我们根本不能从他人或外界得到有用的信息，那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BF实验（所谓BF就是Bee和F1y，即蜜蜂和苍蝇）：把几只蜜蜂和几只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向窗户，结果会怎样呢？你会看到，蜜蜂会不停地在瓶子底部寻找出口，直到累死为止，而苍蝇却在不到两分钟内全部逃出。蜜蜂为什么会死亡呢？因为蜜蜂喜欢光亮而且有智力，于是它们坚定地认为，出口一定是在光线最亮的地方，于是它们不停地重复这一合乎逻辑的行动。而苍蝇呢？它们对于事物的逻辑并不在意，而是到处乱飞，探索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于是它们成功了。
这件事说明，实验、冒险、即兴发挥、迂回前进、混乱、随机应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应付变化。人的理性和逻辑性容易使人在经济活动中陷入一个固定的认知模式中，经济活动要从已有的认知模式中跳出来，必须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即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
即使这些方法都不奏效，你至少还可以权衡利弊，作出合乎理性的决策——你仍有可能犯错，但不至于错得一塌糊涂。就如司马懿在“空城计”中的选择那样，放走了诸葛亮固然遗憾，但是总比自己做了俘虏要好。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个乞丐向你乞讨，你愿意帮助别人，但你不知道他是真的需要帮助还是骗子，该如何决定呢？如果你喜欢与人为善，你可能就愿意冒一点上当的风险（毕竟钱不多）。这不等于你愚蠢，而是你认为，帮助一个困境中的人比回绝一个骗子更重要。
破解“柠檬市场。”
中国有“买的不如卖的精”的古训，足见中国人老早就洞悉了信息经济学的天机。只是由于中国人历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对市场经济学研究并无兴趣，所以“信息不对称”的“柠檬市场”原理，也就只能留给外国人去发现了。
到市场买东西，对很多人来说是件叫人头痛的事。尽管你知道商贩的要价是虚高的，但是却对虚高的程度并不知情，所以在交易时很容易吃亏。当然，也有喜欢“杀价”的勇士，但是“买的不如卖的精”，你心理素质再好，谈判技巧再高，也很难玩过掌握了真实信息（商品的进货价）的商贩。
“杀价”高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出最低的价格，然后一点一点往上涨，直到接近商贩能接受的底线。但是这种方法近乎“摸着石头过河”，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还要冒谈判破裂的风险。理论上最好的方法是“货比三家”，通过几次这样的较量掌握大致准确的信息，但是这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换言之，也就是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效率，而且假如你想要的商品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种方法也就用不上了。
我们可以说这种市场是“缺乏诚信”的，用经济学术语就是“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似乎是偏向商贩的，从短期效益说也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从长期效益看，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双方都受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在美国被称为“柠檬市场”（在美国的俚语中，“柠檬”是“次品”或“不中用产品”的意思）。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正是从对旧车市场的分析中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的。
阿克洛夫发现：由于买主卖主对于所要交易的“旧车”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买主怕上当，通常不愿出高价，这样持有好车的卖主因为得不到满意的价钱，只好选择退出，市场上剩下的将都是坏车，买主则越来越不愿光顾，旧车市场最终将萎缩乃至消失。
阿克洛夫的这一发现，尤其是他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后来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大家又相继发现了许多个“柠檬市场”。比如，经济学家斯宾斯发现人才市场其实也是个“柠檬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愿意开出的是较低的工资，除了平庸的“柠檬”之外根本不能满足精英人才的需要，结果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斯蒂格利茨发现信贷市场也是个“柠檬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只好确定一个较高的利率，结果好的本分的企业退避三舍，而坏的压根儿就不想还贷的企业却蜂拥而至。
经济学家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挖出一批“柠檬市场”并一一解剖是一大贡献。显然，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懂得，如果一个市场缺乏必要的信息透明度和可信性，必然会损害这个市场的效率。在了解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设计出各种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保障市场有效运转的机制。
现代企业的招投标制度就是一个鼓励企业“说实话”的制度。投标者当然希望以最优惠的条件拿到合同，为此他们愿意“撒谎”，但是他又要避免自己的价格水分太大，而让别的竞争者胜出，所以也就只能尽可能开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价钱。
“信用印章”
尽管我们可能在交易或博弈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但是如果只能这样“吃一堑，长一智”，那么交易的风险成本就太高了。一个缺乏互信的社会，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困难重重的。那么，能否通过某种制度安排，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呢？
现在，“诚信”已经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词，大家公认，信任的缺乏已经成了一个困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信任”与“被信任”很难呢？在此我们不必谈什么“人心不古”的老话，关键问题不是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制度的制定。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一些混乱难以避免。问题是如何尽快建立一套信用机制，规范人们的各种商业行为。
近代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韦伯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在他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访问期间，恰巧遇到一位男子正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告诉韦伯，这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洗礼，是因为出于商业动机，他想在这个社区开银行。一旦接受了洗礼，他就会得到整个社区所有人的信任，而不论这些人是否真是基督徒。
韦伯进一步发现，想成为一个本地基督教会的成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考察，要接受极为严密和细致的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调查。因此，加入教会就会成为他道德水准的一个绝对保证。也就是说，一旦被洗礼了，此人的道德品质特别是与经商有关的品质，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此人即使转移到其他地方，只要有教会的证明，就拥有了自身诚信的证明，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相信你。
韦伯认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加入一个社会团体就等于获得了一个社会印章。这枚印章是制度化的“印信”，它是以利益、合作、信用为基础的。应该说，一个人取得这枚印章是要付出足够努力的，而一旦有了这枚印章，便可以获得很多相关的利益。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套有效的信用机制可以大大降低人们的商业风险和成本，对社会、个人都大有好处。
信息就是权力不但在商业领域如此，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都起着重要作用。
知情权是人们重要的社会权利之一，即人民发布和接受信息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当然要在法律的规范内）。为什么知情权如此重要呢？就是因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在掌握信息之后，通过理性选择，作出正确决定。这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好处。
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的确如此，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信息就是权力。在专制时代，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垄断信息。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你要引导人民该怎么做，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该这么做。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人们越是得不到应有的信息权，就越丧失判断真伪的能力，于是多疑和轻信成了一对“孪生兄弟”。在这个人们已经享有前所未有的信息权利的今天，我们又太轻易地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权利。我们一股脑儿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片面信息，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取决于电视上怎么说，至于它说得对不对，有什么根据，我们并不知道，或不感兴趣。
勒庞《乌合之众》中说，结论越是专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因为公众不善推理，却很易受感染。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他的观察，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他将这类方法概括为“断言法（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它就越有威力）、重复法（断言得到了有效重复，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正如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和传染法（各种意见、感情和信念，在群体中都具有病菌一样的传染力）”。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历史学家勒絮尔说：“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作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对各种信息，我们需要选择：“拿来”还是“接受”？不同在于，“拿来”的才是你的，而“接受”的不是。即使是好东西，也不会为你所有。信邪教的官员、学者、大学生，他们的知识、信仰为什么不能保护他？就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也习惯了被塞，既然你能塞给他知识，别人也能塞给他邪说。
皇帝的新装与信息博弈我们都熟悉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皇帝，每隔一小时他就要换一套新衣服。
一天，有两个骗子来到城里，他们到处散布消息说，他们能织出任何人也没有见过的最美丽的魔布。这种布只有聪明人才能看得到。
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给了他们许多金子，让他们开始织布。
骗子们架设好织布机，整天煞有介事地忙碌着。皇帝焦急地想看看这种布是怎么织出来的，但是他有又点儿担心。于是皇帝派他年老忠诚的宰相去看看工作的进度，然而老宰相惊呆了：“天啊，我什么也看不见！难道我是愚蠢的人？我不胜任自己现有的权位？多么可怕啊！这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他装作看见的样子，称赞布是多么多么的漂亮。骗子向他描述衣服的色彩和图样，他点头称是。回去后，他将骗子的话汇报给皇帝。
皇帝决定亲自去看一看，可是他也没能看到这种新布——当然，其他人也都没看到，但是每个人都在想，别人都看到了，我可不能说“没看见”。于是大家都高兴地大声赞美这种新布的美丽。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当然也不敢表露他的“愚蠢”，为了表示他对新衣的满意，他还要搞一次盛装游行。
隆重的游行大典开始了，皇帝走在最前面，骄傲地昂着头。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件奇异的新衣。大家都知道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见到新衣，而愚蠢的人是看不到的。他们都看着没穿衣服的皇帝，然而他们不敢承认，怕别人知道自己是愚蠢的人，他们不说自己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于是每个人都在交口称赞新衣的华美。
在这个童话中，骗子正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耍弄了这个国家的人们。只有骗子知道，“皇帝的新衣”其实并不存在，而“看不见新衣的人是愚蠢的”只是谎言。而众人却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看不见衣服”这个信息，却并不知道其他人也看不见这个信息，同时他们还接受了“看不见新衣的人是愚蠢的”这个虚假信息。因此，每个人尽量不让其他人发现自己没看见皇帝的新装。
此时，每个人，包括皇帝都在说着假话，坚持说自己看见了新衣服。这就是一个均衡，一个大家都“说谎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个人都倾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意见，所以尽管“皇帝什么都没有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无法成为公共信息，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为了避免惩罚（“我是愚蠢的”），所以谁也不说。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沉默的螺旋”理论来解释。所谓“沉默的螺旋”的基本思想是：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总要先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时，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者“劣势”意见时，通常会由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者附和。而另一方面，经过大众媒介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所认知。在“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民意”产生了。
然而，小孩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童言无忌，却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意见，所以每个人都乐于传播这句话，因为这样做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不必担心为此付出代价。当小孩的话传到所有人耳朵里时，“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便成了公共信息。于是，原来的均衡打破了。
尽管《皇帝的新装》只是一个童话，但是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也经常像童话中的人们一样，盲目轻信、不懂装懂、口是心非，并因此遭人耍弄。我们都需要听到那一声“皇帝什么也没穿”的提醒。
所以获得信息并正确利用信息，是作出合理决策的保证之一。作为个人，要学会思考；作为社会，要鼓励（至少是允许）人们思考。这样才是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