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锦
20世纪30年代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简称阿拉善旗）历史上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旧中国，国内四分五裂，民族灾难极为深重，达理札雅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继位执旗政的。本文重点记述从达理札雅继位起，他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亲善招来日本特务机关及宁夏省马鸿逵用武力突袭定远营的历史事件。为了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当时阿拉善旗的政治环境说起。
我家世属“老四爷”（达理札雅的祖父辈）的哈拉雅图（属民），居住沙尔布拉都巴格（紫泥湖，今锡林高勒），自我曾祖玛呢巴德尔起在老四爷府内当差，在定远营（今巴彦浩特）赐给土地房屋开始定居。老四爷府在定远营西花园（今园艺场，最早的王府在此，在马化龙事件中被烧毁），宫殿式建筑与老府不相上下。四爷的御花园（以前叫“四合园”也在今园艺场内），内有花亭数处，林木茂盛，中凿一池名曰“如意塘”。贺兰山泉水自府外流入四合园直至府内。四爷府及其花园水池与城内王府、寺庙遥遥相对，各族民舍错落其间，成一整体。三股泉水自东向西流经市区，在市区内架设三座桥。自城门以至南梁贯穿南北得一条大街，与三道河沟构成“王”字型，城墙及城内有一山组成“皇”字形，据说这是阿拉善旗的风水所在。所有布局紧凑，风景秀丽，故定远营素有“小北京”之称。
我的祖父那拉玛、伯父吉布呼冷、父亲乌最司格冷（汉名魏崇德）都相继在老四爷府内当差。我幼时在任老先生的私塾中念了四书五经，后来有了新式学校又入校念书。在我14岁时，达理札雅回旗袭爵，从那时我就在王府内当小戈什哈（侍从），陪伴达理札雅的格格玩耍，并干一些家庭零星小事。后来到外地读书，回旗后在旗政府任职，一直追随达理札雅，为阿拉善旗效劳。对于达理札雅的家室生活和政治经历及生平遭遇都知其底细。本文内容为亲历目睹，乃就记忆所及把当时所见所闻详尽记述。
一、达理札雅继位
阿拉善和硕特旗辖属于清朝中央理藩院，到了民国以后，阿拉善旗又直属于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旗王塔旺布里甲拉一直住在北平“罗王府”（罗王是第三代旗王，阿拉善旗贵族都姓罗始于此）。旗政由历任协理主持，这是清政府遗留的制度（旗王驻京，生活供奉由本旗负担，协理在旗总揽军政事务），民国时期相沿未变。1931年塔王的次子达都拉旺希格也因骑摩托车肇事身亡，儿媳（次子之妻）为天表节自杀。不久塔王也在北平病逝。王位应由塔王的长子达理札雅承袭。塔王逝世不久国民党民政府即下文准达理札雅袭王位。按惯例袭爵大典必须回旗举行，同时塔王及二爷夫妇的灵柩也必须运回本旗祖陵内安葬。袭爵大典因服孝期间不能举行，俟3年孝满在旗内庆贺，因此，只能在北平府内举行了小型简单仪式。1932年，“太福晋”（达母）主领达理札雅及全家人等由北京起灵回旗。事先，阿拉善旗政府重新整修了定远营城内王府，又派协理罗巴音都龙率领数十名戈什哈前往北平迎接，北平至包头一段是乘专列火车，包头至定远营则动员全旗组织了庞大的骆驼队和骆驼轿、马轿，分别驮运灵柩和达理札雅全家老幼及男女侍从人员。抵定远营后，尚不能先回王府，而是住在定远营十里之遥的扎哈乌素，待选择“黄道吉日”先行安葬死者，按旧例一切应有仪式处理完毕，方得回府安居，然后再择吉日举行袭爵庆贺。
为了迎接老王灵柩及新王归来，在扎哈乌素下了七八顶蒙古包、20多顶帐篷。前来给塔天及次子夫妇送葬和欢迎新王达理札雅的蒙、汉、回各族人士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盛况可与那达慕大会相比。安葬那天灵柩用64人抬的大杠由扎哈乌素一直抬到老陵园。棺木外面有棺罩，围子是黄缎子绣有龙凤。抬杠者是青年壮工，沿途不能歇缓，纸人，纸马、牛、羊、车、驼及各种纸幡应有尽有，仪仗和差役人数以百计，均身披重孝，浩浩荡荡拥护前进，自日出至日落整整一天葬礼才结束了。太福晋率达理札雅全家老幼始回城内王府安居，至于当日及此后若干天内召请大批喇嘛、和尚诵经超度亡灵更乃礼仪之须，不消细说。
老王已经安葬，小王必须迅速登基安抚人心。王府大门内是一幢5间大庭，匾额上是“迎恩堂”3个大金字，这是清代王爷迎接皇帝圣旨的地方，“迎恩”即迎接皇恩浩荡的意思。迎恩堂东侧是“回事处”，西侧是“典仪处”，平时每逢农历年节或其他大典，王爷和福晋要在堂内升座接受臣民的大礼参拜。但是应该指明，达理札雅回旗已是民国21年（1932年），而清代皇封的王爵仍得世袭。袭爵大典依旧沿用清代的礼仪，似乎不合“民国”体制，然而无人提出异议。南京民国政府居然默认这一事实。这次大典虽因服孝期间不能举行全旗性的隆重庆贺，所用的仪仗依然有伞、棍、旗、牌、金、瓜、斧、铖节、扇等。达理札雅头戴紫宝石顶帽、三眼花翎，身穿马蹄袖绣金蟒袍，足蹬朝靴；福晋则着阿拉善旗蒙古族服装，身穿长袍坎肩，头戴两颗珊瑚珠，两条辫子用缎子辫套套着通过坎肩垂挂在胸两侧，珊瑚珠前面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镶嵌着的帽结子，足登薄底优质皮靴，夫妇双双先到大佛堂（即王府的上屋）向列祖列宗行礼，然后至“迎恩堂”登上宝座，接受群臣的“三跪九叩”拜贺，全部仪式过程庄严肃穆，气势非凡。
达理札雅袭爵后，于第二年（1933年）全家又回了北平，旗政由老协理罗巴音都楞、副协理罗恩凯巴图、老管旗章京和尚满吉、副章京图布吉日嘎拉、齐吉兰太、那笋达来主持。1934年，达理札雅第二次回旗亲政，将老协理章京准长假请退，起用了年轻的罗恩凯巴图为协理兼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兼任保安总队参谋长，陈爱尔德呢巴图为管旗章京，段巴特尔为副章京。此数人均为达理札雅袭爵后期用的重要辅弼，是忠于王室的忠贞不贰之臣。
早在1928年老王塔旺布里甲拉在世时，阿拉善旗发生了著名的“小三爷”事件。贵族（台吉）小三爷德毅忱勾通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为西北军将领），以“革命”和“民主”为号召，在阿拉善旗领导武装暴动，推翻了王权统治，占领定远营。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建立了新政权。阿拉善旗保王派军民则包围定远营，坚决要复辟王室，门致中第一次派军一个营（营长姓彭）支援小三爷，被阿拉善旗南部保王军指挥官毛巴特尔、范布尔古德、罗恩凯巴图率领蒙古兵击溃歼灭。第二次门致中又派苏雨生旅由贺兰山镇木关进入定远营，始解除了保王军的包围，稳住了小三爷的政权。罗恩凯巴图鉴于保王军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即前往北平向塔王报告（当时塔王在北平遥控局势），塔王亲自率次子达都拉旺希格、罗恩凯巴图、马宾等一同前往东北，向东北军张作霖求援（塔与张素有交往）。张作霖支援了三八式步枪500支、重机枪两挺，交罗恩凯巴图即运回阿拉善旗武装保王军，终于击溃苏雨生旅，推翻了小三爷政权，恢复了王权统治，罗恩凯巴图为王室立大功，罗祖上七代均任协理，在阿拉善旗贵族中（台吉）与王室较系近支，此次又保王有功，故达理札雅袭王后，首先委任罗恩凯巴图为副协理兼保安队队长，不久即晋升为正协理。
1926年，冯玉祥由外蒙古回到五原，率部途经宁夏前往河南，为便利军需运输，在阿拉善旗磴口巴格设立兵站（后来交宁夏改为县治）并向阿拉善旗派骆驼7000峰，委任军官姚连榜率军（约1个营），坐镇定远营监督旗政府积极催办。在小三爷事变中姚连榜奉命武装支持小三爷。贵族罗那木吉勒（罗巴图孟柯之父）、罗大喜道尔吉均系旗府的协理，都是当时维护旧政权的主要人物。在一次赴姚连榜的宴会后，罗达喜道尔吉回家即死亡，罗那木吉勒不久亦死去。后来捕获的暴动方面第二旅旅长罗敖有供称罗确系姚连榜下毒害死。后小三爷失败逃亡北平被塔王发现，派罗巴图孟柯追捕，一直追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缉拿归案。因罗巴图孟柯父子两代都对王室忠诚并立过功，其祖辈亦担任协理。故达理札雅委任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兼任保安总队参谋长。陈爱尔德呢巴图之父陈莽哈赖原系旗政府管旗章京，是旧政权的忠实保卫者，在事变中被杀害，陈本人在事变中对王室有功，达理札雅即以陈爱尔德呢巴图继父职任管旗章京，协理和管旗章京乃王爷之下掌管军政大事的最高职，达理札雅以3位年轻忠贞有功之臣作为自己的辅弼，改变了阿拉善旗经济落后、政府瘫痪的局面，王权得以巩固，民生得以乐业。
1934年，达理札雅福晋金允诚及格格们又由北平返旗，太福晋（达母）和三爷（达之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则仍留北平王府居住。这时小三爷事件造成了混乱局面已被廓清，旗政府主要人物均已替换，上层班子更为年轻，全旗形势安定，达理札雅过着尊荣闲适的贵族生活。王府内的戈什哈都经过挑选，多数为精壮驯服的年轻人，总共有六七十人之多，侍女、保姆之类有20人左右。当时达理札雅有4个格格，长者只有十一二岁，因府内全为成年人，缺少童年人陪伴，颇感枯寂，因而将老戈什哈的子女挑选七八人进府当小戈什哈，计男的有张宏达、张元忄尉、王励德、魏文锦、徐明珍等；女的有徐玉珍、杨风英，喜儿、魏玉霞等，都为十四五岁的少年。当时能经常出入王府、在王爷福晋跟前当差被视为是件非同小可十分光荣的事，也是王爷的恩赐，照例由我们的父辈带领向王爷福晋叩头谢恩。我们的任务是成天陪伴格格们在府内游戏玩耍，中午在府内吃饭，王爷福晋一家人吃完后我们就和值班的戈什哈老嬷嬷她们一起吃。有时王爷福晋有些零星小事也指使我们小戈什哈去干，但不经常，因为许多大戈什哈在随时听候差使，用不着我们这些小的戈什哈。
达理札雅喜爱狼狗，由北平带回一条母狼狗，起名“宁格尔”，来旗后又生下两条小狼狗，起名“古力”和“嘎力”。狼狗性格喜动，活泼、顽皮，不是这里啃就是那里咬。那时府内听差的戈什哈逢年过节都带顶帽，穿袍褂鞋子，夜间戈什哈值班在王府住宿，睡觉时脱下的衣服往往于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飞，原来狼狗给叼走了。有时狼狗叼住帽带一甩，把顶帽扣到头上满屋乱跑。戈什哈找不到帽子恐王爷喊叫急得团团转，可是王爷福晋和格格们见了反而开心大笑。有时狼狗把鞋叼走寻不到，还得回家另找鞋穿。我们小戈什哈每天要为狼狗洗澡，有时还要牵到大街上遛一趟。狼狗洗澡时，有时王爷来了，狗为表示对主人亲热，就跳跃着向王爷身上乱扒，泥水溅满衣襟，达王也不在意，回屋换一件衣服完事。
王府山东院养的一二百只鸽子，都是从北平运来的，有红的、白的、黑的，花色品种很多。专门有个姓焦的喂养，每天早晨要放在天空中飞翔，带有哨子，发出悦耳的哨音，王爷福晋每天都要来东院看鸽子作为消遣。因为王爷福晋身份高贵，不能随意出门上街，处理旗政也是协理、章京亲到王府请示，大事由王爷裁决，小事则由旗政府各主事人员自行处理，由协理总揽其成。那时政简事少，须由王爷亲自裁处的事情不多，达理札雅除偶尔会客外，无事可做，就只有玩狗、看鸽子、骑马打枪作为日常消遣。
达王最爱马，也善于骑马。王府内养有二三十匹骏马，王府东面有上下两个马厩，设有“达木勒”数人专门负责养马。张倚就是达王的养马专职“达木勒”，还由一名从北京带来的养马、驯马的马倌（技师）叫文松波，专门为达王调理走马。达王每星期日要去郊外骑走马奔跑几十里已成惯例，不论冬夏，五六点钟起床，吃完早点，带上戈什哈，骑上他那二三十匹走马，前呼后拥出城而去。随从人员都带有长短枪支、望远镜，照相机等。贺兰山麓或沙漠边缘丛生灌木中常有野兔、野鸡、黄羊等野生动物，骑马打猎就更为有趣，往往是满载而归。每次骑马均在上午10时左右回府。
达王很爱玩枪，什么双筒鸟枪、单筒鸟枪、各种步枪如日本的三八式、苏联的水连珠、德国的套筒应有尽有，特别是手枪更为讲究，各式枪支共几十种。新的多了，旧的就卖给他的随从人员。后来国民党高级官员会见他都要送他一把手枪，如蒋介石、戴笠、朱绍良、张学良都曾送过他漂亮的手枪。
达王还擅长照相，他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机，型号有六寸照相机，有120的、有135的，牌号有当时德国最高级的来卡、彩色康太克司等。此外达王还喜欢钟表，有各种怀表、手表数十块，经常取出来独自欣赏。他有个特殊性格，凡是心爱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使用，珍藏起来，只供自己观赏或供客人看稀罕，以示阔气，沾沾自喜。
达王的穿着也是很讲究的，满清的顶戴袍褂整套齐全，民国的军装马靴、长袍、马褂，以至西装革履无不具备，而且都是优质美观，经过认真选择十分考究的上品。
吃的方面设有大厨房，专由北平带来邢雨亭、高松亭两名高级厨师，阿拉善旗当地厨师则有薛五七等4人，每日三餐，按规定每餐16个菜，主食有大米饭、花卷、面条、大米稀饭，煳米米粥（把米炒黄易消化）等。这些饭菜吃否不一定，但每餐必备。另有小灶专做达王喜欢的可口饭菜，主持人是王妈（张根敦之妻），大家都称她王大大（北京人称伯母为大大）。张宏达的父亲张九爷（张根敦又称张九爷）是达王幼年时的侍从（戈什哈），达王当面称他为“老戈”，以示亲昵尊敬之意。
达王本人文化程度不是太高，但颇有教养，讲究排场礼仪，善于交际应酬，谈吐文雅，态度稳重大方，自幼在北平长大，见识到大都会的生活，接触的达官贵人，崇尚外国新式用品。回旗袭王位后深感蒙旗没有学校，文化落后，乃蒙古民族衰弱之根源，要复兴民族必须首先兴办教育，因而于1934年秋在定远营成立了第一所小学校。开始学生只有10余人，是王府和旗政府职员的子弟，由旗政府抽调一名台吉（贵族）道尔吉僧格任教师。因他识汉字不多，暂时只教蒙文。没有课本，只得教念蒙文佛经——阿拉善桑（佛经名称），阿葛旺丹达系的《贺林其木格》以及一些蒙文名著。但不久即建成完全小学校读汉文，派阿拉善旗的“北公爷”塔旺策林任校长，前旗府秘书长于来堂之子于培根任教导主任，胡湘洲、叶庄之、王枕华任教员，学生也增加到六七十个人。1937年还成立了女子小学校，由达王的福晋金允诚任校长，教员由金慕然、杨秀梅、金风臣、王志英、聂正举等，学生约有20名，包括达王的女儿，旗府官员的女儿，也有少数仕绅的女儿。学生的课本是由北平买来的。为了方便，由北平聘来印刷工人田子扬在定远营开设一所石印局，为学校印刷练习本、描红方格、蒙文课本等（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汉文课本译成蒙文），同时也解决了旗政府公文文件的印刷问题。小学开办后只有五年级，学生有魏文锦、张宏达、王福宝、吴登弟、刘卓元等5人（因这5人都读过私塾），这5人是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新式完全小学的第一期毕业生。
达理札雅回旗袭职后，除政治方面起用两位年轻章京，励精图治百废复兴外，军事方面成立“区防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四大处，达自任司令，把原来的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下设8个大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改换了服装。又从外地聘请了年轻军事人员陈匡、李子源、叶庄之为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自此达理札雅在阿拉善旗长期定居，逐渐建立威信，王位巩固；境内安谧，民生乐业、盗贼不兴。
二、德王的“蒙古自治运动”对阿拉善旗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国内敌对势力错综复杂，军阀政客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社会动荡民生凋敞，国民大众惶惶不可终日。地处西北边陲的阿拉善旗也并非“世外桃源”，刚始袭爵的达理札雅自己也不可能永远安于悠闲舒适的贵族生活，满清皇朝早被推翻，民国政局混乱不定，他既没有可资依赖的政治靠山，也很少与外部联系足为援助。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之父马福祥与达理札雅之父塔旺布里甲拉早年在北平时曾为“换帖弟兄”，故达理札雅与马鸿逵青年相识亦为“兄弟”，但马鸿逵自任宁夏省主席以后，以阿拉善旗地处宁夏省辖境内，区域辽阔物产丰富，即有吞并之野心。达理札雅自回旗主政之初也有所觉察，故两人虽系“世谊”却是貌合神离，互不相让。此后省旗龃龉时有发生，矛盾日趋尖锐。马无时不思有意制服达，达亦时刻在防范马，颇思取得外援以抗马。但年轻的达理札雅只在北平时曾结识东北的张学良，且仅系青年公子吃喝玩乐的知友，却非政治上亲密合作的伙伴。虽然“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驻防陕西期间，1935年农历十月一日，张学良由北平乘飞机去西安，特经定远营上空飞过，飞得很低，给达理扎雅扔下一信，也只是旧情往来，尚无具体政治联系。此外达理札雅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素无接触，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对达亦并不了解，因而当年初出茅庐的达理札雅，政治上尚茫然无所适从，缺乏外交，孤立寡助。恰在此时，察哈尔西苏尼特旗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于1932年开始奔走“蒙古自治运动”1931年于达理札雅拉上关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盟相继沦陷，许多蒙旗上层分子和部分青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支持和指挥下，在东部蒙古地区发起所谓“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的运动。此时身为东西苏尼特旗札萨克的德王看到日本的“满蒙政策”是要并吞全蒙，占领东蒙以后必仍继续西侵，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的态度，自然也就无力顾及边远蒙旗的安全。乘此大好时机，如能联合各盟旗封建王公及其上层分子结成一个有组织的蒙旗力量，则以巩固蒙旗对抗日本侵略保卫边疆为理由，与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而达到自己统一蒙古，建立“蒙古王国”的目的。于是在日本势力深入内蒙古，东北蒙旗反动王公在日本扶持下高喊“自治”，国民党政府畏于日本的势力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德王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争取自治运动的领导权，于1932年前往北平组织了一个包括10名盟旗代表的“蒙古王公代表团”，并推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达尔罕郡王郭尔卓尔扎布为团长，于是年冬前往南京“请愿”，要求蒙古自治，德王本人则不参加代表团，作为幕后操纵指挥划策者。随后具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德王在南京晋见了蒋介石表示了个人的“忠诚”，虽然当时未得到成功，但自此德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为国民党政府所重视，打下了政治基础。德王即此而奔走呼号，以复兴民族实行自治的神圣目标，得到许多蒙旗王公及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国民党政府鉴于德王却有号召能力，为蒙古民族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恐被日本帝国主义拉拢利用，终于接受德王的要求，准许蒙古实行“地方自治”，成立“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各盟旗王公（东北日本占领区蒙旗除外）均当为委员，由中央政府拨发自治经费，独立行使“自治权”，并于1934年4月23日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举行“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委员们宣誓就职，国民党政府特派大员亲临“监誓”，各个地方政府亦派代表前往观礼。这就是所谓20世纪30年代蒙古历史上一次“大团结”，也是蒙古历史上又一次实行“民族自治”，气象庄严，盛况空前。
蒙政会的成立也邀请了阿拉善旗的达理札雅，达理札雅末亲自前往参加，派出旗政府参领陈那笋巴图（陈玉峰）和陶密希格2人代表阿拉善旗参加了典礼，自此以后阿拉善旗平静安谧的水面上击起了涟漪，达理札雅悠闲舒适的贵族生活也就结束了。后来的德王派王枕华携带无线电台前来定远营驻旗联络，以致日本特务“光临”阿拉善旗，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五师和马鸿宾八十一军张海禄团先后驻防阿拉善旗，马鸿逵派军突袭定远营，达理札雅被扣银川转送兰州变向软禁，宁夏省在定远营设立办事处及军警联合稽查处，最后1949年德王来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等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使全旗各族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从而开始了阿拉善旗历史的动乱时代。
三、德王派王枕华携带无线电台来阿拉善旗进行联络
达理札雅自1934年回旗定居亲政以后，虽然环境平静，生活闲适，而政治上尚无外部联系，无所归宿，茫然无所适从，急需开展“外交”活动，以寻求靠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德王蒙政会的成立，达理札雅派代表参加祝贺，则是他执政以来第一次的“外交”尝试，居然十分成功，德王对达理札雅的慨然合作十分重视。阿拉善旗为亲王旗，疆域辽阔，并且地处内蒙古西端，为国防要地，能得到阿拉善旗的拥护合作，德王的声威就更加壮大，也可以得到内蒙古掌握在他手下的印象。后来德王之所以成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双方争夺的对象。而达理札雅与德王拉上关系成为全蒙古合作自治的一员，则可依为靠山，政治上有了出路，自是心安理得顺理成章之举，故德王与达理札雅之间虽系初次“合作”，却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彼此有利，因此一拍即合。
不过阿拉善旗与百灵庙相距遥远，交通阻塞，人员往来不便，为了互通信息加强联络，德王决定给阿拉善旗无线电台一部，任王枕华（热河蒙古族人）为台长，徐增坤（现名徐厚田）为报务主任，胡辟、杨秀春为练习生，派往阿拉善旗长驻定远营，而且要求阿拉善旗派员前往百灵庙接运。为此，1934年冬，阿拉善旗政府派梅林吉兰泰、笋布尔巴图两人率领差役数名，骑骆驼到百灵庙，将电台及所有工作人员一起接来。王枕华和电台的到来受到达理札雅的热情欢迎，待为上宾，王亦性情温顺，善于逢迎，对达毕恭毕敬，得到达的欢心，因而不久即成为达的亲信，依为心腹，凡事言听计从。
德王派来的电台是50瓦特收发报机，以蓄电池供电，配备汽油发电机一部进行充电。电台地址在定远营城内头道巷西端路南陈玉峰房院内。电台首先与百灵庙取得联系，不久又与北平德穆林旺楚克建立了联系。宁夏的马鸿逵则因与达理札雅是世交兄弟，尤其省旗毗邻时有纠纷发生，为方便双方之间经常能直接对话，又与宁夏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后来班禅活佛由百灵庙途经阿拉善旗留住数月后前往青海省玉树，也和阿拉善旗也建立了经常的电讯联系。同时因达理札雅喜爱走马，青海是出马的好地方，故达理札雅与青海主席马步芳素有往来，此时也以电台通讯。此外与在西安的驻军中央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也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上述各处通电都有专用密码，往来电报是由王枕华亲自译出交达理札雅阅后处理，与百灵庙还订有蒙文密码。
王枕华来阿拉善旗之前因情况不明，能否站住脚开展工作尚难预料，故将其家属暂留归绥（今呼浩特市），而来阿拉善旗后很快得到达理札雅的亲信厚遇，公私关系都奠定了基础，可以长期住留，王忱华遂即准备去归绥接眷。当时阿拉善旗设立的学校正感课本缺乏，需在北平购买，达王过惯都市生活，也准备在王府内安装电灯（以前用的是煤油灯），器材也须在北平购买。此外为了促进阿拉善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需在北京招雇1名石印工人来阿拉善旗开设印刷局，解决印刷问题。达理札雅把上述各项任务交付王枕华办理，使王一面去北平为达办事，并向住在北平王府的太福晋请安及面禀家务诸事；一面回来时在归绥接眷，前来定远营定居。1935年春，王枕华启程去北平，买回一批课本教材，阿拉善旗小学和女子小学才开了学，又采购了石印机，招来了石印工人田子扬在定远营开设一个石印局，解决了阿拉善旗的印刷空白问题。王的妻子杨秀梅来阿拉善旗后即充任了女校教员，王本人也兼任了阿拉善旗小学教员。王府内安装了电灯，用汽油发电机充电，以电瓶蓄电。以上是王枕华来阿拉善旗后为达理札雅和阿拉善旗文化教育事业所办的第一任务。
无线电台成立后，达理札雅深感无线电通讯技术必须要有本旗“自己人”掌握才能运用自如，否则通讯不能自主，势必受制于人，于是选派阿拉善旗青年罗艾立肯木巴图（汉名罗锐麟）、张宏达、张元忄尉3人到电台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同时，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又选派魏文锦、罗甲木苏去石印局跟田子杨学习石印技术。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在阿拉善旗小学读书，只能利用早晚和星期日学习技术，后来只有学习无线电的3人学成参加了通讯工作，其余均未学成，小学毕业后继续外出升学，然后回旗派任其他军政工作。
总之，自从王忱华来阿拉善旗建立了无线电台，达理札雅的外部联系畅通无阻，政治上似乎有了目标信心，并得到王枕华的参赞和帮助，对内（阿拉善旗内部）也大兴大革发愤图强。阿拉善旗社会面貌大大改观，古老而封建落后的阿拉善旗开始接触新潮流（政治方面）、新文化（教育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班禅活佛莅临阿拉善旗所起的作用
西藏的活佛班禅和达赖喇嘛同为中国喇嘛教鼻祖宗咯巴的两大弟子，班禅相传至20世纪30年代已是第九世。自古以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日喀则，而全藏政治中心（政权）则在前藏，前后藏历来不和，历史上常有武装冲突发生，互有胜负。例如第六世达赖曾被迫出走到阿拉善旗流浪唪经，阿拉善旗蒙民得知是达赖喇嘛，对其虔诚顶拜，奉为南寺至尊，后来也未能返回西藏，圆寂于阿拉善旗承庆寺，后迁止南寺制成“木乃伊”，筑一金塔（包金）接受香客拜祭，直至“文革”期间始被拆除。1923年9月班禅又因前后藏发生冲突被逐离藏，流亡北平、东北、南京等地，欲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军武装护送回藏，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时无力满足班禅的愿望，达赖得到英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支持，对国民政府采取对抗态度，班禅只得滞留内蒙古。1931年至1934年，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锡、乌两盟为班禅盖了庙，请班禅暂住唪经，等待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准备就绪后再行护送班禅回藏。德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借助班禅在宗教上的威望笼络蒙古民心，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班禅则因得到德王的虔诚贡奉，也对德王怀有好感，赞助德王的“蒙古自治”事业。于是1935年班禅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先到青海省玉树县居住。
此时，德王的声势正在步步扩大蔓延，并与日本暗中接触往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同时蒙政会虽然已告成立，实行了蒙古“地方自治”，而在财政、税收及自治权限等方面，德王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发生了龃龉，有被日本拉走的可能，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愿德王再对班禅进行控制，以免德王的威信膨胀更加难以控制。1934年冬，班禅由百灵庙启程，途经伊盟鄂托克旗来阿拉善旗再赴青海，抵达宁夏后达理札雅派员前往欢迎，敦请班禅前来阿拉善旗唪经，接受全旗蒙民的顶礼膜拜。
班禅一行共数百人，其中左右主事的堪布喇嘛20余人，军乐队数十人，武装侍卫队1个营，以及无线电台、汽车队等，庄严肃穆气势雄壮，浩浩荡荡来到定远营。阿拉善旗以最高宗教礼节欢迎了班禅。自南梁坡、三道桥、二道桥、头道桥进城直到王府西阿斯门，全部街道都以黄土铺垫、清水泼洒，并因班禅是活佛，人间之尊，身份至高无上，不能由城门入城（因城门楼上有人走过），计划用砖茶摆上阶梯让班禅从城墙上面通过，后因没有那么多的砖茶未能做到而入城，下榻于王府的大上屋（达理札雅的佛堂），室内四壁全用黄缎围挂，地板上铺黄毯，庄严隆重非同凡响。此外班禅通过的街道上要“禁街”，不许任何人来往走动，为此旗府选派最能干最厉害的“达尔古”（头目）杨达布花藏吾执行铺街和禁街任务，杨奉命后雷厉风行，按户抓差很快把街铺好。当时定远营尚未见自行车，只有杨1人骑自行车执行任务，由于禁街彻底，杨达布花藏吾得到达理札雅的大加赞许。
班禅莅旗以后，全旗36个巴格的大部分蒙民，不分男女扶老携幼在数月内陆续来到定远营，向班禅叩头礼拜、敬献哈达及牛、羊、骆驼、元宝、银元等，有些老人病弱不能行动，甚至气息奄奄，也由家人亲属设法驮到定远营向班禅叩头，恳求班禅用手摸一下头顶，赐求幸福安康永住。
给班禅叩头时，班禅坐在城内延福寺大殿内的宝座上，叩头的人们则一个跟在一个后面，横贯而入，按次序到班禅面前跪下叩头。班禅在每个人头顶上摸一下，并赐一条红线绳戴在脖子上，跟随达理札雅前去叩头的官员，戈什哈则是一条红缎条，这叫“藏嘎”，系由班禅念了经的，中间结有一个结子，据说戴在人身上能消灾免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死后因有红线在身牵引可入天堂，也能保六畜兴旺。旗民给班禅叩头必须经过旗政府这一关，记得每人得给旗政府交1枚银元方可到班禅面前叩头，旗政府将收得的3万多银元献上班禅带走。班禅在阿拉善旗居住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为班禅建立了“西陲宣化使公置”，并加尊号为“西陲宣化使园觉大师”。
当年过春节，达王府内晚上点的是汽灯或煤油灯（此时尚未安电灯），从北平运来的火酒（即酒精）作为燃料，由一名老戈什哈魏光瑞专职负责点汽灯，擦煤油灯罩。正月初某日下午4时，魏照例要为汽灯加油（酒精），5加仑的酒精桶打开倒酒精，桶口不像现在的螺丝扣，而是个小圆孔，孔上盖一片比孔稍大一点的铁片，周围以锡焊封，焊口时要把焊烙铁烧红加锡融化。王府前上屋一进门地中央就是一个大火炉，魏就在炉边操作，本来烙铁不能烧得太红，否则就会着火，孰料他把烧红的烙铁往口上一放，因烙铁温度过高将酒精点燃，霎时酒精桶爆炸，将魏掀倒在门外。酒精扑满全身，其穿的是棉长袍，束着腰带，扯不开脱不下，成了一个火人，头上火苗高尺余，忍耐不住只得在院内乱跑，可能跑起来火苗向后，面部好受一些，人们随后追赶不上，而且全身有火，无法抓扯，直到最后来了很多人才将魏按倒在地上把火扑灭，结果魏仅头顶戴帽部分尚稍完好，其余全身伤势严重。当时又无医院，只好在王府东院腾出一间房子，抬去抢救。经王爷的御医金风臣大夫精心医治，亲自护理，始得九死一生。
前上屋酒精桶爆炸，酒精喷上顶棚，很快将屋梁烧着，浓烟滚滚火势甚猛，火是从门口烧起而门被封住，人们无法进入，窗户外面装有铁纱叶十分坚固，人们找来工具将窗户打开，开始分头救火。一部分人提水，一部分人要从城外往来运水，前上屋东半边是饭厅和会客厅，西半边是库房储有武器弹药，如将弹药点燃就更为严重，故另有一部分人须从窗户向外搬运武器弹药，幸好人手众多，经过3个多小时奋力搏斗，终于将火扑灭。火灭之后察看情况，火是从中间屋烧起的，按理屋内无风应是向东西两面同时延伸，然而说也奇怪，火只向东屋烧去，东屋的木梁烧去四分之三几乎塌下，而西屋则安然无恙，当时人们就说是因班禅在西院，只有一墙之隔，班禅听到火起，走出室外向前上屋诵经施法，所以火势只向东不向西，并能很快得以扑灭（班禅之神威一时传为美谈）。火灭之后，达理札雅发给凡在场救火人员每人大洋1元，以示奖励，我也得到大洋1元。
1935年春，班禅由阿拉善旗启程前往青海塔尔寺，然后转往青海南边玉树县。送班禅时，和来时一样，走的仍是黄土垫街清水洒道，禁街清道隆重欢送。
毫无疑问，班禅莅临阿拉善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但表现在班禅与达理札雅建立了良好的感情联系（班禅曾赠送达理札雅新式福特小卧车1辆，达亦贡献走马若干匹），而且在阿拉善旗蒙民中起到了团结同心的作用，尤其班禅以活佛至尊莅临阿拉善旗是对刚世袭爵亲政的达理札雅的庇护，降赐福祉非同小可。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促进达理札雅与德王之间的亲密关系。班禅在锡盟、乌盟两盟居住数年，得到德王的尊礼贡奉，自然对德王的事业同情赞助，此次莅临阿拉善旗数月又得达理札雅的尊崇厚遇，这不但是达理札雅和德王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致，也是两人政治立场上的一致，班禅在两人的关系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此时年轻而无政治靠山的达理札雅愈倾向德王，向往德王的事业成功。班禅离开阿拉善旗后，在西宁和玉树居住期间，仍与德王和达理札雅三方有电讯往来，阿拉善旗与德王和班禅几乎每天通报一次，而且使用密码对外保密。由此可知三方自非宗教和感情上的联系，而是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其中班禅所发挥的作用是很难估量的。
五、日本帝国主义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于1934年春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拉上关系，成立了“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5年春，国民党政府批发蒙政会经费、武器、汽车及无线电台等（德王派给阿拉善旗的电台就是其中的一部），奠定了蒙政会的基础，使德王的“蒙古自治事业”迅速发展，势力强大，德王的个人声誉也大大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德王早已和日本帝国主义暗中来往，此时日本扶持下的“满洲国”已经建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满清发祥地满洲重新复辟，蒙古王公的封地封爵原是清朝的赐予，王公贵族的封建思想自然是向往清代“盛世”，留恋清代的富贵尊荣，而反对汉族建立的民国制度，这对德王以及达理札雅等王公贵族来说是一个极大诱惑；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持其现代化洋枪洋炮、战车利舰，称雄东亚，觊觎全世界，“九一八”事变一举侵占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畏之如虎，竟至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要求国际联盟仲裁，美、英、法、苏等也对日本的凶焰无法遏制，任其横行无忌。此时的德王慑于日本势力不可抗拒，迫于日本的威胁利诱，竟也效尤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拉拢妥协，直到最后蒙政会与绥远省在财政税收问题上发生争执，德王与傅作义闹翻，遂以此为导火线，德王愤而抛弃国民党政府，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叛国投敌。先是于1936年1月间在西苏尼特旗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兼政务部长，嗣于3月间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扩大其组织，撤销“蒙古军总司令部”，于5月间在嘉卜寺（今化德县），另行成立“蒙古军政府”，仍由德王亲自总揽军政大权，操纵一切（抗日战争期间又改组为“蒙疆自治政府”，设在张家口，直至日本投降为止）。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要灭亡全中国，而灭亡中国必须首先吞并满蒙，因而日、德（德王）勾结后，罪恶的魔掌迅速伸向所有的蒙旗。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由百灵庙派出日本特务田中久信，由草地秘密潜来阿拉善旗，这是阿拉善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日本特务活动。事先德王由无线电台与达理札雅取得联系并得到达理札雅的同意。
当时达理札雅在政治上还是墙头草两面倒的态度，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立场。因为百灵庙方面的德王距离阿拉善旗太远，中间有绥远省和河套地区相隔，如果明目张胆的和百灵庙合作，恐惹恼国民党政府会遭到镇压，而且宁夏省与阿拉善旗毗连，被马鸿逵发觉也属不便。而拒绝日本人前来，又恐德王有日本帝国主义为后盾，将来统一了蒙古更难对付；此外，达穆林旺楚克在北平和日本人也有所接触，北平与阿拉善旗之间每天都有电讯联系。王枕华台长系由德王派来的联络人员，他的主张自然也是倾向百灵庙的。达理札雅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只得同意田中久信秘密前来阿拉善旗。田中久信到达阿拉善旗之后，首先与达理札雅会面，达理札雅一面将田中久信安置在定远营祥泰隆商号内居住，一面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电报请示如何处理，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人在中国到处横行，却“无权”过问（当时居住中国的日本侨民及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侨民都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也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对于达理札雅的电报并无具体指示，复电模棱两可，便命达理札雅自行“相机应付”，这就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也使达理札雅的两面做法得以顺利施行。田中久信立足之后，即由王枕华的电台和百灵庙取得联系，每天都有电报往来。不几天即有一架日本飞机由嘉卜寺机场降落在定远营城东老陵滩，机上载来日本人、汉奸等约30多人，在祥泰隆商号内正式成立了日本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名恒田六郎。此后每天有一架飞机上午飞来，下午飞去。特务机关内设有无线电台，定远营那时没有发电厂，电台是用蓄电瓶以汽油发电机充电，架设了很高的天线，附近居民及来往行人都能清楚地看见。发电机的隆隆声响人们也能听得到。日本特务机关自备电台以后即不再由王枕华的电台发报。不久日本人看准定远营西郊双山子下面的一块平地（今驼绒厂），要修筑正式飞机场，经旗政府同意并代招雇民工迅速完成。从此每天来机即由此新机场降落。飞机除载人外还运汽油及汽车部件轮胎等，准备在阿拉善旗装配汽车（后未来得及即被赶走）。
日本在阿拉善旗成立特务机关不久，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头目坂垣征四郎（中将级）由嘉卜寺飞抵定远营视察特务机关的工作，坂垣征四郎是上午10时飞抵定远营，因事先即有联系，达理札雅派亲信副官张元忻前往机场迎接。当时阿拉善旗未派汽车，是用走马将坂垣征四郎接到王府前上屋与达理札雅会谈的。会谈的内容主要是日本特务机关要在定远营长期驻留，逐渐扩大，并要求达理札雅参加到“大东亚共荣圈”内（投靠日本），与德王合作，亲善日本，接受日本的“保护”。当时达理札雅考虑到，阿拉善旗的地理环境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直接受到宁夏省的控制，与日本势力控制的百灵庙相距遥远，同时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不敢立即答应坂垣征四郎的要求，公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先将坂垣征四郎来阿拉善旗一事通知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宁夏省的马鸿逵请示对策，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闰主义的侵略行径仍然采取放任主义，仅派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前来阿拉善旗，与达理札雅共同会见坂垣征四郎，企图以“亲善”的姿态与坂垣征四郎妥协敷衍了事。坂垣征四郎在会谈中鉴于达理札雅对问题不作肯定具体答复，模棱两可，十分不满，大发脾气，并施展野蛮手段对达理札雅威胁，特别对刘柏石态度更蛮横之极，结果会见不欢而散，坂垣征四郎遂去祥泰隆商号内日本特务机关会见他的部属，指示以后如何开展工作，对达理札雅进行控制。会见完毕坂垣征四郎乘飞机离开阿拉善旗。
特务机关内有个叫龟野的日本人，搭乘宁夏省来阿拉善旗办事官员的汽车前往银川与马鸿逵会晤。第二日宁夏省方将龟野送回定远营。可是随后不久即闻司机被马鸿逵下令枪毙，罪名是私将日本人载来宁夏，这位司机真乃冤哉乎也，天知道日本人龟野搭乘汽车是经乘坐该车的省方官员许可的。
很明显，马鸿逵冤杀司机的目的是给国民党蒋介石看的，表明日本人在阿拉善旗设立特务机关，那是达理札雅的事情，与我马鸿逵无关，我的司机把日本人拉来银川，我把日本人送走，司机枪毙，我马鸿逵是坚决抗日的。
马鸿逵的先辈马福祥是著名的北洋军阀，善于钻营拉拢，举凡满清遗老、蒙族王公、各省军阀政客，以及国民党蒋介石都能拉上关系，为民国史上历久不衰的风云人物。马鸿逵托其父的福，青年统兵，也曾戎马倥偬，在军阀乱战中纵横捭阖左右中国政局，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外阿拉善旗与宁夏毗连，地广人稀物产丰富，马鸿逵为扩张地盘掠夺财源，对阿拉善旗这块毗连宁夏的“宝地”垂涎已久，马鸿逵与达理札雅虽亦为亲密“世交”，而因权利所在生存所系，马鸿逵与达理札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自从达理札雅回旗袭爵执旗政以来，省旗争执时有发生，马鸿逵无时不思打击摧残达理札雅，达理札雅亦深知马鸿逵的野心，时刻警惕防范，双方都向国民党蒋介石告状。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年轻无知缺乏政治经验的达理札雅，与老奸巨猾的马鸿逵，所采取的作法虽然大不相同，虽然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环境、历史背景及势力强弱种种条件之不同所使然，但因此给了马鸿逵以可乘之机，以致最后阿拉善旗遭到马鸿逵的武装蹂躏，则是达理札雅所始料不及的。
六、关麟征部进驻阿拉善旗定远营
1936年冬，傅作义在绥远奋起抗日。11月中旬一举击溃进犯绥东红格尔图之敌，接着即对敌人在绥远的战略要点百灵庙发起进攻，300里雪夜长途奇袭，于1936年11月24日全歼守敌，收复了百灵庙。此时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蒋介石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于11月下旬下令调遣嫡系部队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率部前来阿拉善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二十五师到达定远营后，即行修筑军事工事，向飞机场采取了包围形势，限期迫令日本人全部撤出阿拉善旗。当时驻在阿拉善旗的日本人鉴于日本军队在百灵庙受挫，二十五师来势不善，甚为恐慌，尤其与日本人一起前来阿拉善旗的汉奸、蒙奸，深恐遭到军队惩办（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中国政府对日本人还未进行扣捕，但对汉奸、蒙奸则可公开捕拿惩办），于关东军到后全部乘飞机先行狼狈逃走。日本人每天来一架飞机载运特务机关的人员和物资，有时还来两架飞机转运，二十五师的期限是12月上旬撤完，约在12月8日人员已经撤清，剩下少量汽车轮胎、部件及一部分汽油，因限期已到未能运走，交由达理札雅接收。
蒋介石其精锐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前来阿拉善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准备长期驻防阿拉善旗，用意有两个方面：第一，防止阿拉善旗与德王勾结引日本势力深入西北边疆；第二，借机对宁夏的马鸿逵起到牵制的作用。亦因蒋介石一方面防备马鸿逵与日本勾结，与国民党政府离心，另一方面则恐马鸿逵并吞了阿拉善旗，势力膨胀更难控制。所以“中央军”进驻阿拉善旗，马鸿逵忧心忡忡，不但并吞阿拉善旗的美梦破灭，而且在他的腹背多了一个钉子。然而中央军却是前来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切断达理札雅与德王的联系，防止阿拉善旗投敌，名正言顺，马鸿逵虽不称心，但也无可奈何。而达理札雅对中央军的到来则是诚意欢迎。其一，不致得罪日本人和德王，赶走特务机关是中央军不是阿拉善旗；其二，中央军驻防不需地方负担，军纪严明不骚扰百姓。例如某次该师士兵集体到澡堂洗澡（私人营业澡堂），听到集合号响穿衣时误将一条毛巾穿在衣内带走，澡堂人员向师部反映丢失一条毛巾，副师长杜聿明亲自检查，结果在一个士兵上衣内查出毛巾（士兵还不知道），为了显示中央纪律严明，集合全师士兵下令当场把该士兵立即枪毙，达理札雅闻讯亲向杜聿明说情竟毫无效果；其三，马鸿逵对阿拉善旗虎视眈眈，经常寻衅，直欲产除达理札雅而后快，有中央军驻旗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因而自该二十五师驻防阿拉善旗未久，达理札雅与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都相处融洽，双方还感情颇佳，关、杜两师长执行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政策——拉拢怀柔，赠送阿拉善旗武器数百件，达理札雅也回赠两师长骏马数匹，这是达理札雅第一次与国民党高级人员接触，直到若干年后达还经常称颂关、杜两师长开明大度难能可贵。可惜事有凑巧，正在二十五师驱走日本特务机关后不数日，突然爆发“西安事变”，关麟征、杜聿明率部于12月20日夜悄然撤离阿拉善旗开赴陕西营救蒋介石去了，天明后人们发觉中央军走了个净光，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五师的撤走，对阿拉善旗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征兆，尤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无暇他顾，中国的政局又是动荡不定。达理札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以对抗马鸿逵的设想又告落空，此后处在宁夏马鸿逵的势力范围内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但对马鸿逵来说，中央军撤离阿拉善旗则正中下怀，喜出望外，不但背后的钉子一旦拔除十分痛快，而且蒋介石被扣，南京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吞并阿拉善旗的野心也可如愿以偿。于是机不可失，立即请示国民党政府，阿拉善旗日本人虽被赶走，但不可无军队驻防，否则日本人还会再来，况达理札雅与德王仍有联系，后患难免，请调他的军队驻防阿拉善旗以策安全。然而国民党政府考虑到，如果调派马鸿逵的军队驻防阿拉善旗达理札雅势必坚决反对，弄得不好，达理札雅可能被迫立即投靠日本或德王，反而不美，同时马鸿逵控制了阿拉善旗如虎添翼，亦为中央政府所不欲，因而决定改派八十一军马鸿宾部的一个团开进阿拉善旗定远营驻防。该团团长叫马赞良，后由张海禄继任。马鸿宾与达理札雅欣然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决定，而马鸿逵阴谋的未能得逞则大失所望，只因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并未立即被处死，南京国民党政府扬言要对事变“祸首”、“叛将”杨虎城、张学良进行“讨伐”，国内外各种势力则对事变进行调停，要求以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仍在全国发号施令，故马鸿逵虽感失望，而仍不敢轻举妄动，只得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张海禄团驻防定远营后，为了与宁夏通讯方便，银川和定远营同时成立了电话局，由马鸿逵派两名电话兵韩福钧、王殿英来定远营管理业务，名义上是为达理札雅与马鸿逵联络之用，实际则是军用电话。当时宁夏的电话均属马军统一管理，马鸿逵的用意仍在继续注视达理札雅的动向。盖因国民党政府对于宁夏省和阿拉善旗的控制采取的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使旗省对立相互牵制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法，这次拒绝马鸿逵的要求而改派马鸿宾的张海禄团驻防阿拉善旗，又是这一手法的具体应用，以致省旗之间更加相互猜疑，激烈的矛盾斗争从此开始。
七、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设军事专员办事处
绥远百灵庙大捷，全国民众抗日呼声高涨，要求惩办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才派二十五师前来阿拉善旗驱走日本特务机关，接着发生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国内政治形势为之焕然一新。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安定后方巩固国防，对于宁夏省和阿拉善旗十分重视，于1937年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派驻阿拉善旗定远营军事专员办事处”（地址在定远营西关，今第五小学东），该办事处设少将专员1人，专员为郑子献，另有校级秘书1人，科长2人，尉级副官数人，办事员若干人，武装警卫1个班，配备无线电台与南京联系，台长陶达三。其主要任务：第一，监视阿拉善旗与德王（包括日本）的联系；第二，监视阿拉善旗有无与共产党活动和与外蒙古来往；第三，监视宁夏马鸿逵和日本人来往；第四，调和省旗纠纷。
郑子献到任后与达理札雅相处极不投机，原因是郑以中央所派大员自居，负有监督阿拉善旗的责任，官架子十足，盛气凌人，对达颇不尊重。尤其认为达理札雅有勾结日本人行为，一切应该服从军事专员的节制支配，更为达所不能接受。达理札雅自认身为亲王，一旗之尊，骑马可上金銮殿皇帝也不在乎，军事专员不过是个少将，卑职小官微不足道，尤其阿拉善旗地处西北边陲，国民党政府远在南京，鞭长莫及，对阿拉善旗难以控制不足为惧，况日本人前来，阿拉善旗曾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请示，遵照指令处理。随后二十五师来阿拉善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阿拉善旗亦曾表示拥护，不承认有勾结日本人行为，军事专员以中央势力欺人太甚，决不接受；因而郑与达互相顶牛，各不相让，关系极为恶劣。
定远营西关有个姓阎的小商人，山西人，经营磨房和醋房生意。阎的妻子李存存颇有姿色，与阎是老夫少妻，阎对她是一切顺从。李存存则不安分，任意结交男友公开来往，阎亦对之无可奈何。有一天李存存忽到王府总管张仁家中，向张透露，军事专员郑子献教她说，南寺前面的馒头山上有神，远看有什么，近看有什么。原话是段顺口溜，说来活灵活现，内容大致是说馒头山上出现神灵，对阿拉善旗的祸福有关，旗王应该前去拜祭，以保平安云云。继而李存存密告张仁，郑子献的目的是赚王爷去南寺，军事专员办事处派人半路埋伏要把王爷打死。张总管听到此种情况，非同小可，立即禀报达理札雅，将李存存拘押于理事官厅（当时叫堆子即法院），派专人看管，饮食则给予优待。至于达理札雅与旗政府协理章京等主事官员怎样研究这一问题，作出什么决策，事关重大机密无从具体得知，但为时不久即将李存存释放。李存存放释后，多次到军专处门口，扬言郑专员曾到她家住宿过，没有给钱，她来向郑专员要钱（这可能就是旗政府的对策吧）。而如此当众宣扬，使郑专员颜面扫地无法立足，只得悄然离去。郑专员离职后，旗政府少不得向中央报告一番。中央派来的高级官员竟是这样的不肖之徒，阿拉善旗实难为力（挽留），请求中央审查裁夺澄清。然而郑子献是个会说话的人，他怎能甘心受此侮辱，回南京后自己不免也要向军事委员会（全国最高统帅机关，蒋介石亲任委员长）陈述达理札雅如何反对中央，指示妓女到军专处门口闹事，目的在驱逐中央机关，以便和德王勾结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恶劣行径。年轻的达理札雅万没想到为了一时的快意，驱走军事专员虽属小事，而由此国民党政府留下了达理札雅反对中央图谋投敌（日本）的印象，也为马鸿逵向国民党政府进谗、挑拨离间制造了事实依据，这都是后来阿拉善旗遭受军事蹂躏，达理札雅本人被俘软禁的重要前因和伏线。
郑子献走后，国民党政府再未派遣军事专员前来阿拉善旗，军专处无形撤销，人员撤走，无线电台由马鸿逵派菊光凯为台长接收，作为宁夏驻军通讯之用。
八、1937年阿拉善旗的乌热斯大会
阿拉善旗定远营老陵滩南面有一寺庙名雅尔庙（俗称雅雅庙），每年农历八月初一日举行一次庙会，每逢这个会日，由农历七月十五日起就已开始由延福寺（城内大寺）喇嘛主持诵经拜佛，到八月初一举行跑马会（即那达幕会）。一般的跑马会只有定远营附近的几个巴格前来参加。善男信女向寺内布施，烧香叩拜，祈求佛爷保佑平安。初一那天举行跑马赛、摔跤比赛和跑马射箭，即挖一长100米、宽1米余、深80公分的壕沟，沟左边设两个箭靶，一个悬空，一个放在土台上，沟右边一个箭靶也放在土台上，射箭手骑马在壕沟内疾驰，同时拉弓射箭，连中三箭者奖。这个庙会是阿拉善旗的传统节日，参加者上自旗王、寺庙活佛、喇嘛，下至平民百姓均可，如逢雨水多草场好，羊肥马壮之年，则举行大跑马（“乌热斯”和八月初一的跑马会是不同的），由旗王下令全旗36个巴格都来参加，届时旗王在雅雅庙设起蒙古包多顶，王府人等全体搬去居住半月，尽情游乐。全旗牧民也全家老少驮着帐篷和蒙古包，带上善食、羊只到雅雅庙周围安营扎寨，蒙古包和帐蓬连成一片，人山人海十分壮观。
这年（1937年）达理札雅看到阿拉善旗降雨甚多，草场茂盛，牲畜膘满肥壮，是自他袭爵后的好年景，决定举行隆重的庆贺大典，并打算把他的母亲太福晋、他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从北平接来全家团聚，共享幸福。并想把他的老岳父陶贝勒（载涛）也请来参加女儿女婿袭爵庆贺大典，以表敬意。1937年6月底即派王府总管张仁前往北平迎接，只因张仁走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适逢“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平绥铁路不通车，只得返回。
这次的“乌热斯”大会为时半月有余（农历七月廿一日至八月十五止）始告结束，达理札雅全家都搬去会场居住。因为这次乌热斯跑马大会是专为庆贺达理札雅登基而开，故一切都用清王朝的礼仪进行。达理札雅头戴紫宝石顶帽三眼大花翎，身穿蟒袍，绣龙谱褂，项悬朝珠，足蹬朝靴，神采奕奕地接受臣民的顶礼膜拜。此外跟随达王到会的侍卫人员，除规定穿民国军装的副官人员外，其余也都按清代品级穿着顶戴袍褂行叩拜礼，旗政府亦均搬到会场办公，连无线电台也在会场架设向外通讯。我们几个在王府当差的小戈什哈每人赐给一套崭新的袍褂，顶戴也由铜顶晋升为水晶顶子。
在这半月之内前来参加“乌热斯”大会的人们开怀畅饮，尽情歌唱，并踊跃参加赛马、摔跤、射箭等各项比赛活动，会开得空前盛大。
这次大会还邀请了外宾，其中有额济纳旗的代表苏宝峰，蒙藏委员会调查组代表刘伯石。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也都派代表前来观看。
人们在狂欢幸福之中却没有想到，这次大会为阿拉善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盖以当时（1937年）正值“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鸿逵为了打击阿拉善旗，摧残达理札雅，竟向国民党政府进谏谗言说，达理札雅在全民抗战开始之际，不积极支持抗战，而集合全旗蒙民召开“乌热斯”大会，身穿清王朝的顶戴朝服，按照清朝的礼仪接受臣民的叩拜，是在向全旗臣民宣誓决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复辟满清皇朝。虽然国民党政府并未立即有所行动，但无疑在军事专员郑子献被迫离职之后，马鸿逵的谗言必定发挥作用，对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使用马鸿逵的军队袭击定远营，俘虏达理札雅，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九、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来宁夏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军兴，平津沦陷，日寇由平绥线向西进军，可能波及宁夏省和阿拉善旗。1937年9月间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来宁夏，一面对马鸿逵安抚，使其坚定抗战立场，避免倒向日本；一面察看阿拉善旗的动向，并拟邀请达理札雅赴南京谒见蒋介石，以便拉住达王，团结抗战，因为达王曾与德王的蒙政会亲善，蒙政会也曾向达王拨发武器弹药和无线电台，双方拉拢颇为密切。日本特务机关在定远营停留时近1年，军委会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郑子献被迫离职。此时阿拉善旗的无线电台仍与德王的嘉卜寺“蒙古军政府”保持每天通讯。北平虽已沦陷，而住在北平的达穆林旺楚克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仍与阿拉善旗每天保持通电，所有的电报密码并不机密，宁夏收抄后大都能够破译，达理札雅与嘉卜寺及北平的来往电报内容均为马鸿逵所知悉，马即据以报告国民党蒋介石，建议由他将达理札雅立即逮捕扣押，但蒋介石仍持慎重态度，未即贸然采纳马鸿逵的建议，而特派陈诚前来宁夏察看达理札雅的真正意向。
陈诚抵宁后，即邀请达理札雅去银川会面，达与旗府协理章京等高级仕官会商是否可以接受陈的邀请，结果大家都同意达王前去，特别是副协理罗巴图孟柯力主前去，以便与陈诚一起赴南京晋见蒋介石，当面表明抗日的决心。因为抗战已经开始，平津沦陷，日本军队大举向西进犯，绥远吃紧，宁夏乃西北之门户，阿拉善旗又为宁夏的腹背之地，马鸿逵早就觊觎吞并阿拉善旗这块地盘，历次向中央谗言阿拉善旗勾结德王投靠日本，现在如不去宁夏与陈诚见面，则正坠入马的奸计之中，后果将难以顶料，故极力主张达去银川向陈诚表明心迹，以免马鸿逵的阴谋得逞，使阿拉善旗灾难临头。然而达理札雅胆小怕事，尤其儿女情长，深恐一去不返（被扣），妻儿悲苦，特别是绥西后旗的札萨克因抗日不利被捕，这一消息使达更感不安。达信佛教讲迷信，向南寺活佛问卦（祖拉亥奇），亦云不去宁夏为好。因而不论众人如何相劝，终也下不了决心，最后只好决定改派他的亲信副官张元忻前往宁夏面见马鸿逵，探个究竟再作计议。
张元忻到银川会见了马鸿逵，将达王有所顾虑、不愿来宁夏晤见陈诚的意思向马报告，并说：王爷请求大哥在陈总长面前妥为善言解释。马鸿逵即对张元忻说：你回去告诉达王，现在抗战军兴，阿拉善旗和宁夏都是国防要地，中央特别重视，所以特派陈总长来宁与我和达王见面，都是为了大家团结抗战，别无他意，希望达王免去顾虑，立即来宁共同聆听总长的指示和安排。另外陈总长的意思，如达王愿意可与总长一起赴南京晋见蒋委员长，只要为团结抗战，达王有什么要求（如需武器弹药、经费等），蒋委员长都会答应的。
张元忻回旗后，将上述情况向达王如实作了汇报。达王听说要他去南京更加害怕，认为到南京定会被扣，甚至在宁夏与陈诚见面即有被扣的危险，遂即回音马鸿逵决定不去宁夏。马鸿逵将达王不愿去宁夏的意思报告陈诚，而陈诚坚持要面见达王才好回南京复命，最后由马鸿逵提议：可以请总长到阿拉善旗境内贺兰山麓的长流水，通知达王前来相见，总长的安全由省方派军队保护。然而这样一来，达理札雅断定一定是扣他无疑，愈加不敢答应，于是干脆长流水也不去，回绝与陈诚见面。
马鸿逵一见达理札雅坚决拒绝，避不与陈诚见面，贼心大喜，即向陈诚献谗说：达王拒绝与总长会面，表明过去我向中央的屡次报告属实，目前达王仍与德王及北平的三弟密电来往，决心投敌毋庸置疑，请速将达理札雅扣押，迟则有变，变则难收拾，这一任务可交宁夏就近执行。陈诚回到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主张马鸿逵的建议应当采纳。蒋介石同意陈的主张，于1938年2月间批准下令马鸿逵采取行动。
十、宁夏军突袭定远营
马鸿逵奉命后，自是喜出望外，多年的愿望一旦实现真有难以形容的滋味，事不宜迟，立刻作出安排：首先进军定远营要有个借口，因为大部队不便秘密行动，如被达王发觉，逃入牧区沙漠地带，就成了狗咬刺猬无处下口，不但对蒋介石难以交代，自己扩充地盘也将落空，所以必须作出缜密计划。目前驻防定远营的部队是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张海禄团，不如与马鸿宾商议，把蒋介石的真实使命告诉他，对外则伪称奉中央命令张海禄团要调防他地，改由马鸿逵部接防。这样达理札雅就不致怀疑有军事行动，任务可以顺利完成。于是决定1938年2月24日开始行动，事先通知达理札雅：奉中央命令，阿拉善旗驻军换防，定于2月24日驻防阿拉善旗的马鸿宾军张海禄团另有任务撤回宁夏，由马鸿逵军马宝麟旅何玉魁团同时接防进入定远营。果然阿拉善旗政府接到通知后，并未发觉异样的征兆，认为是正常的换防，只是感到马鸿逵的部队换走马鸿宾部队，使马鸿逵的魔爪伸进阿拉善旗，此后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但碍于中央的命令也无可奈何。遂决定先欢送张团，2月24日派员迎接何团。然后再举行欢迎。当日（24日）达理札雅派亲信副官张元忻，会同张海禄团所派袁营长一起前往南梁迎接何团，但一直走出十里外直至周家田候至傍晚，仍未见何团的部队到来，两人返回。张元忻为人精细，在与袁营长一路接触中，发现在候何团不到，天色已晚之后，袁营长的举止言谈极不自然，躲躲闪闪，十分可疑，于是张回家吃过晚饭后即到稽查局（张为局长），派出王韫德、沈应麟等数人，到定远营四周巡逻，察看有何异样动静。张的用意一是唯恐何团夜间开进，仍须前去迎接，二是怕张团士兵乘换防混乱之际，在定远营偷盗抢掠。王、沈等人在晚8时许天色正黑时巡行至东门外营盘山坡下（现大水库处），忽然发现有白桩晃动，不知何物，即向前走去察看是什么东西，孰料白桩见多人走近便拔腿逃跑，原来是穿白皮袄的人在跑，王、沈等人立即追上前去抓住带回稽查局。张元忻一见抓到的是驻军张海禄团的军人，更觉今夜必然有事。遂将情况立即报告达理札雅及旗政府协理等人。日间去南梁直至周家田迎接换防部队未到，袁营长神情有异，晚间后营盘山边又发现张团派人站哨，事属可疑，深恐今夜有事，建议把抓到的张团士兵带到王府回事处以礼相待，或可吐露一些情况云云。张的建议得到达理札雅的同意，由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亲自打开城门（稽查局在城外），将抓到的张团士兵带到城内王府回事处。回事处对面是王府的大厨房，当即命令厨房置备酒肉招待这个士兵，果然这一招发生了效果，该士兵酒肉下肚之后很受感动，自动开口说，你们这样待我，我真没料到，我实对你们说了吧：我是张团某营某连的连长，今天换防是假，宁夏要调一个旅来包围定远营，抓达王去银川。
白天说迎接换防部队都是放烟幕，部队根本不从三关大路来，而是张海禄团傍晚撤到南梁坡，任务是包围定远营的南面，马宝麟旅的两个团夜间由贺兰山苏峪口小路进军定远营攻取后营盘山，包围东、北、西三面，捉拿达理札雅。我的任务是在后营盘山下站哨，迎接马宝麟的部队当向导，指示包围的方向。这一突如其来的惊人消息，使达王府上下乱作一团，不知如何应付这一事变。达理札雅在王府内召集了旗政府协理、章京、总管以及随从的亲信副官等开了紧急会议（召集这些人都是张元忻亲自到各家通知的）。副协理罗巴图孟柯，提出了一个勇敢而有作为的建议：根据掌握的情况，张海禄团已经布防南梁一带，而东、北、西三面马宝麟旅尚未到来，尤其西面居民很少完全空虚，乘此时机，我们以轻骑由西关出走紫泥湖（沙尔布日都，今锡林高勒）沙尔扎庙，让马军围城扑空，我们则带上无线电台，在牧区向国民党政府报告马鸿逵派军围攻定远营城，欺压本旗，本王（达理札雅）坚决反对，请中央惩办宁夏马鸿逵，武装阿拉善旗蒙民参加抗日，这样一可表明阿拉善旗并未勾结德王投靠日本，中央纵容马鸿逵陈兵阿拉善旗实属荒谬；二可将马鸿逵置于进退维谷之境，阿拉善旗达王并未向绥远德王处逃跑，而是在牧区向中央联络陈述冤屈要求抗战，且看马鸿逵如何向中央交代，中央又如何处理这次事件。
达理札雅没有采纳罗的建议，而是采取了一个坐待侥幸的办法，决定坚守后营盘山和定远营城，等候马家军到来看其如何举动，再作计议。决策后由两位协理——罗恩凯巴图和罗巴图孟柯领首进行军事布置，斯时正值正月二十五日春节刚过，阿拉善旗兵役制度是轮流换班，每班3个月或半年，春节过后正是换班时节，下班的已去，上班的尚未到齐，因为“太平”已久，制度也不严格，正是兵员缺乏的时候，遇上此种紧急情况，确感左右为难。两位协理一个是保安总队长，一个是副总队长，在总队部召集全体士兵，上班者不足百人，留下守城而后营盘山无人防守，抽人上山则守城人数又过少，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延福寺的喇嘛召来，也只有10余人，再加上军号10余人，七拼八凑共计27人，派上后营盘山。上山不敢开城门出走，而是由后城墙用绳子把人吊下去，再把枪支、弹药吊下去，爬上山分布在3个营盘里防守。其余不足百人的保安队全部调上城墙戒备迎敌。
是夜（24日）11时后，我家尚未就寝，忽听院内有人上了房，我和父亲出去一看是军队，我父不知何事而对他们发牢骚说，军队太不像话，我家院门关着，也不打招呼就爬墙上房。这时军士中有一人答话，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你们不许出来乱走动，进屋睡觉，什么事明天就会知道的。我把父亲劝回屋说，事情有异，不能再和人家争执，明天看情况再作计较。即而由窗口看去。我院各房顶上都有士兵站哨，至下半夜一二点钟枪声大作，显然是双方开了火，枪声时紧时松，持续了约两三小时才逐渐停止，我家一夜也未敢就寝。
原来事变的当夜（24日）一二点钟，马鸿逵的警备第一旅由旅长马宝麟率全旅两个团（何玉魁团和王有禄团），抄捷径小路苏峪口，樊家营子偷偷开进定远营，从老陵滩、柳树沟往西一直到西关把定远营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布置就绪后即开始向营盘山发起进攻，凌晨2时许至拂晓向山上3次猛攻，均被27个兵和喇嘛击退。交火后两位协理一个率保安队官兵坚守城的东、南、西三面，一个在北城墙上往后营盘山上运送子弹，指挥坚守营盘山。王府内则有总管张仁、副管张元忻、张倚和府内居住的老戈什哈张根敦及其妻王妈、儿子张宏达，还有张元恒、魏双贵、李福海及其妻小罗等10多人陪侍达王全家，等待命运的安排。枪声紧急时，唯恐敌人炮轰城内王府，临时又决定达王全家暂避到李福海家中住宿，以防万一。
次日早晨，守在我房顶士兵班长向我们提出，把后院的两间仓房腾出让士兵在里面休息，并命令我们只许在院内走动，不准走出院门。从军士的言谈中我始得知是包围定远营城扣捕达王去宁夏。过一二日军士们较熟悉后，又告诉我们，街上各处都有岗哨戒严，白天一般老百姓可以走动，达王府内及旗政府的职员都禁止出院门，而且有军士在院内监视。
另外，当天（24日）夜里还有两件事尚需说明。第一，当晚九十点钟时，张元忄尉（无线电报务员）收到北平来电，面交达王（以往北平及德王的电报都是由王枕华译送，当时王不在），达即将密码本交张翻译，该电系北平达穆林旺楚克发来的，内容是让达王伪称福晋有病，到阿贵庙代母诵经祈祷。何时去，先告北平，我派飞机（日本飞机）去接。张元忄尉将电报译后呈交达王，达王看后大惊，对张说，此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许对任何人泄漏。张答，既然不信任我，以后不再代你译电就是。达说：我是嘱咐你而已，你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了。由此足见当时达王的慌乱情绪，原因是达王将阿拉善旗的形势及他的处境与北平通电互相研究对策，马鸿逵收抄无线电报破译有所发觉。第二，1937年秋有人为达王介绍一位武术艺人，回族，名叫马子良，住在王府内给达王教武术，并兼保镖，达王很高兴，除自己每天锻炼外，命我们年轻的戈什哈也每天早起跟马子良学武术。定远营被包围的当天夜间，达命人去叫马子良来身边保护，而马子良却早已不知去向，这才发现马子良是马鸿逵派来的奸细，知道今夜有行动事先离去。
第二天清晨，马家军在南梁街马金虎的万盛店内（今土产公司）向城内发射迫击炮，目标是轰击电台和总管张仁的家。打电台是为切断阿拉善旗与德王及北平的联系，打张仁的家则是由于达王听张仁的话私通北平（日本）。共发射10余发炮弹，都落在城内后山坡刘延庆家门口附近（即城内西北角）。炮轰的另一目的是进行威胁，使达理札雅听从摆布。在马军开炮时有几位有声望的回族老士绅马金虎、周四爷（周生祥）等（都和马军的首领是同族又系亲戚）跪在炮前恳请不要打炮，派人进城接头和平解决。停止炮击之后，即派定远营商会会长王兴斋（永盛和商号经理），叫开城门到电台告诉台长王枕华，军队叫把电台交出，否则即用炮打平。此时王枕华正在收报机上与马鸿宾的电台通报，王见会长进来即将耳机交给报务员张元忄尉继续收报，自己即与王兴斋接谈。张收抄完毕拿上电报和王枕华一起去王府见达王，到王府时正好达王也接到马鸿宾打来的电话，马鸿宾首先要求达王先把后营盘山的喇嘛兵撤下缴枪，其他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其次是交出电台，张元忄尉刚刚才抄收的电报内容也是撤喇嘛兵，交出电台。为什么对二十几个喇嘛兵如此重视？后来据参加打后营盘山的军士们说，他们打营盘山几个小时未能攻克，只见山上全是黄人黄马，非常踊跃，夜间马家军见状未敢轻举冒进，所以第二天头一条就提出撤掉喇嘛兵什么都好办。自此阿拉善旗即有迷信传言，说那夜关公显圣（后城墙有关帝庙香烟颇盛），实则乃马家军，怕死怯战罢了。
经马鸿宾从中斡旋，达理札雅同意撤掉后营盘山的喇嘛兵，交出无线电台，是日上午即将电台交由军队接收，并派罗巴图孟柯副总队长陪同马家军团长何玉魁、王有楼到后营盘山，将守营的27名喇嘛兵叫出当面缴枪。可是何、王二团长不相信，质问罗副总队长：山上就这几个人吗？你们不要捣鬼，山上一定还有埋伏。罗副总队长遂带领跟随前来的1个营长（马军）走进3个营盘里查看了一遍，该营长回报二位团长，营盘里确实什么也没有。二位团长当场顿足后悔说：这几个人还用枪打，不放枪也上去了。这天国民党中央还派一架飞机飞临定远营上空盘旋侦察配合助威。原因是有情报称，定远营周围牧区来的蒙古兵帐篷都下满了。另外马家军还指明，要达王把北平来的电报交出（即24日夜的电报），因为阿拉善旗与德王及北平来往的电报马军利用接收军专处的电台都能进行抄收，并研究破译，能够大致获悉电报内容，达王便命张元忄尉将电报中的阿贵庙改为南寺，派飞机改为坐汽车前往，然后重新抄录，送交马家军。
包围定远营的马家军总指挥是马腾蛟师长，当日（25日）在三道桥同心店（今副食品加工厂）门前召集老百姓讲话，大意是，马主席和达王之间发生了误会，不日达王就去宁夏见马主席，他们两人一见面就啥事也没有了，希望大家不要惊慌，各安生计，这次事件与你们老百姓无关。
不过虽然阿拉善旗已经撤掉喇嘛兵交出电台，作出了让步，但马家军仍在围城，问题还没有澄清解决，为防军队炮击城内王府，是夜（25日）达理札雅一家仍寄宿李福海家中。
十一、马鸿宾来阿拉善旗斡旋，达理札雅被扣银川
1938年2月26日，马鸿逵派军袭击定远营的第三日，因阿拉善旗已经撤掉喇嘛兵，交出电台、电报，作出了妥协让步，围城的马家军未再进攻，双方成了相峙状态。马鸿宾与甘肃老太太（马鸿逵的生母）同时由宁夏分乘数辆汽车前来阿拉善旗，在定远营南梁街万盛店内下榻，以电话通知城内达理札雅，达即偕同福晋及女儿们出城到万盛店拜见“伯母”（达与马逵鸿是世交兄弟，故达对马母称伯母，此前双方内眷亦有来往，相互熟悉），并与马鸿宾会面。达理札雅见了伯母首先俯首请安，然后倾诉委屈，不免伤心落泪，老伯母见到侄儿侄媳，也表示非常遗憾，埋怨大侄（达理札雅）“不听话”（不听马鸿逵的“劝告”），拒绝到宁夏见陈总长，以致闹到这步田地，伯母这次来是为了侄儿侄媳的“安全”，跟伯母去宁夏暂住一个时期，我以老命担保侄儿全家的安全，以后慢慢解除误会，否则侄儿安全不得保障，伯母于心有所不忍，希望侄儿仔细考虑，听从伯母的话，做好准备与伯母一起去宁夏。达理札雅回城后召集旗政府各协理、章京、总管以及所有亲信副官商议的结果，认定马鸿逵的目的就是要解除阿拉善旗武装，虏走旗王，现已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不走是万万不行，既然甘肃老太太亲自前来，以世交之情相劝去宁也较“体面”，不然就成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反为不美，事已至此只得缴枪投降，然后做好准备去宁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第四日（27日）甘肃老太太在马鸿宾的陪同下，进城到王府看望达王全家，表示亲切关怀，重申保证大侄全家安全，达王也感谢老伯母的爱护，愿意跟随伯母去宁夏居住，只是需要准备几天。老伯母慈悲慨然允许，不要耽误太久就好。同时马鸿宾也与达理札雅商定，保安队的武器，留下步枪20支，以作站岗守城门之用，其余全部交出，由宁夏军人接收。会谈完毕设宴招待一番，马鸿宾陪老太太回万盛店住宿。
阿拉善旗在民国后一直仍旧沿用满清的制度和习惯，王爷出门须选择黄道吉日，眼下又在危难之际，此去祸福未卜，更要慎重从事，什么“七不出八不入、九又不吉利”之类的忌讳很多，抉来选去一直延至3月1日（农历正月三十日）才算最佳吉日，遂决定是日全家去宁。
达王在准备全家离开王府去宁夏长期作人质时，精神上是极不好受的。从前在王府内是前呼后拥，一呼百诺，现在则要身入虎穴，前途如何很难预料，安排随从人员甚费踌躇。盖于被包围后居住城外的旗政府职员和王府的戈什哈都被军队关在家里不许外出，与王府隔离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叫谁跟着走，是用命令指定，恐其借故不从有失王爷的威望，是征求自愿，又恐无人相随，则更为尴尬。为此达理札雅夫妇多次相对流泪，难以言状。值此旗难家难正在需人之际，副官张元忻首先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全家跟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张元忻之所以成为达理札雅的心腹亲信乃始于此）。此外总管张仁、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也都表示愿随王爷前去。在此数人的带头下，决心随去的人数逐渐增多，达王始有挑选安排的余地，最后决定：随从人员有副协理罗巴图孟柯，总管张仁、张元忻，戈什哈有张根敦老夫妇及子张宏达，张元恒及妻、魏双贵、王韫德、罗甲木苏等，女侍有张景霞、王喜喜、某某的妈妈。至于旗政则由大协理罗恩凯巴图留旗主持，并与马家军继续协商处理善后事宜。
1938年3月1日（农历正月三十日），达理札雅全家乘坐班禅活佛赠送的福特小汽车，由孙玉科驾驶，随从人员乘拉行装用品的大卡车，由万振标驾驶，出城到万盛店会同甘肃老太太及马鸿宾等一同启程由腰坝、三关前往宁夏，旗府协理罗恩凯巴图、章京陈爱尔德呢巴图（陈宝峰）、梅林章京笋布尔巴图等到城外南梁坡送行，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沿途有马家军的骑兵营、炮兵营严密监护，当日抵达宁夏省银川市，从此达理札雅开始了被软禁的寂寞生涯。
附录一 马鸿宾与达理札雅双方的协议书
马鸿逵军包围定远营城，马的生母甘肃老太太和马鸿宾亲自来阿拉善旗，以马福祥和塔旺布里甲拉的世谊，说服达理札雅携眷赴银川居住。他们到达定远营后，与达理札雅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其中还有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伯石及调查员陈永治往来周旋。经过多次协商，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达成了九条协议，内容如下：
一、城门由旗政府派门岗二名，严禁军队入城。
二、旗政府保留长枪二十支，手枪四支，八音枪两支。
三、请马师长暂留定远营震慑。
四、派巡查官兵维持附近秩序。
五、应驻部队及早决定，双方派员安置。
六、请调查员陈永治从中帮忙。
七、速撤四周防务，恢复交通。
八、由旗府派员赴各地宣传解释误会。
九、旗府在城外设一办事处，驻军一切用品由团部派一军需员接洽。
马鸿宾章
达理札雅签字
三月一日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
附录二 陕西日报登载新闻
事件发生后，陕西省“西京日报”登载新闻，大意说：阿拉善旗达理札雅旗王图谋叛变。蒙古军队集中定远营附近下满了帐篷，中央下令宁夏省马鸿逵部派军迅速宁息，达理札雅被扣押银川。由此可知，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达理札雅的罪名是“叛变投敌”（日本）。盖因抗战正在紧张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各地军阀纷纷投降（日本），汉奸卖国贼到处横行，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大肆宣传阿拉善旗事件，旨在震慑败将投降和各地汉奸活动，以资振作士气及回避舆论的指责。
附录三 达理札雅在宁夏会见马鸿逵
达理札雅抵银川后，曾与马鸿逵见面，表面上两人仍以“兄弟”相称，保持前辈世交的“感情”，马见达的副官张元忻跟随在侧，即指着张问道：张副官本主席对你说的话，你都转达了王爷没有？你看闹到这步田地，叫我也没有办法。张答道：转达了。达理札雅也当面承认已转达了。马鸿逵把袭击定远营的责任完全诿之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命令，装模作样自充好人，这是因方宁夏毗连阿拉善旗，惧怕阿拉善旗蒙古民族反抗的缘故。然而马鸿逵不论怎样施展两面派手法，阿拉善旗民众终也对之恨之入骨，达理札雅以奇耻大辱耿耿于怀，此后省旗尖锐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盖始于此。
附录四 马家军突击定远营当夜的一段插曲
马鸿逵在布置突袭定远营时，所派总指挥是师长马腾蛟，当时命马宝麟的警备第一旅两个团由苏峪口小路前往定远营围城，另派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由三关大路前来定远营沿途设防，以防达理札雅在被挟持来宁途中逃走，或蒙古兵半路劫驾。于1938年2月14日夜间炮兵在先抵达距定远营南10公里的周家田一带，骑兵后到，行至腰坝与周家田之间，先到的炮兵听到马蹄声疑是蒙古骑兵，因事先已奉指示要谨防蒙古骑兵的厉害，须特别警戒，故黑夜里忽听马蹄声神经紧张，距离很远就喊“口令”。骑兵营并未听见马蹄嘈杂声，且知道前面是自己的炮兵并不提防径直前进。炮兵见骑兵不答口令继续前进，认为是蒙古骑兵无疑，立即开枪射击，而骑兵一听枪响又认作是遭到蒙古骑兵的埋伏，亦即下马匍匐路旁还击。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双方只是向着枪声处射击，愈打愈烈，竟至动起了机枪。骑兵方面听到对方的机枪很多，判断蒙古兵何来这多机枪，可能是自己人发生误会了，即命令号兵吹号联络，号音一响双方才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是宁夏军突袭定远营事件中的一段插曲。
附录五 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第八大队长杨艾立肯木为阿拉善旗争光
马鸿逵在突袭定远营同时，曾命令驻在磴口县的骑兵两个团，对阿拉善旗驻守沙金套海的保安总队第八大队包围袭击，企图缴械，因该大队长杨艾立肯木（杨富存）机智多谋、英勇善战，对马家军早有戒备，当敌人来袭时率部奋起反击，未被包围，但因众寡不敌，且战且走撤退到阿拉善旗北部巴音乌拉山、沙拉布隆一带，未伤一人，未失一马一枪，为阿拉善旗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立了特等功劳，为阿拉善旗的蒙古民族争了光（杨富存解放后因系起义，曾任巴盟军分区副司令员）。此外，阿拉善旗政府在中央军二十五师撤走，改由马鸿宾的张海禄团驻防定远营之后，亦曾有所警惕，将多余的一部分武器及重要档案移往牧区带尔肯庙储存，以备一旦有事时在牧区中就近武装牧民支援保安队，这一部分武器及杨艾立肯木的第八大队在事变中未被宁夏马军缴去的武器，为后来的阿拉善旗重整军备打下了基础。
