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的诸多儿子频繁地活动于政治舞台上，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公子阶层。春秋末年吴国的公子季札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南方的吴国原先是蛮荒之地，没有开发、没有文化，连衣冠礼仪也跟中原不同，所以很为中原的诸侯所看不起。后来晋、楚争雄，各自扶持了南方的吴、越两国，才使得这两个国家迅速地发达起来。后来居上，这两个南蛮国家居然先后做了诸侯的霸主。
历代史书都称季札是位贤人。季札封于延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所以，又叫他“延陵季子”。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派季札出访中原各国，以加强与中原的联系。这一趟访问显示了季札超凡的政治敏感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在齐国，短短几天他就看到了齐国的政局不稳，劝告晏子交出采邑，辞去政务，以免卷入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晏子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在后来发生的栾施、高强作乱中，得免于难。到了郑国，他与郑国的大臣子产一见如故，他又对子产建议说：“郑国将有变乱，今后国政将由你主持。你一定要以礼治国，否则郑国就完了。”到了卫国，他认为卫国的大夫们都很正直，所以卫国近期没有祸患。接着访问晋国，他看到晋国的政权都集中在赵、韩、魏三家，在离开时他对晋国的大臣叔向说：“晋国大夫们很富有，政权将落入赵、韩、魏三家，晋国将不复存在。你为人耿直，必须及早考虑在政局变动时保全自己的办法。”后来的事实证明，季札的预言都一一成真。晏婴、子产、叔向等人也都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但在年纪轻轻的吴公子季札面前，却不得不虚心请教，这为季札带来了极大的声名。
为季札带来名声的还有他出使途中的一桩花絮新闻：他出使鲁国去观周礼，路过徐国，受到了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徐君十分喜欢季札身上的那柄佩剑，要来看过又看爱不释手，但又不便开口索要。季札心里知道，但想到自己要出使上国，不能没有佩剑，所以就没有主动将剑献给徐君。等季札出使回返，再次路过徐国，徐君已经死了。季札到他的墓前大哭一场，解下自己的佩剑系在徐君坟墓前的树上，然后离去。随从不解地问他：“徐君已经死了，你这柄佩剑还送给谁去？”季札回答：“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我在心里已经默许要将剑送给徐君，现在怎么可以因为他死了而违背我的心愿呢？”
这则故事一直以来是被当做守信的典范传诵的，据说在泗州徐城县西南一里处至今还保存着季子挂剑的遗迹。我心性乖顽，偏生要为难古人，发问道：挂剑的遗址至今保存，然而那柄剑呢？徐君显然是不可能从坟墓中出来接受季札的馈赠了，不但无法接受，而且也无法在坟墓中看管住这柄剑。所以，这柄剑最后肯定是便宜了某个不相干的人士。季札以此得了名，徐君却无法得到似实惠。
作为一位被当世称道的贤人，季札太好名了。他放弃自己心爱的宝剑是为了名，后来，放弃吴国的王位更是为了名。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依次为诸樊、余祭、余味和季札。寿梦一开始就想立季札为太子，但季札坚决推辞，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长幼之序、不符合礼仪。寿梦只得立了长子诸樊。这吴国的储君兄弟倒不像别的国家公子们那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还是很有先祖之风的。据说吴国的始祖吴太伯是周朝先祖太王的长子，他有个兄弟叫季礼，就是后来周文王的父亲。吴太伯就是一个非常礼让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兄弟和侄儿都比自己有才能，所以决定让出储位，偷偷地跑到荆蛮之地的吴，去过文身断发的生活。吴太伯的后代们果然也很有先祖之风：诸樊即位后，也几次三番想让位给季札，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后来诸樊死了，便将王位传给弟弟余祭，想这样兄终弟继下去最终传到季札之手。尽管史书上没有明确的交待，季札的几个哥哥却似乎都想尽法子使自己早点死掉，以便让季札早点即位，所以很快三个哥哥都死光了。这下轮到季札名正言顺地即位了，然而他却偏不这样。他一定是受祖先逊让的影响太深了，同时，盛名及其对盛名的挚爱也成了他肩头的巨大包袱，他没有去继承王位，而是背着这个“包袱”自己跑掉，到野地里种田去了。
其实，季札这么做是在意料之内的。你看他劝晏婴、劝叔向，都是消极应对的策略，而没有积极的担当。他确实有超凡的政治敏感，也许还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却缺少一种敢作敢为的政治担当。所以他的才能并不能经世济众，而只能孤芳白赏。季札的性格也使得他满足于对声名的孤芳自赏。所以对吴国来说，有没有这么一位贤公子其实意义不大。
季札这一跑不打紧，他的侄儿们，也即诸樊、余祭、余味的儿子们却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继承王位。于是余味的儿子王僚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从老爸那里接过了王位，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也即后来的吴王阖闾）跳起来了：“我的父亲先立，我是长子长孙，我们的小伯伯季札不接受王位，这王位应该仍旧还给我们家！”兄弟相传的弊端便暴露出来了。最后，公子光请著名的刺客专诸用鱼肠剑刺死了堂兄弟王僚，吴国也因此经历了一阵内乱。内乱过后，阖闾终于坐稳了王位，却又导致了后来的吴越争霸。苦只苦了吴国的老百姓。
季札为了礼让的虚名，而放弃了他应该对吴国的父老所负的实实在在的责任，这样的人难道就可以称为贤人吗？儒家是讲入世的，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家的一贯思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像季札这样不愿意“兼济天下”的怯懦者，又怎么会被儒家视为“贤人”？我相信，如果让孔夫子亲自来评价的话，就不会给季札打这么高的分。
季札的让位与他先前的让剑一样，都失之于矫情。放弃一柄宝剑的代价只不过是一柄宝剑，而放弃一种责任的代价则是吴国百姓的失望与痛苦。季子不堪称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